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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推出“非虚构”这一文学专栏以来，“非虚构”逐渐受到文坛的推崇，亦成为各大期刊杂志争相推出的栏目之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效应，固然与《人民文学》的“国刊”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非虚构”的“恰逢其时”。对此，李敬泽说，“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②。也正因为如此，“非虚构”推出的很多作品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最典型的便是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乡土文学——《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
表面看来，“非虚构”与“新世纪乡土文学”之间缺乏必然的意义关联，实则不然。用“非虚构”来质疑当下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设置该栏目的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的用意所在，反映在乡土文学领域内，便是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质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伪真实”。也就是说，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
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尽管有些作家将之写成“新传统，旧内容”的糟糕状况），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
《中国在梁庄》所涉及的内容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进城农民工”，这些内容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极大体现。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孙惠芬的《上塘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中均可以看到乡村无论是从外在形体还是内在肌理的溃败。即便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探讨乡村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在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有所体现。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分别对应了“土地”、“道德”、“权力”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蜕变）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的命运的作品已在文坛颇有影响。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在梁庄》却赢在了“真实”二字上。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乡村的复杂性，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矫揉，不造作”、“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城市化”的负面因素，也并非执拗地恪守传统，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五奶奶、春梅、巧玉，甚至村支书韩治景和县委书记，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言说的主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当下村庄的命运，告诉我们城市化不能以牺牲乡村与农民为代价，就像那位颇带书生气的县委书记所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盲目遵守教条般的政策，乡村文化固然有它的惰性，但也必须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容纳力，不能一味抛弃。
此外，较之于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中国在梁庄》多了一点“世相”之上的思索。譬如对“村落结构的变化”的思索，和诸多的学者一样，梁鸿也意识到“村庄”文化功能的丧失及乡村文化的溃败，但她理性地指出新的村庄也是新一代农民的故乡；对于学校停办沦为猪场，梁鸿考虑的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对于昆生这样的成年闰土的悲惨命运，梁鸿发现的是乡村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的“排异性”，以及我们个体与文化系统的价值对应关系；在对农村的“新道德”的思考中，针对梁庄的基督教、迷信等的复兴，以及市场经济意识引发的新型孝道观念，梁鸿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匮乏——人性的丧失……这些无不是《梁庄在中国》较胜一筹的地方。
对于《梁庄在中国》（《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我个人以为其意义比《中国在梁庄》更大，原因就在于，它在清理社会成规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在《呼愁与哀痛》的创作谈中，梁鸿如是说：
“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④
不言而喻，“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问题已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题材的文学始终不尽人意，只是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戏剧化地营造情节，以各种“悲剧事件”带出人物，而真正忽视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这种平面化的理解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实则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而在梁鸿的笔下，农民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则被披露无遗。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就农民形象谱系而言，既有搬运工、镀金工人和误入传销的农民、又有办保安公司和经营校油泵等家族式小企业人员，还有“大学生农民工”及办公司的大企业家等；就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仅为赚钱的“过客心理”，也可以看到新一代农民工强烈的主体诉求；就农民工个体生命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卑微的生存，又可以看到他们为求取尊严的那种血性以及无法排遣的灵魂钝痛；就农民工的认知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仇恨城市”的情绪，也可以看到对农民自身劣根性的清醒认知。 “梁庄系列”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上。为了写《中国在梁庄》，梁鸿回到故乡，踏踏实实在家乡呆了五个月之久；为了写《梁庄在中国》，梁鸿辗转于各大城市，用行动深入生活。而这恰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
