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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3年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已经有不少著述，本文旨在利用现有的档案材料，介绍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期间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早就向往到俄国考察，一度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蒋介石带着“了解俄共”的使命兴致勃勃地开始一系列访问苏联的活动，但在代表团将反映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提交到共产国际后，近两个月时间杳无音讯，遭到冷处理。苏联对外蒙古问题所持的苏俄利益至上的立场一度让蒋介石大发雷霆，孙中山一直以来酝酿的西北计划成为泡影，诸此种种令乘兴而去的蒋介石败兴而归，乃至萌生仇苏情绪，直接影响他当政后的对苏关系。
一、乘兴而去
对苏赞誉有加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封建王朝被共和制取代已近10年，但新生的中华民国离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还有相当距离，国家并未统一，各实力派军阀雄踞一方，战后世界形势急剧变化，中国思想界呈现难得的活跃。俄国十月革命释放的信息，共产国际代表们为赤化全世界即所谓世界革命的四出奔走，对苦苦寻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吸引力之一。但就像国际舆论一样，对十月革命模式仁智各见，苏俄宣传称那里已经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多年追求的目标―社会公平。一些热血青年盼望前去看个究竟。最早公开前往的是1920年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前去的俞颂华、瞿秋白、李宗武，后有江亢虎等。在上海，有苏俄人士参与的上海的外国语学校源源不绝地为输送人员赴苏取经做着准备。1921年便有一批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公开的秘密。此时蒋介石正值而立之年，踌躇满志，也是向往俄国者之一。孙中山早就知道蒋“有志西图”，1923年夏季组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便选择了他为团长，孙认蒋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军事领袖的素质，定将“蔚为大气”。代表团一行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1921年他已经在苏俄工作过。有倾向共产党的沈定一（玄庐），以及王登云。孙中山介绍蒋介石的使命说，派他到莫斯科是为了探讨在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蒋介石是以共产国际眼中的左派在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的。宾主双方似“同胞姐妹”共叙友好。
蒋介石一行兴致极高，苏方安排代表团一行9月16日参观第144步兵团，这天有一个花絮颇能说明蒋介石的状态。出发前他做好应有准备，一身戎装，英姿伟岸，俨然将军风范出现在迎候的专车旁。但是为保密起见，苏方接待人员礼貌地建议他脱下军服，换上便装。
蒋介石在该团品尝了战士们的膳食，仔细观看了营房中的一切。他向该团官兵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感受：军民团结是红军强大的真正原因。然后发表了关于世界革命的讲话，称中国军人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也要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那个年代红色都城的最强音，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也热血沸腾，结束讲话时，激动得双手发抖。军乐队奏着极富感染力的《国际歌》，蒋介石竟是被战士们抬着放到汽车跟前的。
后来代表团还考察和参观了其他军事单位和工厂农村，蒋介石眼界大开，印象颇深的是：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将领及士兵……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智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当蒋介石在彼得格勒试乘旅行飞机，高高地“滑翔天际如在陆地”时，他可谓折报于苏俄军队实力了：“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发，非我国之窳败也。”后来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借鉴了苏联的政委制模式来建立党军，1927-1928年间国民党依靠这样的党军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相同的党国，实现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目标。毛泽东后来将其概括为 “支部建在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遵照同样的思想。
二、热情跌落
怒不可遏为哪般
9月13日蒋介石把反映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提交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介绍了其要点：
国民党决定避开华南外国人盘踞的两大基地上海和香港，把活动重心、大本营转移到中国西北。在库伦迤南靠近中蒙、中俄边界处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孙中山的新军，兵源便是这一带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待时机成熟便从西北进军，攻打北京。代表团一行希望就此得到苏方建议和帮助。这便是孙中山从1918年开始酝酿的那个西北计划。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于其中表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将具有世界性质”，因为中国也要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中俄两国应当在这场斗争中携手合作。乍看起来，“世界革命”对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动听的语汇，但是《代表团意见书》却“遇冷”——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苏方任何回应。有材料记载说蒋介石一度感到莫斯科“完全藐视他”而大发雷霆，甚至称病，希望去疗养。负责代表团接待工作的苏方人员还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国代表团里“打起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正忙于一个他们自视为体现世界革命成果的大计划——建立“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早在1918年德国仿效十月革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时，列宁十分关切革命者“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但那个苏维埃没有坚持下来，著名的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鸟”没有像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在1920—1922年间预言的那样立即鼓翼腾飞。
