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锐意改革，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了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整个社会由此进入良性循环，极大地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了大唐盛世“贞观之治”。
　　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在唐立国之初，高祖李渊（李世民的父亲）大封子弟及同姓宗室，其中分封为王的皇室子孙年幼者颇多。皇孙李承宗封为太原王时，才2岁，还有皇孙一出生就封王。据载，李渊广封李姓宗室为郡王者，多达数十人。还授予这些分封各地为王者以兵权，以屏辅王室，同时，还按宗亲血统远近行赏，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李渊为了极力扩大李姓势力，还在制度上规定，凡李姓的官员（即宗姓官），其地位均应在同级官员之上；没有担任职务者，不服徭役；且每州设宗师一人，主要行使监察震慑职能，且成制度化。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继位后先走群众路线，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
　　李世民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了其父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第三，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第四，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李世民将行为乖张屡教不改、且试图谋反的太子李承乾，废为庶人。对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县令，又不顾农时田猎任意践踏庄稼的第六子李愔，削减一半食邑，并贬到偏远贫瘠的虢州做刺史。此举有效遏制了“太子党”、“官二代”为非作歹，消解民怨。
　　论功分封朝臣，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
　　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父，以宗室自居，他说：当年晋阳起兵（指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我率兵先至长安，现在反以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我很是不服。
　　李世民说：国家大事，赏罚最重要。赏罚分明得当，则无功者自退、为恶者皆惧，所以赏罚不可轻行。今记勋行赏，房玄龄等虽无汗马之劳，然有运筹帷幄、鼎定社稷之功，犹如西汉的萧何，故能功居第一。叔父虽于国为至亲，怎能因私亲泛滥与勋臣同赏？
　　其他一些本来心有不服者，见李世民的叔父都没有争到功名地位，自然也就不敢再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而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即士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徵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
　　唐太宗认为此风不可长，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即对姓氏来一个大洗牌。
　　重新修訂成的《氏族志》共293姓、1651家，一改过去以豪门世族划分门第等级的旧习，而是按照当世功绩划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在整个社会营造了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
　　废除“九品官人法”，打通上下流动的渠道
　　当时，唐代还沿用的是“九品官人法”制度选拔人才。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
　　在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后，李世民对隋朝已萌芽的科举制度没有照搬，而是顺应时势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了考隋朝就有的“明经”科外，还新增了“进士”科，且考试内容和形式更能体现全面评判选拔人才的思路。
　　首先，考试的重点从“帖经”，即背诵经义，转为考词赋文章，既能检查考生文化基本功是否扎实，又能充分展现其个性才华。
　　其次，还考“策问”，即时务对策。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棘手难题变成考题，让考生应答。
　　第三，凡考中进士者，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考试。身，即相貌是否英伟，一身正气，可亲可敬；言，即是否会说话，讲道理，说得通，让人心服口服；书，即书法是否字迹端正清楚，绝不能潦草或龙飞凤舞；判，即批公文、断案子，公文不仅要有文采，且必须合法合理合情，言情并茂，让人看了点头心服口服。
　　李世民推行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打通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成为贞观之治一大德政，也是成就盛唐的一个支点。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不奋进读书，仅仅凭祖荫就能为高官的格局被打破。身份低微或家境贫寒之士人，只要努力学成，德才兼备，知书达理，就能参加科举考试升上来。
　　（《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