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肿瘤学家。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当选为美国外科协会名誉会员。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使我国的肝癌诊治和研究水平走向世界前列。1984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培养并已毕业研究生60人。曾获美国金牌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各2项，以及陈嘉庚生命科学奖，还曾获白求恩奖章等荣誉、“上海市科技功臣”称号。
　　严谨是做学问的基础
　　汤钊猷教授对每位学生的论文都精心修改，大到论文的整体思想、题目、摘要、结构，小到标点符号，常修改六七遍之多。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教授王鲁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博士论文修改稿，上面留下了汤钊猷用红笔写下的修改印迹，密密麻麻的。
　　而汤钊猷教授同样铭记我国普外科奠基人沈克非教授为自己改论文的细节。汤钊猷回忆说，当年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仔细改了很多遍才交给沈教授。但是一周后，文章却被退了回来，上面满是红字。而文中出现的“大概”二字，更是遭到了沈教授的质疑：“科学论文怎么能出现‘大概’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严谨进取，放眼世界”，是汤钊猷的座右铭。正是对“严谨进取”的坚守，让汤钊猷在肝癌研究方面完成了“两件半事”：
　　第一件就是小肝癌研究。从一滴血查验“甲胎蛋白”找到还没有症状的早期肝癌，到对合并有肝硬化的小肝癌患者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再到用“再切除”来延长无症状复发者的生存期，这第一个十余年，实现了住院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增加10倍的疗效。
　　第二件事是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通常的思维是小肝癌会长成大肝癌，他们却想让大肝癌变成小肝癌。怎么变？连续得到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的攻关资助，在获得“1 1 1>3”的综合治疗方法后，又有异想天开的“肝癌导向治疗”加入，经过第二个十余年努力，终于证实了“缩小后切除”的远期疗效可与小肝癌治疗媲美。
　　第三件事只做了一半，即肝癌转移复发后的研究。他们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具有相同遗传背景而转移潜能和转移靶向不同的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用此重要研究平台开始了繁杂的查找和筛选。尽管也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开始使病人受益，但受益尚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所以最多只能算做了半件。
　　提高疗效是衡量医生的唯一标准
　　对于眼下重论文、轻临床的职称考评体系，汤钊猷教授认为：“现在许多医生都很注重写论文。论文的确需要写，但无论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如果病人的疗效没有因此而提高，那论文就是废纸。提高疗效，永远是衡量医生的金标准。”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汤钊猷带领着团队在肝癌研究领域不断争取突破。中山医院组建“肝癌小组”之初，医生们几年里就眼见了几百个病人死去。他说，他没有理由对当时已有定论的“肝癌病人只能生存3至5个月”无动于衷，甚至今天拥有了小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40%、大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20%如此的国际领先水平，他还是感觉没有理由心安理得。“我们每年都应该有一点新的东西”，这句话也因此在肝研所“传”了三代人。
　　从自己成长与成才的经历，汤钊猷教授认为辩证思维对一名医生极其重要。重视第一手材料，重视综合分析以抓住疾病本质，去伪存真，重视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等，就有可能化“繁”为“简”，变“难”为“易”。汤钊猷教授在肝癌研究中始终贯彻了哲学辩证思维。从小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到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从肝癌裸鼠模型的建立，到肝癌转移复发的深入研究。他还撰写了大量肝癌研究创新哲学的文章，刊登在《自然辩证法》《医学与哲学》等杂志上。
　　培养德才兼备的团队
　　汤教授认为，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亲自为每一个病人动手术，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一支德才兼备的团队。为此，他更关心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脱颖而出。眼下，汤教授带领的肝癌研究所已形成由“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组成的强大集体，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我再能干也只能是一个人，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能最终战胜肝癌，让更多的患者幸福生活！”汤钊猷告诫医生同行说，要“多看一些伟大的东西”，包括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名山大川等等，培养宽广的胸怀，使自己能够善处逆境，能够团结人，乐见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