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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与旅游，紧密捆绑在了一起，要么同生，要么共灭。走上末路的农耕文明，正迫切等待着被工业文明所打救。
杨海波这次“被骂惨了”。
他是湖南新化县水车镇的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新化县紫鹊界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4月22日，紫鹊界举办了一场“保护与开发”的论坛，论坛开始前，多名身着比基尼的模特戴着中国大妈发明的防晒头套（合称“脸基尼”），站在泥泞的梯田里供摄影爱好者拍照。
这条新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头条。“仅新浪页面的评论一天就达到2.9万条，都在骂我庸俗。这真是挺冤的，那只是一个暖场的花絮。”
不过他已经不在乎骂声，甚至对媒体关于紫鹊界的“负面报道”都表示欢迎。“我们太需要社会关注了。”
紫鹊界梯田是中国的梯田“始祖”，与著名的广西龙胜梯田、云南元阳梯田一样，在晨昏的阳光映照下美艳不可方物。2014年9月，紫鹊界梯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在年轻人离开、老人无力耕种的现实面前，梯田正在逐步消失。杨海波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让梯田继续存在下去的路，并且深知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
曾经，为了向自然求得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将稻田越推越高，几乎到达山顶，把稻作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而今天，梯田却在调头往下走，旱化、抛荒。
与老去的农民一样，农耕文明在中国，正加速走进它的桑榆晚景。
4月23日晚上8时许，紫鹊界龙普村6组，70多岁的奉保仁在昏暗的灯光下做晚餐。
因为只有一个人，烹饪方法很简单—先用压力锅煮饭，将熟未熟之际，把蒸汽放掉，置入一小盘菜，再焖上几分钟，饭菜就都一起熟了。
这天晚上，正准备放入菜碟，却发现压力锅盖无法打开，老迈的他在房间里好一阵折腾。
他不由思念起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个儿子在家就好了。
奉保仁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工作，小儿子已经在长沙买了房。他们都不会再回到紫鹊界来生活，老伴去世以后，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耕种着五六亩田地。
紫鹊界非乡非镇，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外人看来，这是由群山、村庄和梯田组成的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美丽的地方，阡陌交错，鸡犬相闻。
但真实的农耕生活，没有任何惬意与浪漫可言。
一方面，耕作难度很大。
路都是陡坡，走上10分钟就能让空着手的人气喘吁吁。在这里当农民，必须挑着沉重的担子攀登仍能健步如飞。虽然能遇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农民，但他们都有强健的下肢，肌肉成块，坚硬异常。一般还有十分明显的静脉曲张，这是长年负重攀登留下的印记。
梯田太狭窄，一切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都显得多余。相当一部分梯田，连耕牛都无法调头，大部分劳作只能靠双臂挥动锄头来完成。
另一方面，收成很差，风险却很大。
由于气温较低，这里的水稻一年只能种一次，平均亩产大约只有平坦地区的六成。亩产1000斤谷子左右，如果全部卖掉，收入为1500元，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所剩无几，甚至亏本。
长石村54岁的老谢，去年只收获了1300斤谷子，血本无归，而今年，他播下的种子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发芽。
水车镇文化站站长罗中山计算，在不考虑农业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农民们平均一天的收入不到20元。
于是，村里留下来的都是奉保仁这样又老又穷的农民，真的是“揭不开”自家的锅了。
