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童年很幸福。每逢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浆》，心头总会泛起甜甜的涟漪。唱响《歌唱祖国》，“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掷地有声的信念，从内心由衷地流淌出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词汇，比祖国、党、伟大领袖更神圣。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信念的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灵魂，是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对于这个信念的理解，更多地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人，通过一件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
　　不能搞特殊化
　　大约是在小学四年级，庆祝“六一”节。当地党政军领导都出席这次庆祝会。有红领巾歌舞团大合唱。我是合唱指挥，紧张极了。演出开始前，我透过紫红色的天鹅绒幕布向台下扫视，惊喜地看到父母亲，他们就在前排。也许是因为兴奋，也许是因为紧张，当我边向台下看，边走上高高的指挥台时，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下来。全场惊呼，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在泪眼朦胧中向台下看，本能地希望父母亲伸出援手。只见爸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依旧端坐着。妈妈下意识地站起来，随即又坐下了。
　　台下跑上来一位叔叔，是爸爸的秘书。他用一块大手帕缠在我受伤的膝盖上，悄声说，爸爸让你坚持演出，这不是你个人的演出。老师帮助我上了指挥台，我忍着疼痛指挥完了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是给我，也是给我们的。
　　演出结束后，老师带着我找到爸爸，请他带我回家，理由是腿伤得不轻。爸爸用温和的、却又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其他同学怎么回家，她就应该怎么回家，她不能搞特殊化。”老师只好带着我上了少工委的大轿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随家长回家的，车载着我和我的同学驶回学校。老师看我一瘸一拐地走路，只好用自行车送我回家。妈妈听到敲门声，从房间里冲出来，爸爸紧随其后，他的脸是平静的。我只能从他的眼神看到一丝关切，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妈妈对老师说了无数个感谢，对我受伤却只字不提。
　　多少年之后，我成为母亲。孩子每一次受伤，哪怕是看到孩子微小的伤口，我都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心痛。此时方知，那一刻，父母亲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共产党人不是不懂感情，更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他们坚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首先必须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别的角色。
　　工作、职责
　　那时的小孩子都喜欢过年，因为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在我的记忆中，过年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意思。1966年春节，应该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放寒假了，差不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寒假作业写完。不为别的，就是想过年好好玩。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本命年的概念，只是听家里的老姆妈说起什么本命年，才知道它是如何如何重要。多盼着爸爸妈妈也知道这一点啊。姆妈也私下里和妈妈说起这事，妈妈温和地一笑说，唯物主义者不讲这些的。
　　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天爸爸似比往日回来早些。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见他匆匆忙忙拿了一些洗漱用具和一包饼干，与秘书一道离去。临走时，拍了拍我的头说：“新年好，爸爸过几天就回来。”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过几天就回来”，那意思就是，年又不在家里过了，他又去他的三线视察去了。在我12年的记忆中，爸爸和我们聚少离多。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春节，爸爸不在家了。对于他人来说，爸爸是与他们历经生死的战友。对于在三线苦战的将士们来说，爸爸是他们的总指挥。而对于我呢，爸爸是个符号，是个影子。
　　还有一天要过年了，妈妈早晨出门时说，在家听话，妈妈要去慰问部队，给你买了新衣服，年三十要穿上啊，妈妈几天就回来了。也是一个几天就回来。我委曲极了，泪汪汪地瞪着妈妈。敢情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年对我很重要啊？妈妈看我梨花带雨的样子，不免心疼。用那悦耳的吴侬软语轻轻地对我说：“野战部队的战士比你大不了几岁的，他们过年都不能回家。”我知道，妈妈又和她的野战部队一道包饺子去了。当时，我恨恨地对妈妈说：“我多希望是你的战士！”之后，“呯”地摔门而去，背后传来妈妈依旧温和的声音：“这是妈妈的工作，是一种职责，你懂吗？”
　　年三十到了，我百无聊赖地换上新衣，听着窗外的声声爆竹，看着随风舞动的红灯笼，内心孤独极了。姆妈精心为我制作的美味佳肴，好像一点滋味都没有。一阵电话铃响起，打破了沉闷，是同学打来的。说是在家挺没劲的，想到我家玩。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帮同学。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家长下基层，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视察去了。这是规律，每逢过年过节，大院里的孩子们是最孤独的。在一起玩、吃、吹牛、逗乐是家常便饭。也正因为如此，小孩子们的关系颇有些相依为命的意味。
　　在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心目中，工作、职责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为了这两个字眼，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工作、职责不是金钱、权力，不是任何可见的、不可见的利益，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人民的幸福。带着这份使命感，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抗战的前线，也是这份使命感，使他们在和平时期，依然以如火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
　　战友、同志