社会现象、生活事件只是小说的素材，它只给了小说家一个出发点。小说家得从这儿出发，走一条自己的、不同于事件的实际进程的道路，发掘现实中模糊的、潜在的甚至相反的东西⑤。“下生活”、“蹲点”、“挂职体验生活”等对当代作家并不陌生，然而，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不一定能写出“真实的作品”，柳青扎根黄埔村14年写出的《创业史》不也被证明是一部失真的作品（当然，里面的细节真实是不能否认的）吗？因此，写出“真实”的作品还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和思考意识。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从梁庄出发》中有一段灵魂的自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已经跻身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梁鸿的心里有两个村庄：纸上的村庄和真实的梁庄。在前者这里，乡村是“底层”、“边缘”和“病症”的代名词，是“民族的累赘”和“改革的负担”，这些定性的话语是否就符合现实呢？作为“梁庄的女儿”，她的经历告诉她，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她回到梁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变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⑥“梁庄”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独立“客体”，在梁鸿这里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是知识分子建构的，用以质疑城市化的幻象。
梁鸿回避知识分子话语和官方话语，其目的是在避免进入一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也即“一元思维”的城市化路径。她说，“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⑦作为一个研究乡土文学的批评家，梁鸿当然明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传统，也当然明白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动力就是国家政策，整个文本似乎也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中，永远在“贫穷”和“富裕”之间循环往复。如今，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是盲目的“代价论”比“清醒的反城市化”更为可悲，它必然丧失知识分子的公众立场，也必然会因为这种立场的缺席而使得此前的“生活体验”付诸东流。因此，梁鸿试着融入“梁庄”那些被讲述者的生活，放弃此前的种种“预设”，让“他们说”，“让梁庄说”。从村庄的内部，从农民工的内心发掘问题的所在，这比空洞的“替底层发声”要真实得多。在书中，我们处处可见梁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失效”，蓬勃的“民间”始终“自由自在”，“抱团与冷漠”、“宽容与狭隘”、“物质与精神”、“斗争与妥协”等混杂在一起。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梁鸿借助“梁庄”的境遇去质疑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期望能实现城乡统筹，在全球化的统一模式里，实现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批评家，梁鸿既做了作家的工作也做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在做这项工作时的独立意识。公正地说，新世纪乡土文学不乏批判意识，更不缺乏对“城市化”的批判，这些批判也主要集中于乡村颓败、生态破坏及乡村文化解体等，而且作家也很少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然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又可以从自身写作的重复及虽能挖掘“题材”的价值资源却对社会本质认识不清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家独立意识的匮乏。
三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研讨会”其主题均绕不开“城市化”这个大背景，再结合时不时出现的“乡土文学消亡论”的杂音，使得乡土作家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孟繁华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指出在中国社会从乡村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中，乡村文明的溃败和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后”作家的终结是必然的。其原因就在于“新发展起来的村庄与城市同质化”，落后村庄又严重“空心化”，乡村文明已彻底溃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0后”由于创作观念的老化而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压抑了新的文学经验的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⑧孟繁华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回应，白烨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肯定了孟的观点，认为“50后”建构的乡村文学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也束缚了“50后”的创作。虽然“50后”的困境属于整个时代，但从“50后”的问题（最为凸显）出发，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警觉”。
然而，“终结”之后，又该如何“重构”，能否实现理论的“建构”意义？不是重建文学格局、文坛格局这些大而空的话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是所有乡土作家的难题。从梁鸿的非虚构乡土创作来看，我们可以借鉴两点：“下生活”和保持“独立意识”。
对于“下生活”，评论家分析得最为透彻。何平认为“‘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这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⑨而“深入乡村，用脚丈量中国，用眼晴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大地，这是对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的‘田野调查’的承续，是一个正确的写作方向”⑩。在文学重建与现实的关系上，乡土作家可以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生活，从而汲取新的写作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贾平凹的《高兴》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为例。贾平凹深入西安的大街小巷及城乡结合部，与拾垃圾群体“胡谝”、同吃、交朋友，写出了《高兴》这部思考农民工作为城乡“边缘人”的尴尬生存境遇的作品。他在后记中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11}换句话说，在“大时代”，笨拙式的写作也可以有所作为。同样的，对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我们关注的也是“真实性”。“口述实录”，但记录者很少出现，仅以笔录所必不可少的行文格式予以暗示，再者就是以文本括号内对木珍的话进行补充和阐释的方式“露面”。因此，通篇小说就是保姆木真用方言讲述的自己的成长记忆、王榨的生活及风俗、进城打工的经历等。