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糊口都是第一要务。对于紫鹊界世世代代的农民而言，高山稻作，只因无可选择，居住在“世外桃源”，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无奈。
今天的农民有了选择。
当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相遇，进行“同台展示”的时候，农耕文明彻底落败。
外出打工，年轻人不必在梯田中锻炼出静脉曲张的下肢，就可以在工业的拥抱下获得更好的生活。
人们纷纷出走，梯田一点点被抛荒。长石村支部书记罗崇旺说，村里有1300多人，50岁以下的劳动力，全部在外面打工，全村有870亩耕地，现在抛荒了两成左右。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工业向中国腹地渗透，弃农从工与“背井离乡”、“年轻力壮”之间也没有了必然联系。现在，农民们可以就近帮人盖房子、修水沟，一天至少也有150元的收入，而且这种新的打工方式，对年龄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这意味着，身在农村，上了年纪，一样可以放弃农耕，而选择打工—这给了梯田抛荒一个新的加速度。
龙普村50岁的奉石田就是这样，种田只是为了获得粮食，收入主要来自在家乡打零工。
他说：“我种这五六亩地，基本每年都是亏本的，只是保证粮食不用买。大部分时间打零工，一年能赚4万多元。”
最简单的经济逻辑，让选择也变得简单不过，却让保护这一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梯田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地方政府原本需要操心的是，留下来的老人，耕种能力与体力都在逐年衰退，并且终将死亡，那么若干年后，还有谁在梯田里耕作？而现在，即便老人留在梯田里，也不一定愿意耕作。
“所以我们要一家家上门动员，进行感情游说，跟农民们讲‘祖宗留下来的田不能抛荒否则怎么对得起祖宗’之类的道理，试图唤起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尽可能多种一些。”
杨海波说，这是他这个镇党委书记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一项工作。
对土地的感情并非虚妄，石峰村的邹福坤和郑大姐夫妇，就是靠着对“祖宗田不可荒”的信念，年届花甲还耕种着六七亩土地，“能种多少，就拼了命种”。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长沙工作，夫妻俩一直供给孩子们粮食、蔬菜。郑大姐说，孩子们就喜欢吃自己地里长的东西，味道好，也比市场上买的要健康。这或许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成为了他们种田的动力。
愿意种田的农民，成为了一种宝贵的资源。
郑大姐的儿子说过，50岁以后离开城市，回家种田，这让她很期待，但她知道，这如果不是一个玩笑，就是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诺言。“儿媳妇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回来能干什么呢？”
外出工作的年轻人即便回流，也早已不谙农耕技术。
整个下午，奉石田都在一小块土地上发秧苗。他一边工作，一边给《南风窗》记者讲解作业程序。除草，翻地，碎土，施放有机肥，压平，洒水，搅拌均匀，施放化肥，搅拌均匀，再压平，挖边沟，播种，盖上一层碎土，覆盖薄膜……从开始到结束，一共经历14道工序。
他说，这种功夫，自己的孩子不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干不来，他们甚至已经看不懂黄历。
如果说现在的紫鹊界还是一个农耕社会，也已是一个根系被破坏的农耕社会—依靠言传身教实现技能接续的农业传统，早已无以为继。
罗中山说，农耕文明以个体化家庭劳作为基础，拥有丰富的经验性知识和对农田、工具的支配权的老人，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而今天，这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财富”都已毫无意义。
不仅在紫鹊界，在全国范围内，这都是让老一辈的农民们自感悲怆的事实。
4月22日晚上，奉光华从十几公里外的村子来到龙普村挖草药，住在了老兄弟罗教华家里，他们同龄，都已75岁。两人都会唱山歌，其中罗教华更是远近闻名的山歌能手，嗓音嘹亮，情感丰富。
“这样的歌，你还愿意听啊？”当《南风窗》记者提出让他唱几句的要求时，满面沧桑的罗教华老人竟显出几分忸怩，话语里，这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技能，今天却带着自卑。