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幻想依旧。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23年1月，德国因战争赔偿问题与法国、比利时等国出现争论，后两国便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地区，德国经济凋敝和社会更加动荡，德共领导人于1923年7月11日发表《告全党书》，表示要准备开始武装斗争，组织失业工人，号召群众起义，“一个工人被杀。就要用两个法西斯的命来抵”。接着是7月29日德共组织的反法西斯日活动。德国动荡局势的加剧，使共产国际内部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要员都抛弃了争论，一致从配送武器、派遣干部为德国的“十月革命”紧锣密鼓加紧布署。 这就是蒋介石《代表团意见书》受到“冷遇”的原因。斯大林认为“德国即将发生的革命是当代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的胜利，对于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来说，要比6年前的俄国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无疑将把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移到柏林”。莫斯科期盼“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建立后俄国将加入其中，“共产国际逐渐占居世界政治斗争舞台前沿的时期正在到来”。有关人士摩拳擦掌，呈现着背水一战英雄此去必凯旋的气势。托洛茨斯明确致函斯大林，说要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后再议蒋介石的《代表团意见书》。他的设想似乎不无道理，这个“联邦”若得以出现，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共产国际没有料到德国形势发生“逆转”，不可能煽动工人于11月9日总罢工，那个拟议中的“联邦”永远消失。
此后，苏方正式就《代表团意见书》表态，11月12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鲁祖塔克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同代表团讨论了蒋介石提交的《代表团意见书》。苏方没有直接就军事行动计划本身做出直接的回答，只强调务必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和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党军队干部的培养问题。斯克梁斯基建议国民党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开展政治工作，“应该集中财力用于宣传：出版报刊，选举运动之类”，这样才可能出现人民热烈支持革命军的场面。他认为“近几年必须只做政治工作”。如果按照《代表团意见书》所述立即“开启战端，那就意味着冒险，出兵未捷身先死”。国民党代表团毫无疑问听出了弦外之音。蒋介石对此说法并不以为然，他强调的是中国国民党开展政治工作既遇到帝国主义的镇压，又受到国内警察的追踪乃至迫害。中俄情况不同，俄国当年只有一个敌人——沙皇政府，而中国革命者面对的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二，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就在德国“十月革命“酝酿的过程中，蒋介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讨论了外蒙古问题。双方意见不一，“无结果而散”。此后蒋介石对所有人都“怒目而视，”他认为“外蒙古不能自己承认自己独立”。为此事，中国代表团“打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差一点没动手”。张太雷的态度可想而知，早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就有多篇文章认为与其让外蒙古回归中国军阀政府，莫如将其给红色的苏俄。
与契切林谈话后，蒋介石随即向孙中山报告了有关情形，传达了所谓蒙古人“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一事。到10月25日他收到孙中山的信，语多安慰，孙称谢苏联政府派遣代表到华南等友好行为。至于外蒙古问题，孙请蒋介石向苏方说明，国民党主张的民族主义，要在“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并非“各个民族分立”。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外蒙古人免除怕”国民党的状况，因为国民党并不压迫蒙古民族，而要使其“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孙中山把苏联称为“我们的良友”，或许仅仅暂时使蒋的怒气稍减。
蒋介石依然怒不可遏，原因之三，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团里 “中国青年”的指责，这显然指张太雷对蒋介石演说持有的非议，原来蒋介石对中共旅莫共产党学员讲话时表露了敬佩孙中山之意。张认为蒋对孙“有崇拜个人之弊。”如果联系中国代表团一行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在11月25日会议上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应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那场讨论，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部分采纳了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意见等，可以理解，血气方刚的张太雷显然把苏式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目标而不无“藐视”蒋介石之意。蒋则因张等“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受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国民党前途感到担心。
三、败兴而归
萌生仇苏情绪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不无收获，《代表团意见书》未得彼方完全支持，因苏联不愿意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但是国民党军政干部的培养工作毕竟已有端倪，双方决定或由国民党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或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党军的建设。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国民党以物质和人员的援助。蒋介石后来当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他日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1923年底回国后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今佚），1924年又致函廖仲恺，向其表达对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的不满，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说这些人“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蒋并进一步认为，“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劝告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 蒋介石相当激烈地抨击苏俄外交政策：“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在蒙古问题上，蒋介石甚至认为苏联有意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仇苏情绪的表露淋漓尽致。尽管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苏联有过合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32年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出版，他依然持同样的观点：“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谨引述1922年A.A.越飞的困惑作为结尾。是年8月越飞来华，中国知识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冯玉祥等为他设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对照莫斯科向他交的“底牌”和指示，他坦率地密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说每看到中国人对他作为放弃了对华不平等国家的友好使者而充满期待的目光和友好态度，他总感到不安，总因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践行承诺而“愧对”中国民众。越飞的“愧”内容是什么？蒋介石的仇苏或反苏中的“仇”与“反”又是什么？