林白从“个人化”的呓语中解放出来，开始与世界对话。这份真诚是《妇女闲聊录》赢得好评的根本原因。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乡土文学作家必须直面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与时代共鸣的文学。 至于“独立意识”，中国作家面临的情况可能比梁鸿的思考更为复杂。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市场消费文化，还有乡土中国所建构的一系列传统经验等。中国作家普遍有一种“被遗忘”的恐惧，为了抵制这种“恐惧感”，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跟踪热点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作家一直在“与时俱进”，就长篇小说领域而言，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张炜的《你在高原》、李佩甫的《生命册》等无不是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及农民命运而展开的。在这里，城乡的界限被打破了，没有单纯的城市生活，也没有单纯的乡村生活。但是，作家的价值判断仍然是农村的，因此，看似“与时俱进”，实则“原地不动”。也就是说，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接了“地气”，但在整体气韵上仍可以追溯到乡土文学的三个既有传统那里，尤其是沈从文的传统。
谈及新世纪乡土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们整体的判断是受市场消费文化影响，受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影响。但是，梁鸿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西方化思维，这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偶合的（或者说，梁鸿笔下的知识分子和官方话语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里忽略梁鸿在《“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中追根溯源式的推理所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论断）。我在前文已经提及，梁鸿的思考其实融合了批评家（理论如何接地气）、作家（乡土中国的溃败）、社会学家（城乡融合）的相关理念，自觉抵制整个中国的“自我他者化”，拒绝乡村以“第三世界”的境遇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可能质疑了乡土文学的所有传统，寻求另一种写作的路径：城乡融合。而对中国作家而言，这意味坚决的“自我”和绝对的“独立”。
当然，我们并不把梁鸿的写作视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标杆，也不尽然同意其价值判断，但在新世纪乡土文学遭遇瓶颈的当下，用“非虚构”的相关理念引导创作也不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梁庄在中国·西安篇》也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只因它是《梁庄在中国》中西安“梁庄人”打工生活的具化，因此，为方便起见，将其省略。
②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③《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 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梁庄在中国》获“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④⑦梁鸿：《呼愁与哀痛》，《青春》2013年第1期。
⑤[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崔道怡等译：《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⑥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孟繁华：《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⑨何平：《行动者写作》，《青春》2013年第1期。
⑩陈剑晖：《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评《中国在梁庄的成功与不足》，《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
{11}贾平凹：《我和高兴》，《<高兴>（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表面看来，“非虚构”与“新世纪乡土文学”之间缺乏必然的意义关联，实则不然。用“非虚构”来质疑当下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设置该栏目的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的用意所在，反映在乡土文学领域内，便是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质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伪真实”。也就是说，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
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尽管有些作家将之写成“新传统，旧内容”的糟糕状况），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
《中国在梁庄》所涉及的内容有“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进城农民工”，这些内容在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极大体现。我们在刘亮程的《凿空》、孙惠芬的《上塘村》、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中均可以看到乡村无论是从外在形体还是内在肌理的溃败。即便是在历史的维度中，探讨乡村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在我们的乡土文学中有所体现。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分别对应了“土地”、“道德”、“权力”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蜕变）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的命运的作品已在文坛颇有影响。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在梁庄》却赢在了“真实”二字上。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乡村的复杂性，既杜绝了“怀恋式”、“挽歌式”的乡愁，也拒绝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一根筋”式的人物来展示农民的命运和永久的人性潜流。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矫揉，不造作”、“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城市化”的负面因素，也并非执拗地恪守传统，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五奶奶、春梅、巧玉，甚至村支书韩治景和县委书记，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言说的主体，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着当下村庄的命运，告诉我们城市化不能以牺牲乡村与农民为代价，就像那位颇带书生气的县委书记所言，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绝不能盲目遵守教条般的政策，乡村文化固然有它的惰性，但也必须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容纳力，不能一味抛弃。