从男女调情，到上门拜年，从革命抒怀歌曲，到“不孝女儿愧对娘”，两位老人对着一个手提喇叭，一口气唱了将近一个小时。
奉光华嗓子哑了，唱着唱着突然咳嗽起来，罗教华马上补了位置，接上下一句。有人愿意听，这让他们难得地兴奋，尽管他们知道记者根本听不懂。
罗教华说，在自己这一代之前，农民们都会唱山歌。在梯田里耕作太乏味，唱着山歌可以解解闷，一个人唱起来，不远处就会有歌声回应，阡陌之间，此起彼伏。哪怕只有一个人唱，群山的回响也能让人感觉快乐。
现在年轻人不学唱，也不听老人唱，认为这种歌曲又老土又难听，所以老人们都没有了开口的欲望。奉光华说，自己就是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偶尔还躺在床上唱几句。
罗教华会功夫，能使两把点穴尺，兴致到处，他翻出了落满灰尘的点穴尺，展示了几个招式。他13岁开始学武，因为解放前土匪多，贼也多，会武者可以保三家（自己家、女儿家、亲家家）。“现在没用了，农村，连贼都不愿意来。”
老一辈农民所谙熟的并曾被珍视的技能，正与梯田一起被抛荒。
谁可挽救？
杨海波不愿意用“抛荒”这个词，而用“旱化”、“弃耕”代替，尽管意思差不多，但“抛荒”总会提醒他责任考核上的沉重压力。
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是他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补贴。
43岁的龙普村村民罗田民，现在一个人种着十几亩田地。13年前，他29岁的表弟邹石金车祸去世，表弟媳带着孩子改嫁，姑父姑妈3年前都已离世，一个家庭荡然无存。他把所有的田地都接了过来，如果政府奖励多耕，那么罗田民无疑应该被树为典范，尽管农业对于他而言也是副业，他的主要收入来自做兽医、做电工。
问题是，政府没有补贴能力。
新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辖区总面积达3642平方公里，财政能力有限，而紫鹊界这个政府运营的4A级景区，去年全年的门票收入也仅有200万元。整个紫鹊界有5000多人，即便一分不留，把这些收入全部分给农民，也不足以把他们留在土地上。
按杨海波的话说，对比打工收入，这些钱“还不够他们在麻将台上放一炮”。
“让农民一边受穷，一边给你保护梯田，这是不人道的。”杨海波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提高紫鹊界梯田的收益能力。“提高几倍都不行，至少要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样的愿景，显然远远超出了农耕社会的能力，必须按照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逻辑进行动员与包装。
杨海波说，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想法是，引导城市里的有钱人到紫鹊界来认租梯田，由农民代理耕种，收益权归认租者。继续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种植更有市场价值的农作物品种，同时满足城市有钱人吃上好粮食的心理需求和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现实需求，以此确保梯田景观和遗产的存续。
“我们已经在长株潭、珠三角和北京做过市场调研，感觉反应还是挺热烈，应该大有希望。”杨海波说，关键在于，一定要快。“我们时间不多了，紫鹊界壮美的景观和文化资源，必须迅速被外界所认知。”
更多的矛盾也在滋生。农民们修路、盖房子，正在破坏着紫鹊界梯田的灌溉系统和原始风貌，而这些都是紫鹊界成为体验式旅游景区的吸引力所在。为此，政府只能一刀切地禁止盖房，这让有盖房需求的农民怨气陡生。
罗成质今年41岁，是紫鹊界难得的“年轻人”，他准备干几年，存一点钱就建一座新房子，开个农家乐。但钱还没存够，就不准建房子了，他说起来十分生气。“这是我们的地方，宅基地是自己的，树是自己栽的，现在说都归旅游局管，房子不准建，树也不准砍，凭什么？”
罗友志的情况更现实，他一共4兄弟，都已成家，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必须建新房，但申请一直批不下来。已经打好了地基的，也被阻止。
这种矛盾，杨海波坦言“没有办法协调”。
“现在只能堵住，不让他们建。说实话，在法律上我只能劝阻，法院才有权阻止，但法院裁决下来至少要3个月，你觉得建一座木头房子需要3个月吗？我不预先阻止，到时建好了再给他拆掉，就是要命的事情了，而且我也不忍心这么干，”杨海波说，“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快点找到出路，游客数量快一些多起来。”
