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上，一位青年女子给一位抱小孩的妇女让座，妇女只顾着和小孩说笑，忘记了感谢让座的女子。青年女子面无表情，望着窗外，貌似泰然自若，可实际上她的心里怎么想呢？——这是在任何一座城市都能看到的情景。
　　走廊上，老师顾不得擦额上的汗，嘶哑着喉咙给追上来的学生讲解着疑惑之处，学生听懂之后，没有道谢，没有回头，就这样转身离去，老师呆呆地看着学生离去的背影——这是在任何一个学校都能看到的情景。
　　厨房内，一个疲倦的身影不顾上班的辛劳，匆匆忙忙的准备着晚饭，开门声突然响起，身影立刻冲出厨房，接过青春的书包，笑脸迎到：“再等一下，饭马上就好了。”“怎么搞的，饭还没好？你每天都在做什么？”笑脸立刻垮下，想辩解什么，但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暗淡了眼神，默默地走进厨房，接着未完的事情——这是在任何一个家庭有可能看到的情景。
　　这是一种危机现象，在车厢内，除了发动机声和嘈杂的说话声，谁还能听到“谢谢”这个词呢？喧闹的校园里，除了高兴的叫喊声，谁能够给辛劳的老师说上一句“谢谢”呢？家中，家长仿佛天生就是孩子的奴隶一般，孩子谁能想得起“谢谢”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处于一个缺乏感谢的时代呢？我们说西方人最会感谢，礼貌行为中，说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谢谢”这个词了，可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却在努力的呼唤人们的“谢谢”意识。
　　一声“谢谢”是对助人助己者道德表彰，是对善行善意者的精神鼓励，是对社会道德的精神升华。然而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感谢似乎被人遗忘了，人们似乎觉得说一句“谢谢”要花上很大的成本似的。
　　这种“感谢危机”正向我们迎面扑来，已经扩散到我们的学生身上。许多孩子已经忘记了感谢，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是应当得到的，别人应当给予的，连同父母付出的一切都是“义务的”。
　　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个学生（高中生），家庭一般，父母溺爱，于是他在家百般挑剔，父母和他说话，他嫌弃父母话多；父母不敢和他说话，他又说父母不理解他；给他做鸡汤，他嫌弃鸡汤太油，要吃排骨，做了排骨，他嫌弃红烧不好吃，要吃糖醋，结果弄得父母苦不堪言。后来，我建议小孩出去住读，在决定住读之前，父母还在担心他会不会适应寝室生活，我对父母直接说：就是让小孩出去吃苦，然后知道，父母为他付出了很多。结果，住了一个星期的寝室，他搬回了家，再也不向父母提任何的要求。我再次找他谈话，他说，食堂的饭好难吃，吃了以后胃痛。我什么大道理都没有给他讲，只是告诉他：将心比心。然后要求他回家向父母鞠一个躬。
　　这个“躬”就是一种感谢，就是一种认知，知道自己以前所犯下的错，知道自己把父母的付出当作一种应该，知道以后做人的路途上要学会“感恩”。
　　“感谢”其实可以看作是公共道德的体温表，当我们社会缺失“谢谢”时，说明我们的公共道德教育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而“感谢”教育不仅仅只是纸上谈兵的教育，也不能仅仅在学校内进行和开展，这种教育应该和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需要來自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以及每个人的身体力行。
　　我们老师和学校几乎天天都在宣传“感恩”，可至今，仍然有报纸报道，学生在校门口向老师问好，老师面无表情，匆忙而过。这样的教育让学生情以何堪？长此以往，学生不但“感谢”教育没养成，反而让学生感受到言行不一，感受到形式主义的虚伪。
　　真正的“感谢”教育不仅应该让学生感受到“谢谢”的力量，更应该鼓励学生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实际行动去将“谢谢”贯穿在自己的生活中。然而，现如今，“感谢”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应该说“谢谢”的时候毫无感觉。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去亲身体验，所以我在面对那个挑剔的学生时，并没有去循循善诱的进行“洗脑”，相反，我就让他进入自身的体验中，让他体验到独自生活的艰辛，让他体验到寝室生活的辛苦，让他自己感受到一个人在外生活的艰难。就这样，他知道了：在放学之后再也没有热腾腾的饭菜，只有经过与一大群人的争抢后才能吃到饭；在下晚自习后，再也没有人叮嘱他早点休息，再也没有人为他送上热腾腾的牛奶，只有自己在冷水中洗着自己穿了一个星期的衣服，然后还要完成当天的作业。就这样，他终于知道了珍惜的重要性，因为，他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
　　我想，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不触及学生的心灵，他们学到的一些“感谢”教育知识也就只能停留在头脑中，也许考试可以夸夸其谈，但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种漠然淡视的态度。
　　所以，我们教师和父母不仅要学生知道这些道理，更应该要在实践中去履行这些知识，不要因为孩子给我们洗一次脚，梳一次头，我们就要感动得流泪，相反，我们要要求他们做得更多。只有这样，在“感谢危机”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时，积极行动起来，为重塑一个高尚的社会行为规范，共同营造一个“感谢时代”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