此外，较之于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叙事，《中国在梁庄》多了一点“世相”之上的思索。譬如对“村落结构的变化”的思索，和诸多的学者一样，梁鸿也意识到“村庄”文化功能的丧失及乡村文化的溃败，但她理性地指出新的村庄也是新一代农民的故乡；对于学校停办沦为猪场，梁鸿考虑的是“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对于昆生这样的成年闰土的悲惨命运，梁鸿发现的是乡村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的“排异性”，以及我们个体与文化系统的价值对应关系；在对农村的“新道德”的思考中，针对梁庄的基督教、迷信等的复兴，以及市场经济意识引发的新型孝道观念，梁鸿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性匮乏——人性的丧失……这些无不是《梁庄在中国》较胜一筹的地方。
对于《梁庄在中国》（《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我个人以为其意义比《中国在梁庄》更大，原因就在于，它在清理社会成规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在《呼愁与哀痛》的创作谈中，梁鸿如是说：
“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④
不言而喻，“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突出问题已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一题材的文学始终不尽人意，只是按照既定的命运逻辑戏剧化地营造情节，以各种“悲剧事件”带出人物，而真正忽视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这种平面化的理解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实则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而在梁鸿的笔下，农民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则被披露无遗。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就农民形象谱系而言，既有搬运工、镀金工人和误入传销的农民、又有办保安公司和经营校油泵等家族式小企业人员，还有“大学生农民工”及办公司的大企业家等；就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老一代农民工进城仅为赚钱的“过客心理”，也可以看到新一代农民工强烈的主体诉求；就农民工个体生命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卑微的生存，又可以看到他们为求取尊严的那种血性以及无法排遣的灵魂钝痛；就农民工的认知而言，我们既可以看到“仇恨城市”的情绪，也可以看到对农民自身劣根性的清醒认知。 “梁庄系列”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上。为了写《中国在梁庄》，梁鸿回到故乡，踏踏实实在家乡呆了五个月之久；为了写《梁庄在中国》，梁鸿辗转于各大城市，用行动深入生活。而这恰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
社会现象、生活事件只是小说的素材，它只给了小说家一个出发点。小说家得从这儿出发，走一条自己的、不同于事件的实际进程的道路，发掘现实中模糊的、潜在的甚至相反的东西⑤。“下生活”、“蹲点”、“挂职体验生活”等对当代作家并不陌生，然而，拥有了“真实的生活”不一定能写出“真实的作品”，柳青扎根黄埔村14年写出的《创业史》不也被证明是一部失真的作品（当然，里面的细节真实是不能否认的）吗？因此，写出“真实”的作品还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和思考意识。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从梁庄出发》中有一段灵魂的自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作为一个已经跻身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梁鸿的心里有两个村庄：纸上的村庄和真实的梁庄。在前者这里，乡村是“底层”、“边缘”和“病症”的代名词，是“民族的累赘”和“改革的负担”，这些定性的话语是否就符合现实呢？作为“梁庄的女儿”，她的经历告诉她，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她回到梁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变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⑥“梁庄”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独立“客体”，在梁鸿这里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不再是知识分子建构的，用以质疑城市化的幻象。
梁鸿回避知识分子话语和官方话语，其目的是在避免进入一种预设的话语系统，也即“一元思维”的城市化路径。她说，“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⑦作为一个研究乡土文学的批评家，梁鸿当然明白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传统，也当然明白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动力就是国家政策，整个文本似乎也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中，永远在“贫穷”和“富裕”之间循环往复。如今，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只是盲目的“代价论”比“清醒的反城市化”更为可悲，它必然丧失知识分子的公众立场，也必然会因为这种立场的缺席而使得此前的“生活体验”付诸东流。因此，梁鸿试着融入“梁庄”那些被讲述者的生活，放弃此前的种种“预设”，让“他们说”，“让梁庄说”。从村庄的内部，从农民工的内心发掘问题的所在，这比空洞的“替底层发声”要真实得多。在书中，我们处处可见梁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失效”，蓬勃的“民间”始终“自由自在”，“抱团与冷漠”、“宽容与狭隘”、“物质与精神”、“斗争与妥协”等混杂在一起。当然，这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梁鸿借助“梁庄”的境遇去质疑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期望能实现城乡统筹，在全球化的统一模式里，实现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批评家，梁鸿既做了作家的工作也做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在做这项工作时的独立意识。公正地说，新世纪乡土文学不乏批判意识，更不缺乏对“城市化”的批判，这些批判也主要集中于乡村颓败、生态破坏及乡村文化解体等，而且作家也很少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然而，在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无意识层面，又可以从自身写作的重复及虽能挖掘“题材”的价值资源却对社会本质认识不清的角度来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家独立意识的匮乏。