最终蒋介石没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视其为苏联的屏障，帮助它在1946年取得独立。固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相关链接：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方面的著述，可参见本文作者李玉贞在1996年《党史研究资料》第6-7期连载的相关文章，2007年《世纪》第2-3期连载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一（上、下）》
一、乘兴而去
对苏赞誉有加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封建王朝被共和制取代已近10年，但新生的中华民国离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还有相当距离，国家并未统一，各实力派军阀雄踞一方，战后世界形势急剧变化，中国思想界呈现难得的活跃。俄国十月革命释放的信息，共产国际代表们为赤化全世界即所谓世界革命的四出奔走，对苦苦寻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吸引力之一。但就像国际舆论一样，对十月革命模式仁智各见，苏俄宣传称那里已经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多年追求的目标―社会公平。一些热血青年盼望前去看个究竟。最早公开前往的是1920年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前去的俞颂华、瞿秋白、李宗武，后有江亢虎等。在上海，有苏俄人士参与的上海的外国语学校源源不绝地为输送人员赴苏取经做着准备。1921年便有一批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公开的秘密。此时蒋介石正值而立之年，踌躇满志，也是向往俄国者之一。孙中山早就知道蒋“有志西图”，1923年夏季组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便选择了他为团长，孙认蒋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军事领袖的素质，定将“蔚为大气”。代表团一行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1921年他已经在苏俄工作过。有倾向共产党的沈定一（玄庐），以及王登云。孙中山介绍蒋介石的使命说，派他到莫斯科是为了探讨在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蒋介石是以共产国际眼中的左派在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的。宾主双方似“同胞姐妹”共叙友好。
蒋介石一行兴致极高，苏方安排代表团一行9月16日参观第144步兵团，这天有一个花絮颇能说明蒋介石的状态。出发前他做好应有准备，一身戎装，英姿伟岸，俨然将军风范出现在迎候的专车旁。但是为保密起见，苏方接待人员礼貌地建议他脱下军服，换上便装。
蒋介石在该团品尝了战士们的膳食，仔细观看了营房中的一切。他向该团官兵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感受：军民团结是红军强大的真正原因。然后发表了关于世界革命的讲话，称中国军人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也要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革命”和拥护革命是那个年代红色都城的最强音，蒋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也热血沸腾，结束讲话时，激动得双手发抖。军乐队奏着极富感染力的《国际歌》，蒋介石竟是被战士们抬着放到汽车跟前的。
后来代表团还考察和参观了其他军事单位和工厂农村，蒋介石眼界大开，印象颇深的是：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将领及士兵……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智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当蒋介石在彼得格勒试乘旅行飞机，高高地“滑翔天际如在陆地”时，他可谓折报于苏俄军队实力了：“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发，非我国之窳败也。”后来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借鉴了苏联的政委制模式来建立党军，1927-1928年间国民党依靠这样的党军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相同的党国，实现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目标。毛泽东后来将其概括为 “支部建在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遵照同样的思想。
二、热情跌落
怒不可遏为哪般
9月13日蒋介石把反映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提交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向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克梁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介绍了其要点：
国民党决定避开华南外国人盘踞的两大基地上海和香港，把活动重心、大本营转移到中国西北。在库伦迤南靠近中蒙、中俄边界处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孙中山的新军，兵源便是这一带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待时机成熟便从西北进军，攻打北京。代表团一行希望就此得到苏方建议和帮助。这便是孙中山从1918年开始酝酿的那个西北计划。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于其中表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将具有世界性质”，因为中国也要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中俄两国应当在这场斗争中携手合作。乍看起来，“世界革命”对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动听的语汇，但是《代表团意见书》却“遇冷”——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苏方任何回应。有材料记载说蒋介石一度感到莫斯科“完全藐视他”而大发雷霆，甚至称病，希望去疗养。负责代表团接待工作的苏方人员还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国代表团里“打起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正忙于一个他们自视为体现世界革命成果的大计划——建立“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早在1918年德国仿效十月革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时，列宁十分关切革命者“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之流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但那个苏维埃没有坚持下来，著名的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鸟”没有像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在1920—1922年间预言的那样立即鼓翼腾飞。
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幻想依旧。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23年1月，德国因战争赔偿问题与法国、比利时等国出现争论，后两国便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地区，德国经济凋敝和社会更加动荡，德共领导人于1923年7月11日发表《告全党书》，表示要准备开始武装斗争，组织失业工人，号召群众起义，“一个工人被杀。就要用两个法西斯的命来抵”。接着是7月29日德共组织的反法西斯日活动。德国动荡局势的加剧，使共产国际内部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要员都抛弃了争论，一致从配送武器、派遣干部为德国的“十月革命”紧锣密鼓加紧布署。 这就是蒋介石《代表团意见书》受到“冷遇”的原因。斯大林认为“德国即将发生的革命是当代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的胜利，对于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来说，要比6年前的俄国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无疑将把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移到柏林”。莫斯科期盼“欧洲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建立后俄国将加入其中，“共产国际逐渐占居世界政治斗争舞台前沿的时期正在到来”。有关人士摩拳擦掌，呈现着背水一战英雄此去必凯旋的气势。托洛茨斯明确致函斯大林，说要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后再议蒋介石的《代表团意见书》。他的设想似乎不无道理，这个“联邦”若得以出现，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共产国际没有料到德国形势发生“逆转”，不可能煽动工人于11月9日总罢工，那个拟议中的“联邦”永远消失。