梯田与旅游，紧密捆绑在了一起，要么同生，要么共灭。走上末路的农耕文明，正迫切等待着被工业文明所打救。
天已漆黑，山上突然大雾蒸腾，灯光从奉保仁家的窗户透出来，他那苍老的身影，就像放电影一般，被投射在迷离的浓雾中。
杨海波这次“被骂惨了”。
他是湖南新化县水车镇的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新化县紫鹊界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4月22日，紫鹊界举办了一场“保护与开发”的论坛，论坛开始前，多名身着比基尼的模特戴着中国大妈发明的防晒头套（合称“脸基尼”），站在泥泞的梯田里供摄影爱好者拍照。
这条新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头条。“仅新浪页面的评论一天就达到2.9万条，都在骂我庸俗。这真是挺冤的，那只是一个暖场的花絮。”
不过他已经不在乎骂声，甚至对媒体关于紫鹊界的“负面报道”都表示欢迎。“我们太需要社会关注了。”
紫鹊界梯田是中国的梯田“始祖”，与著名的广西龙胜梯田、云南元阳梯田一样，在晨昏的阳光映照下美艳不可方物。2014年9月，紫鹊界梯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然而，在年轻人离开、老人无力耕种的现实面前，梯田正在逐步消失。杨海波迫切希望找到一条让梯田继续存在下去的路，并且深知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
曾经，为了向自然求得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将稻田越推越高，几乎到达山顶，把稻作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而今天，梯田却在调头往下走，旱化、抛荒。
与老去的农民一样，农耕文明在中国，正加速走进它的桑榆晚景。
“揭不开”的锅
4月23日晚上8时许，紫鹊界龙普村6组，70多岁的奉保仁在昏暗的灯光下做晚餐。
因为只有一个人，烹饪方法很简单—先用压力锅煮饭，将熟未熟之际，把蒸汽放掉，置入一小盘菜，再焖上几分钟，饭菜就都一起熟了。
这天晚上，正准备放入菜碟，却发现压力锅盖无法打开，老迈的他在房间里好一阵折腾。
他不由思念起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个儿子在家就好了。
奉保仁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工作，小儿子已经在长沙买了房。他们都不会再回到紫鹊界来生活，老伴去世以后，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耕种着五六亩田地。
紫鹊界非乡非镇，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外人看来，这是由群山、村庄和梯田组成的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美丽的地方，阡陌交错，鸡犬相闻。
但真实的农耕生活，没有任何惬意与浪漫可言。
一方面，耕作难度很大。
路都是陡坡，走上10分钟就能让空着手的人气喘吁吁。在这里当农民，必须挑着沉重的担子攀登仍能健步如飞。虽然能遇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农民，但他们都有强健的下肢，肌肉成块，坚硬异常。一般还有十分明显的静脉曲张，这是长年负重攀登留下的印记。
梯田太狭窄，一切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都显得多余。相当一部分梯田，连耕牛都无法调头，大部分劳作只能靠双臂挥动锄头来完成。
另一方面，收成很差，风险却很大。
由于气温较低，这里的水稻一年只能种一次，平均亩产大约只有平坦地区的六成。亩产1000斤谷子左右，如果全部卖掉，收入为1500元，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所剩无几，甚至亏本。
长石村54岁的老谢，去年只收获了1300斤谷子，血本无归，而今年，他播下的种子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发芽。
水车镇文化站站长罗中山计算，在不考虑农业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农民们平均一天的收入不到20元。
于是，村里留下来的都是奉保仁这样又老又穷的农民，真的是“揭不开”自家的锅了。
几千年的农耕时代，糊口都是第一要务。对于紫鹊界世世代代的农民而言，高山稻作，只因无可选择，居住在“世外桃源”，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无奈。
选 择
今天的农民有了选择。