三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研讨会”其主题均绕不开“城市化”这个大背景，再结合时不时出现的“乡土文学消亡论”的杂音，使得乡土作家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孟繁华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一文指出在中国社会从乡村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中，乡村文明的溃败和以乡村生活为创作对象的“50后”作家的终结是必然的。其原因就在于“新发展起来的村庄与城市同质化”，落后村庄又严重“空心化”，乡村文明已彻底溃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0后”由于创作观念的老化而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压抑了新的文学经验的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⑧孟繁华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回应，白烨在《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肯定了孟的观点，认为“50后”建构的乡村文学经验，而这种经验恰恰也束缚了“50后”的创作。虽然“50后”的困境属于整个时代，但从“50后”的问题（最为凸显）出发，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警觉”。
然而，“终结”之后，又该如何“重构”，能否实现理论的“建构”意义？不是重建文学格局、文坛格局这些大而空的话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是所有乡土作家的难题。从梁鸿的非虚构乡土创作来看，我们可以借鉴两点：“下生活”和保持“独立意识”。
对于“下生活”，评论家分析得最为透彻。何平认为“‘行动者的写作’可以理解为‘我’和世界关系的重建和再造。”，这是“整个中国知识界面对变动不居的‘新世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⑨而“深入乡村，用脚丈量中国，用眼晴观察现实，用心灵感受大地，这是对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的‘田野调查’的承续，是一个正确的写作方向”⑩。在文学重建与现实的关系上，乡土作家可以走出书斋，走向广阔的生活，从而汲取新的写作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以贾平凹的《高兴》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为例。贾平凹深入西安的大街小巷及城乡结合部，与拾垃圾群体“胡谝”、同吃、交朋友，写出了《高兴》这部思考农民工作为城乡“边缘人”的尴尬生存境遇的作品。他在后记中说：“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11}换句话说，在“大时代”，笨拙式的写作也可以有所作为。同样的，对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我们关注的也是“真实性”。“口述实录”，但记录者很少出现，仅以笔录所必不可少的行文格式予以暗示，再者就是以文本括号内对木珍的话进行补充和阐释的方式“露面”。因此，通篇小说就是保姆木真用方言讲述的自己的成长记忆、王榨的生活及风俗、进城打工的经历等。林白从“个人化”的呓语中解放出来，开始与世界对话。这份真诚是《妇女闲聊录》赢得好评的根本原因。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转型，乡土文学作家必须直面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自我，写出与时代共鸣的文学。 至于“独立意识”，中国作家面临的情况可能比梁鸿的思考更为复杂。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市场消费文化，还有乡土中国所建构的一系列传统经验等。中国作家普遍有一种“被遗忘”的恐惧，为了抵制这种“恐惧感”，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跟踪热点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作家一直在“与时俱进”，就长篇小说领域而言，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张炜的《你在高原》、李佩甫的《生命册》等无不是围绕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及农民命运而展开的。在这里，城乡的界限被打破了，没有单纯的城市生活，也没有单纯的乡村生活。但是，作家的价值判断仍然是农村的，因此，看似“与时俱进”，实则“原地不动”。也就是说，在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接了“地气”，但在整体气韵上仍可以追溯到乡土文学的三个既有传统那里，尤其是沈从文的传统。
谈及新世纪乡土文学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们整体的判断是受市场消费文化影响，受主流意识形态无意识影响。但是，梁鸿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是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模式的西方化思维，这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思维是偶合的（或者说，梁鸿笔下的知识分子和官方话语对乡土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这里忽略梁鸿在《“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中追根溯源式的推理所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论断）。我在前文已经提及，梁鸿的思考其实融合了批评家（理论如何接地气）、作家（乡土中国的溃败）、社会学家（城乡融合）的相关理念，自觉抵制整个中国的“自我他者化”，拒绝乡村以“第三世界”的境遇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可能质疑了乡土文学的所有传统，寻求另一种写作的路径：城乡融合。而对中国作家而言，这意味坚决的“自我”和绝对的“独立”。
当然，我们并不把梁鸿的写作视为乡土文学创作的标杆，也不尽然同意其价值判断，但在新世纪乡土文学遭遇瓶颈的当下，用“非虚构”的相关理念引导创作也不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梁庄在中国·西安篇》也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只因它是《梁庄在中国》中西安“梁庄人”打工生活的具化，因此，为方便起见，将其省略。
②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③《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 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梁庄在中国》获“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
④⑦梁鸿：《呼愁与哀痛》，《青春》2013年第1期。
⑤[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崔道怡等译：《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 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⑥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孟繁华：《乡村文明的溃败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⑨何平：《行动者写作》，《青春》2013年第1期。
⑩陈剑晖：《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评《中国在梁庄的成功与不足》，《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
{11}贾平凹：《我和高兴》，《<高兴>（后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