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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密切，两者互为因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56-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以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之一。
在国外的研究中，Romer（1986）以及Lucas（1988）等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能够促进其知识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正向的外溢效应［1-2］。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所推导出的简化公式，选择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增长［3］。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研究发现，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的时候，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够充分被发展中国家所吸收［4］。Bin Xu（2000）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了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研究这40个国家的FDI吸收情况，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效果较好，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5］。
国内的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的角度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建立在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正向的外溢效应才能产生［6］。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选取1987—1998年间国内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7］。赵江林（2004）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外资的结构、规模、质量以及效果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8］。代谦、别朝霞（2006）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9］。周应春（2010）通过构建以受教育年限法为基础、以累积效应的人力资本为测度的模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FDI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人力资本与FDI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10］。
不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努力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吸收FDI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最终增加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所以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1992-2009年相关数据，分析FDI和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对于促进江苏省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1993-2010年）。以GDP、FDI和EDU分别表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存在物价的变动，所以以1992年为不变价格对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了缩减，以消除物价对数据的影响因素。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11］，所以本文对经过不变价格处理的GDP、FDI和EDU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GDP、LnFDI和LnEDU。数据处理工具方面，均使用Eviews6.0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三者的相关系数矩阵。LnGDP和LnFDI、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730和0.996103，LnFDI和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3280，这些数据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但这三者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12］，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作的回归极有可能是一种“伪回归”，所以为了克服“伪回归”这一现象，准确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性，必须要对序列中的各变量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检验各个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也就是变量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过程（平稳性）（Integrated of order 1），记作I（1）［13］。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是否包含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序列，即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即它们是I（1）过程，满足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进一步对LnGDP、LnFDI和LnEDU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模型事实上是对非限制性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影响非限制性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14］。当前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即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主要针对的是两个变量的单方程，对于多个变量的协整检验则通常选择使用Johansen检验。本文涉及三个变量，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评价最佳滞后期的5个指标中有4个认为应该建立VAR（3）模型，即最佳滞后期为3。接下来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15］。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拒绝了三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前提，迹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存在三个协整向量，即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这表示LnGDP、LnFDI和LnEDU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LnGDP、LnFDI和LnEDU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LnGDP、LnFDI和LnEDU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检验因果关系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本文选择由VAR模型确定的最佳滞后期3作为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FDI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GDP不是FDI变化的原因；GDP变化是引起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财政投入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GDP与教育财政投入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FDI是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但是教育财政投入不是FDI变化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根据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江苏省FDI、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深刻认识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外资策略和人才培养政策，提高人力人本利用外资的效率，突破吸收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因此，为了推动江苏省经济更健康、更快速地发展，提出下列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FDI的扶持和引导，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条件，所以江苏省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主要包括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与FDI服务相关的一系列配套产业；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
（二）鼓励跨国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
由于江苏省FDI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政府可以适当的对跨国公司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降低其培训的费用，鼓励跨国公司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支持跨国公司常与江苏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合作与交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吸收培训的外溢效应，并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运用在国内的企业里，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继续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其社会效应远大于私人效应，因此政府对教育进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江苏省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投入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本整体的教育水平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FDI进入江苏省，从而通过FDI外溢效应进一步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四）重视教育投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看出，江苏省教育财政投入培养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江苏省在增加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教育的分配方向和投资结构，优化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站在充分吸收FDI外溢效应以及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结构，促使江苏省的教育投资结构与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1］Romer P M.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2］Lucas R E.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3］Benhabib Jess，Spiegel Mark.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Vol.34:143-173.
［4］Borensztein. E，Gregorio J.D，Lee J-W.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1998，45（1）:115-135.
［5］Xu B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477-493.
［6］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29-36.
［7］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8］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J］.经济研究，2004，（2）:47-54.
［9］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4）:15-27.
［10］周春应.我国人力资本与FDI外溢效应关系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0，（5）:127-129.
［11］阙澄宇，马斌.基于VAR模型的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0，（11）:68-73.
［1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65.
［13］朱传耿，蔡爱军.江苏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盐城师范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0（6）:1-5.
［14］卢万青，张伦军.我国的内需、外需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2）:31-37.