当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相遇，进行“同台展示”的时候，农耕文明彻底落败。
外出打工，年轻人不必在梯田中锻炼出静脉曲张的下肢，就可以在工业的拥抱下获得更好的生活。
人们纷纷出走，梯田一点点被抛荒。长石村支部书记罗崇旺说，村里有1300多人，50岁以下的劳动力，全部在外面打工，全村有870亩耕地，现在抛荒了两成左右。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工业向中国腹地渗透，弃农从工与“背井离乡”、“年轻力壮”之间也没有了必然联系。现在，农民们可以就近帮人盖房子、修水沟，一天至少也有150元的收入，而且这种新的打工方式，对年龄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这意味着，身在农村，上了年纪，一样可以放弃农耕，而选择打工—这给了梯田抛荒一个新的加速度。
龙普村50岁的奉石田就是这样，种田只是为了获得粮食，收入主要来自在家乡打零工。
他说：“我种这五六亩地，基本每年都是亏本的，只是保证粮食不用买。大部分时间打零工，一年能赚4万多元。”
最简单的经济逻辑，让选择也变得简单不过，却让保护这一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梯田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地方政府原本需要操心的是，留下来的老人，耕种能力与体力都在逐年衰退，并且终将死亡，那么若干年后，还有谁在梯田里耕作？而现在，即便老人留在梯田里，也不一定愿意耕作。
“所以我们要一家家上门动员，进行感情游说，跟农民们讲‘祖宗留下来的田不能抛荒否则怎么对得起祖宗’之类的道理，试图唤起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尽可能多种一些。”
杨海波说，这是他这个镇党委书记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一项工作。
对土地的感情并非虚妄，石峰村的邹福坤和郑大姐夫妇，就是靠着对“祖宗田不可荒”的信念，年届花甲还耕种着六七亩土地，“能种多少，就拼了命种”。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长沙工作，夫妻俩一直供给孩子们粮食、蔬菜。郑大姐说，孩子们就喜欢吃自己地里长的东西，味道好，也比市场上买的要健康。这或许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成为了他们种田的动力。
山歌呜咽
愿意种田的农民，成为了一种宝贵的资源。
郑大姐的儿子说过，50岁以后离开城市，回家种田，这让她很期待，但她知道，这如果不是一个玩笑，就是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诺言。“儿媳妇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回来能干什么呢？”
外出工作的年轻人即便回流，也早已不谙农耕技术。
整个下午，奉石田都在一小块土地上发秧苗。他一边工作，一边给《南风窗》记者讲解作业程序。除草，翻地，碎土，施放有机肥，压平，洒水，搅拌均匀，施放化肥，搅拌均匀，再压平，挖边沟，播种，盖上一层碎土，覆盖薄膜……从开始到结束，一共经历14道工序。
他说，这种功夫，自己的孩子不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干不来，他们甚至已经看不懂黄历。
如果说现在的紫鹊界还是一个农耕社会，也已是一个根系被破坏的农耕社会—依靠言传身教实现技能接续的农业传统，早已无以为继。
罗中山说，农耕文明以个体化家庭劳作为基础，拥有丰富的经验性知识和对农田、工具的支配权的老人，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而今天，这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财富”都已毫无意义。
不仅在紫鹊界，在全国范围内，这都是让老一辈的农民们自感悲怆的事实。
4月22日晚上，奉光华从十几公里外的村子来到龙普村挖草药，住在了老兄弟罗教华家里，他们同龄，都已75岁。两人都会唱山歌，其中罗教华更是远近闻名的山歌能手，嗓音嘹亮，情感丰富。
“这样的歌，你还愿意听啊？”当《南风窗》记者提出让他唱几句的要求时，满面沧桑的罗教华老人竟显出几分忸怩，话语里，这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技能，今天却带着自卑。
从男女调情，到上门拜年，从革命抒怀歌曲，到“不孝女儿愧对娘”，两位老人对着一个手提喇叭，一口气唱了将近一个小时。
奉光华嗓子哑了，唱着唱着突然咳嗽起来，罗教华马上补了位置，接上下一句。有人愿意听，这让他们难得地兴奋，尽管他们知道记者根本听不懂。
