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遏制； 不孤立； 腊斯克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1-0038-01
1966年美国富布赖特听证会历时一个月，是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不断高涨，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也空前热烈起来的背景下举行的。1966年3月8日，鲍大可与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汉斯·摩根索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出席了听证会。
鲍大可在发言中指出：“过去近17年间，我们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最好被形容为旨在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在我看来，遏制的因素——广义上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封锁中国对其邻国的威胁——是必要的，在某些方面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孤立的努力“就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不成功的。”最后，他又一次阐述了他于6年前提出的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具体步骤和措施。鲍大可的证词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费正清说道：“我的结论是，除了和中国在越南或是世界其它地方战争外，我们还有两条路线可选……另一个努力就是通过使中国与外界世界更紧密联系起来，使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更广泛地参与世界事务，从而打消或是减弱中国的好战性……中国应该被纳入所有的国际会议……和所有国家做生意，包括我们，除了战略物资以外。很自然让人想到联合国机构，加入大会以及安理会。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其路也艰，但总比战争强多了。美国需要从那种只会使我们越来越麻烦的孤立北京的政策逐渐转变。”
白宫很快对他们做出了积极的反应。3月13日，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对北京执行的是“遏制”的政策，但未必是把北京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16日，国务卿腊斯克在国会听证会上从十个方面对汉弗莱所称的“遏制但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作了具体的阐述。随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设法架设与共产党中国沟通的“桥梁”。约翰逊总统在7月12日对美国校友委员会(American Alumni Council)的全国电视广播讲话中则表示，“和平的大陆中国对于亚洲和平至关重要……只要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被其领导人同外部世界孤立起来的话，亚洲就永远不会有和平……但我们还知道思想、人员、商品的自由流动是开启心灵、打破隔阂的最强大力量。但美国政府愿在“合作而非敌视”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和解”。
但是，国务院内部并不都这样看。1966年12月1日，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和安全及领事事务局代理执行官、法律顾问黑曼(Heymann)给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就取消赴华旅行护照限制建议说，“总统7月12日讲话所表示的原则立场使我们不便再对外宣称对华旅行限制是有益而必要的了……建立广泛而互利的和平接触是反对共产中国侵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殊途同归，都能劝戒中国大陆放弃暴力而走上负责任之路。”1966年底，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鲍大可、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埃克斯坦、白鲁恂等几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就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讨论。在1966年，鲍大可还联合斯卡拉彼诺、费正清、白鲁恂、瓦尔克等一些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广泛构成的论坛组织，旨在为公众教育和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提供讲坛。但在成立后不久，它很快发展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前，它以一种介于官方和民间的特殊身份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对美国乃至世界公众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70年代初的中美解冻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作用。但决策核心人物约翰逊尤其是腊斯克表现出来的政策保守僵化以及对华敌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次美国舆论动员的政策影响效果。因此，当时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力是有限而一定的，不宜夸大也不应缩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余岩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21-0038-01
1966年美国富布赖特听证会历时一个月，是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不断高涨，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也空前热烈起来的背景下举行的。1966年3月8日，鲍大可与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汉斯·摩根索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出席了听证会。
鲍大可在发言中指出：“过去近17年间，我们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最好被形容为旨在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在我看来，遏制的因素——广义上包括军事和非军事封锁中国对其邻国的威胁——是必要的，在某些方面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孤立的努力“就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不成功的。”最后，他又一次阐述了他于6年前提出的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具体步骤和措施。鲍大可的证词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费正清说道：“我的结论是，除了和中国在越南或是世界其它地方战争外，我们还有两条路线可选……另一个努力就是通过使中国与外界世界更紧密联系起来，使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更广泛地参与世界事务，从而打消或是减弱中国的好战性……中国应该被纳入所有的国际会议……和所有国家做生意，包括我们，除了战略物资以外。很自然让人想到联合国机构，加入大会以及安理会。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其路也艰，但总比战争强多了。美国需要从那种只会使我们越来越麻烦的孤立北京的政策逐渐转变。”
白宫很快对他们做出了积极的反应。3月13日，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对北京执行的是“遏制”的政策，但未必是把北京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16日，国务卿腊斯克在国会听证会上从十个方面对汉弗莱所称的“遏制但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作了具体的阐述。随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设法架设与共产党中国沟通的“桥梁”。约翰逊总统在7月12日对美国校友委员会(American Alumni Council)的全国电视广播讲话中则表示，“和平的大陆中国对于亚洲和平至关重要……只要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被其领导人同外部世界孤立起来的话，亚洲就永远不会有和平……但我们还知道思想、人员、商品的自由流动是开启心灵、打破隔阂的最强大力量。但美国政府愿在“合作而非敌视”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和解”。
但是，国务院内部并不都这样看。1966年12月1日，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和安全及领事事务局代理执行官、法律顾问黑曼(Heymann)给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就取消赴华旅行护照限制建议说，“总统7月12日讲话所表示的原则立场使我们不便再对外宣称对华旅行限制是有益而必要的了……建立广泛而互利的和平接触是反对共产中国侵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殊途同归，都能劝戒中国大陆放弃暴力而走上负责任之路。”1966年底，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鲍大可、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埃克斯坦、白鲁恂等几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就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讨论。在1966年，鲍大可还联合斯卡拉彼诺、费正清、白鲁恂、瓦尔克等一些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广泛构成的论坛组织，旨在为公众教育和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提供讲坛。但在成立后不久，它很快发展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前，它以一种介于官方和民间的特殊身份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对美国乃至世界公众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70年代初的中美解冻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作用。但决策核心人物约翰逊尤其是腊斯克表现出来的政策保守僵化以及对华敌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次美国舆论动员的政策影响效果。因此，当时这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影响力是有限而一定的，不宜夸大也不应缩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