［15］赵阳，姚丽红.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0，（6）:150-152，15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5-0056-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以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之一。
在国外的研究中，Romer（1986）以及Lucas（1988）等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能够促进其知识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正向的外溢效应［1-2］。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所推导出的简化公式，选择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增长［3］。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研究发现，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的时候，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够充分被发展中国家所吸收［4］。Bin Xu（2000）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了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研究这40个国家的FDI吸收情况，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效果较好，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5］。
国内的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的角度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建立在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正向的外溢效应才能产生［6］。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选取1987—1998年间国内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7］。赵江林（2004）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外资的结构、规模、质量以及效果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8］。代谦、别朝霞（2006）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9］。周应春（2010）通过构建以受教育年限法为基础、以累积效应的人力资本为测度的模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FDI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人力资本与FDI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10］。
不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努力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吸收FDI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最终增加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所以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1992-2009年相关数据，分析FDI和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对于促进江苏省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1993-2010年）。以GDP、FDI和EDU分别表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存在物价的变动，所以以1992年为不变价格对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了缩减，以消除物价对数据的影响因素。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11］，所以本文对经过不变价格处理的GDP、FDI和EDU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GDP、LnFDI和LnEDU。数据处理工具方面，均使用Eviews6.0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三者的相关系数矩阵。LnGDP和LnFDI、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730和0.996103，LnFDI和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3280，这些数据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但这三者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12］，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作的回归极有可能是一种“伪回归”，所以为了克服“伪回归”这一现象，准确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性，必须要对序列中的各变量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检验各个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也就是变量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过程（平稳性）（Integrated of order 1），记作I（1）［13］。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是否包含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序列，即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即它们是I（1）过程，满足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进一步对LnGDP、LnFDI和LnEDU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模型事实上是对非限制性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影响非限制性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14］。当前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即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主要针对的是两个变量的单方程，对于多个变量的协整检验则通常选择使用Johansen检验。本文涉及三个变量，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评价最佳滞后期的5个指标中有4个认为应该建立VAR（3）模型，即最佳滞后期为3。接下来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15］。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拒绝了三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前提，迹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存在三个协整向量，即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这表示LnGDP、LnFDI和LnEDU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LnGDP、LnFDI和LnEDU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LnGDP、LnFDI和LnEDU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检验因果关系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本文选择由VAR模型确定的最佳滞后期3作为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FDI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GDP不是FDI变化的原因；GDP变化是引起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财政投入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GDP与教育财政投入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FDI是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但是教育财政投入不是FDI变化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根据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江苏省FDI、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深刻认识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外资策略和人才培养政策，提高人力人本利用外资的效率，突破吸收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因此，为了推动江苏省经济更健康、更快速地发展，提出下列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FDI的扶持和引导，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条件，所以江苏省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主要包括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与FDI服务相关的一系列配套产业；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
（二）鼓励跨国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
由于江苏省FDI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政府可以适当的对跨国公司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降低其培训的费用，鼓励跨国公司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支持跨国公司常与江苏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合作与交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吸收培训的外溢效应，并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运用在国内的企业里，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继续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其社会效应远大于私人效应，因此政府对教育进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江苏省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投入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本整体的教育水平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FDI进入江苏省，从而通过FDI外溢效应进一步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四）重视教育投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看出，江苏省教育财政投入培养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江苏省在增加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教育的分配方向和投资结构，优化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站在充分吸收FDI外溢效应以及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结构，促使江苏省的教育投资结构与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1］Romer P M.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2］Lucas R E.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3］Benhabib Jess，Spiegel Mark.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Vol.34:143-173.
［4］Borensztein. E，Gregorio J.D，Lee J-W.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1998，45（1）:115-135.
［5］Xu B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477-493.
［6］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29-36.
［7］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8］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J］.经济研究，2004，（2）:47-54.
［9］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4）:15-27.
［10］周春应.我国人力资本与FDI外溢效应关系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0，（5）:127-129.
［11］阙澄宇，马斌.基于VAR模型的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0，（11）:68-73.
［1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65.
［13］朱传耿，蔡爱军.江苏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盐城师范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0（6）:1-5.
［14］卢万青，张伦军.我国的内需、外需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32（2）:31-37.
［15］赵阳，姚丽红.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0，（6）:150-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