罗教华说，在自己这一代之前，农民们都会唱山歌。在梯田里耕作太乏味，唱着山歌可以解解闷，一个人唱起来，不远处就会有歌声回应，阡陌之间，此起彼伏。哪怕只有一个人唱，群山的回响也能让人感觉快乐。
现在年轻人不学唱，也不听老人唱，认为这种歌曲又老土又难听，所以老人们都没有了开口的欲望。奉光华说，自己就是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偶尔还躺在床上唱几句。
罗教华会功夫，能使两把点穴尺，兴致到处，他翻出了落满灰尘的点穴尺，展示了几个招式。他13岁开始学武，因为解放前土匪多，贼也多，会武者可以保三家（自己家、女儿家、亲家家）。“现在没用了，农村，连贼都不愿意来。”
老一辈农民所谙熟的并曾被珍视的技能，正与梯田一起被抛荒。
谁可挽救？
杨海波不愿意用“抛荒”这个词，而用“旱化”、“弃耕”代替，尽管意思差不多，但“抛荒”总会提醒他责任考核上的沉重压力。
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是他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补贴。
43岁的龙普村村民罗田民，现在一个人种着十几亩田地。13年前，他29岁的表弟邹石金车祸去世，表弟媳带着孩子改嫁，姑父姑妈3年前都已离世，一个家庭荡然无存。他把所有的田地都接了过来，如果政府奖励多耕，那么罗田民无疑应该被树为典范，尽管农业对于他而言也是副业，他的主要收入来自做兽医、做电工。
问题是，政府没有补贴能力。
新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辖区总面积达3642平方公里，财政能力有限，而紫鹊界这个政府运营的4A级景区，去年全年的门票收入也仅有200万元。整个紫鹊界有5000多人，即便一分不留，把这些收入全部分给农民，也不足以把他们留在土地上。
按杨海波的话说，对比打工收入，这些钱“还不够他们在麻将台上放一炮”。
“让农民一边受穷，一边给你保护梯田，这是不人道的。”杨海波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提高紫鹊界梯田的收益能力。“提高几倍都不行，至少要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这样的愿景，显然远远超出了农耕社会的能力，必须按照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逻辑进行动员与包装。
杨海波说，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想法是，引导城市里的有钱人到紫鹊界来认租梯田，由农民代理耕种，收益权归认租者。继续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种植更有市场价值的农作物品种，同时满足城市有钱人吃上好粮食的心理需求和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现实需求，以此确保梯田景观和遗产的存续。
“我们已经在长株潭、珠三角和北京做过市场调研，感觉反应还是挺热烈，应该大有希望。”杨海波说，关键在于，一定要快。“我们时间不多了，紫鹊界壮美的景观和文化资源，必须迅速被外界所认知。”
更多的矛盾也在滋生。农民们修路、盖房子，正在破坏着紫鹊界梯田的灌溉系统和原始风貌，而这些都是紫鹊界成为体验式旅游景区的吸引力所在。为此，政府只能一刀切地禁止盖房，这让有盖房需求的农民怨气陡生。
罗成质今年41岁，是紫鹊界难得的“年轻人”，他准备干几年，存一点钱就建一座新房子，开个农家乐。但钱还没存够，就不准建房子了，他说起来十分生气。“这是我们的地方，宅基地是自己的，树是自己栽的，现在说都归旅游局管，房子不准建，树也不准砍，凭什么？”
罗友志的情况更现实，他一共4兄弟，都已成家，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必须建新房，但申请一直批不下来。已经打好了地基的，也被阻止。
这种矛盾，杨海波坦言“没有办法协调”。
“现在只能堵住，不让他们建。说实话，在法律上我只能劝阻，法院才有权阻止，但法院裁决下来至少要3个月，你觉得建一座木头房子需要3个月吗？我不预先阻止，到时建好了再给他拆掉，就是要命的事情了，而且我也不忍心这么干，”杨海波说，“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快点找到出路，游客数量快一些多起来。”
梯田与旅游，紧密捆绑在了一起，要么同生，要么共灭。走上末路的农耕文明，正迫切等待着被工业文明所打救。
天已漆黑，山上突然大雾蒸腾，灯光从奉保仁家的窗户透出来，他那苍老的身影，就像放电影一般，被投射在迷离的浓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