此后，苏方正式就《代表团意见书》表态，11月12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鲁祖塔克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同代表团讨论了蒋介石提交的《代表团意见书》。苏方没有直接就军事行动计划本身做出直接的回答，只强调务必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和从根本上解决国民党军队干部的培养问题。斯克梁斯基建议国民党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开展政治工作，“应该集中财力用于宣传：出版报刊，选举运动之类”，这样才可能出现人民热烈支持革命军的场面。他认为“近几年必须只做政治工作”。如果按照《代表团意见书》所述立即“开启战端，那就意味着冒险，出兵未捷身先死”。国民党代表团毫无疑问听出了弦外之音。蒋介石对此说法并不以为然，他强调的是中国国民党开展政治工作既遇到帝国主义的镇压，又受到国内警察的追踪乃至迫害。中俄情况不同，俄国当年只有一个敌人——沙皇政府，而中国革命者面对的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二，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就在德国“十月革命“酝酿的过程中，蒋介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讨论了外蒙古问题。双方意见不一，“无结果而散”。此后蒋介石对所有人都“怒目而视，”他认为“外蒙古不能自己承认自己独立”。为此事，中国代表团“打起来”了，“吵得不可开交，”“差一点没动手”。张太雷的态度可想而知，早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就有多篇文章认为与其让外蒙古回归中国军阀政府，莫如将其给红色的苏俄。
与契切林谈话后，蒋介石随即向孙中山报告了有关情形，传达了所谓蒙古人“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一事。到10月25日他收到孙中山的信，语多安慰，孙称谢苏联政府派遣代表到华南等友好行为。至于外蒙古问题，孙请蒋介石向苏方说明，国民党主张的民族主义，要在“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并非“各个民族分立”。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外蒙古人免除怕”国民党的状况，因为国民党并不压迫蒙古民族，而要使其“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孙中山把苏联称为“我们的良友”，或许仅仅暂时使蒋的怒气稍减。
蒋介石依然怒不可遏，原因之三，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团里 “中国青年”的指责，这显然指张太雷对蒋介石演说持有的非议，原来蒋介石对中共旅莫共产党学员讲话时表露了敬佩孙中山之意。张认为蒋对孙“有崇拜个人之弊。”如果联系中国代表团一行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在11月25日会议上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应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那场讨论，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部分采纳了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意见等，可以理解，血气方刚的张太雷显然把苏式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目标而不无“藐视”蒋介石之意。蒋则因张等“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受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国民党前途感到担心。
三、败兴而归
萌生仇苏情绪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不无收获，《代表团意见书》未得彼方完全支持，因苏联不愿意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但是国民党军政干部的培养工作毕竟已有端倪，双方决定或由国民党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或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党军的建设。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国民党以物质和人员的援助。蒋介石后来当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他日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1923年底回国后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今佚），1924年又致函廖仲恺，向其表达对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的不满，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说这些人“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蒋并进一步认为，“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劝告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 蒋介石相当激烈地抨击苏俄外交政策：“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在蒙古问题上，蒋介石甚至认为苏联有意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仇苏情绪的表露淋漓尽致。尽管北伐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苏联有过合作，但那不过是权宜之计。32年后，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出版，他依然持同样的观点：“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谨引述1922年A.A.越飞的困惑作为结尾。是年8月越飞来华，中国知识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冯玉祥等为他设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对照莫斯科向他交的“底牌”和指示，他坦率地密信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说每看到中国人对他作为放弃了对华不平等国家的友好使者而充满期待的目光和友好态度，他总感到不安，总因苏俄“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践行承诺而“愧对”中国民众。越飞的“愧”内容是什么？蒋介石的仇苏或反苏中的“仇”与“反”又是什么？
最终蒋介石没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视其为苏联的屏障，帮助它在1946年取得独立。固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相关链接：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方面的著述，可参见本文作者李玉贞在1996年《党史研究资料》第6-7期连载的相关文章，2007年《世纪》第2-3期连载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一（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