　　“文革”开始了，爸爸妈妈相继被带走。说是不许请保姆，姆妈也被送回江苏老家。妈妈临走时留下一叠饭票，告诉我，可以到院里的食堂打饭。同院的伙伴境遇和我差不多，于是到食堂打饭，成了我们的一个新乐趣。好景不长，没几天饭票就用光了。还没到月底，便囊中空空如也。一连好几天，都是买一两米饭，加一点冬菜。
　　那天中午，我在窗口买饭，依旧是米饭和冬菜。就在我端着饭盒转身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孩子，你能吃饱吗？”哦，原来是大院食堂的管理员，我们平时称他作黑伯伯，黑伯伯招手示意，让我进去，为我盛了一些饭菜，然后对窗口的服务员说：“这是大姐的孩子，以后不管我在不在，只要看到这孩子，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记在我的账上。”
　　我当时并不知道黑伯伯为什么这样。时间长了，从服务员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原委。黑伯伯参加过长征，据说是红八军的，没有文化，没有结婚，自然也没有儿女。他一直当炊事员，用他的话说，当炊事员不饿肚子。妈妈任职期间，每年都用自己的钱给黑伯伯买四季的衣物，逢年过节，还给老头送一些好吃的。黑伯伯常说，有同志们照顾，老了也不怕。老伯没有文化，资格老，敢说，造反派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他公开地在院里说：“说大姐是走资派，打死我都不信。” 　　战争年代，战友、同志是可以互相挡子弹的生死之交。在非常时期，战友、同志是相互信任的莫逆之交。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
　　刚刚结婚那阵，我总弄不清先生的哥哥弟弟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公公的一位老战友夫妻双双辞世，身后留下4个儿子，三个未成年。老头没有和家里任何人商量，自己决定收养这4个孩子。组织上给这4个孩子的赡养费，都被老头一一存在4个孩子名下，以便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奠定一点经济基础。他们日常生活的费用，全由老头老太太来承担。从那时起，人们经常见到，中午休息，晚上回家，以及周末，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婆婆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织毛衣。他们无怨无悔地做着这一切，原因很简单，他们和这四个烈士遗孤的父母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
　　今天，网友拿“同志”插诨打科，可以理解。但是，我笑不起来。因为对于中国的老布尔什维克而言，“同志”有太多神圣的内涵。我不懂，也没有体会，但是，我见过，也受益过，我不想调侃他们。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赋闲在家的父亲做起了寓公。每天早晨和干休所的战友们晨练，下午在一起聊天下棋，好不自在。外界的一切，似乎淡出了他们的生活世界。从表面普通的老人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人们只能从他们习惯性的军人步伐、遇事的果断豁达，依稀辨别出战争淬砺的痕迹。
　　有那么一阵子，父亲的外界联系突然多起来。各类不同的人找他投诉。原来他曾经工作过的某地，为准备当地的大庆，设计了几项面子工程，各行业的税收项目多起来。父亲对于那些地区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掌纹。当向老干部通报这些工程时，老人们愤怒了。他们想联名上书中央，力陈这些面子工程的弊端。他们重申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反复劝阻父亲，最后惹得他大发雷霆，差点犯了心脏病。最后，老人们都受到子女的劝阻，上书中央之事作罢。但父亲预言，建这几个面子工程时需要耗费多少钱，当它们无用时，炸毁就需要多少钱。我们暗地里都笑这帮老头，真是愚忠，老恐龙。
　　大庆如期举行。然而父亲的预言不幸言中。中央代表团看到那些无用的面子工程，曾经责令当地拆除或者炸毁。然而经专家预算，炸毁的费用并不比建设的费用少。也就是说，里外里，费用增加了一倍。至今那些面子工程依旧立在那里，不同的是，它们成为当地的笑柄。然而这笑柄花费了好几个亿啊。
　　我曾经幸灾乐祸地对父亲谈起那些面子工程，并对父亲及那帮老头说：“你们是对的。”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要是错了，那倒好了，至少那么多民脂民膏没有浪费。几个亿，就这么打水漂了，那是多少人创造的财富啊。我们国家并不富裕，浪费不起！花好几亿，仅仅证明谁对谁错，笑话！”每逢谈起这些，父亲都要谈起他当年巨大的国防工程预算，如何误差不超过1%等等。总要重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社会公正
　　直到21世纪初，离休干部的收入还是偏低的。有时真觉得，我们国家好像很健忘，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打天下的功臣们，就被自己的党遗忘了。唯一想起他们的就是“七一”、“八一”、国庆节，单位送点小礼品什么的，意思意思呗。除此之外，倒是没有什么人提起他们了。
　　前几年，实行公务员制。离休干部们的工资随行就市地提升了。一个周末，回到婆婆那里，兴冲冲地告诉她这个消息。满以为她会高兴，涨工资了嘛，谁和钱有仇呢。谁承想婆婆问，那退休的人也涨吗？答曰：好像不涨。婆婆笑着摇了摇头说：“那不合理吧？好多退休的干部和工人工资比我们低得多，现在物价涨了，他们的工资不涨，这不公平。这样下去，社会贫富悬殊会拉大，社会就不稳定了。”
　　我和先生听了顿时愣在那儿了。您都到这份儿了，也就比赤贫多不了几个大子儿，还想着别人比自己更困难，还惦记着社会公正、贫富悬殊。您看看这房子，120米，倒退30年算大房子。现在呢，恨不得小青年都比您住得牛。您看看这家具，卖给回收废品的，都卖不了几瓶啤酒钱，您还惦记着别人。咳，真是的，说您什么好啊。
　　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肃然起敬。是啊，他们当初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要是为了钱，他们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不错。如果为了个人境遇，他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只需要在家里当某家大少爷就行了。只因受到外族入侵，国破山河碎，他们便放弃学业，投笔从戎。革命成功了，共和国建立了。他们在位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国家改革了，商品经济的大潮来了，他们也离休了。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为开放改革支付了成本。我们的国家有负于这批人，而这批人却丝毫不计较。他们心里想得最多的依然是党、国家、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从被国民党围剿的“匪”，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在野党，再到共和国的执政党，辉煌的历史，是这批有信仰、有理想、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人浴血奋战、流血牺牲造就的。我们的父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活下来。他们之所以不抱怨自己的境遇，就是因为他们总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相比。与在黎明前倒下的战友相比，自己还活着，还要奢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