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为民族音乐理论教育、民族声乐教育等园地尚未开拓。在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代表的高等音乐学府中，音乐教育家们不断研究与实践，为民族音乐的教学开疆拓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民族音乐的优秀人才。
　　2018年11月26日，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音乐学系承办，音乐教育系协办的江明惇教授从教六十周年音乐教育思想研讨会顺利举行。会议气氛热烈，江明惇教授的学生和同仁们回顾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育的历程，深入探讨了民族音乐教育的问题，并展望了未来。12月4日，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声歌系等部门承办的纪念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创办六十周年暨王品素教授诞辰九十五周年研讨会与音乐会成功举办，老、中、青歌唱家、教育家们齐聚一堂畅谈、放歌。有机会参与这两场学术研讨会和音乐会，我非常激动，故写下此文。

王品素教授的民族声乐教学之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有许多著名的歌唱家在校教学。1953年，王品素教授到声乐系任支部书记和教学工作。她是由邓颖超同志介绍入党的老党员，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声乐教学经验。1958年，她接受了“民族班”的声乐教学工作，展开了民族声乐教学的新征程。当时“土洋之争”正盛，各地专业院校在民族声乐的教学方面还缺乏经验。王品素教授在教学中对西方的歌唱方法，比如发声技巧、艺术处理等方面加以借鉴，并力求保留我们民族的音乐特色。在挖掘不同民族学生的歌唱技巧的同时，她深入地分析学生演唱的优缺点，因材施教，为学生们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的演唱方法。

　　王品素教授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的演唱技巧有了质的飞跃，还充分挖掘了学生嗓音潜在的进步空间，比如音域的拓宽等。她先后培养了二十三个民族歌唱家，例如才旦卓玛（藏族）、宗庸卓玛（藏族）、金花（蒙古族）、何纪光（土家族）、索德米德（达斡尔族）等。此次活动，才旦卓玛等著名歌唱家也从遥远的家乡赶到母校，深情回忆了王品素老师待学生如亲人、呕心沥血教学生的动人事迹。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建系六十周年来，正因王品素教授等老一辈艺术家在音乐教育讲台上的无私奉献，才让民族声乐教育在曲折中发展起来，不断找寻着属于中国的独特道路。以王品素先生为首的老师们，当之无愧为中国民族声乐教育事业的师表楷模。

江明惇教授的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

　　1958年，为响应党和周总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号召，品学兼优的作曲系学生江明惇提前毕业后，毅然投身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在刚成立不久的民族音乐研究室，他和李民雄、滕永然三位年轻人克服了许多困难，将录有各种民族音乐的钢丝录音带和杂乱的书籍材料细心分类、整理编号。之后，他们扛着二十几斤重的老式录音机，跋山涉水到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福建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采风活动，收集和记录了大量民间音乐的优秀作品。江先生走遍了全国十五个省市收集民歌，编写了《汉族民歌概论》，科学地划分了民歌体裁类别。这本书成为了民歌研究的经典之作，获得了首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上海社会科学一等奖等，至今仍是优秀的民歌教材。

　　江明惇教授一直是“双肩挑”。1960年，他开始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附中的民歌课，既担任系党支部工作，又担任教学工作。1984年，江明惇教授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1991年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虽然社会工作繁忙，江明惇教授却坚持教学，笔耕不辍。现已满八十周岁的他仍然在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事业努力，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把几十年研究的心血、和经验教授给学生。除了《汉族民歌概论》《中国民间音乐概论》等著作外，他的《中国民族音乐》二十多年来依旧是许多高等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学的首选教材之一。
　　由于江明惇教授长期广泛接触、思考和领导音乐学院的工作和民间文艺工作，他看待问题的学术视野有着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特点。他培养的刘晓静、徐元勇、费维耀等各艺术院校、出版机构的领导和学科领军人物，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等全国各省市的音乐研究、教学、出版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费维耀在研讨会上说出了学生们的心声：“江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辈，一个为我开拓思路的老师，一个热忱鼓励、指点迷津的师者。”严谨的工作作风，内在的敬业和细致，让江明惇教授成为了学生们最为直接的榜样和楷模。

　　江明惇教授六十年来对音乐的不懈研究和追求，靠的是对民族音乐学的满腔热忱。作为中国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他拥有广阔的、前瞻性的学术思维。他把中国传统音乐置于世界音乐的格局中，他为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不懈奋斗的精神让人敬佩。正如会议主持人、音乐学系主任王丹丹教授所说：“江先生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一面旗帜，也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一面旗帜。”
　　在研讨会上，江明惇教授反复强调“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他认为民族音乐教育要从“根”抓起，从“土壤”抓起。1997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建了音乐教育系，并亲自任系主任，支持引进了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等音乐教学法，为专业音乐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架起了桥梁。目前的音乐专业院校科系林立，音乐教育专业、音乐学专业和民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是科目繁多，但是对于民族音乐的学习和理论研究部分是略少的。有时候大家往往希望掌握最前沿的欧美学术研究动向，培养最为出众的民乐和西洋乐器的演奏人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习民族音乐的热情普遍不够高。回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非常重视民间音乐，曾亲自带领全院师生在大礼堂学唱民歌，此后更是大胆引进各地民间艺人和优秀民乐教师，我认为此为一大创举。
　　民族音乐研究室建立后，随着聘请公函的不断发放，“榆林小曲”的大成者丁喜才，浙江民间歌舞团的竹笛教师赵松庭，北京师范学院的二胡教师陆修棠，民间艺人王秀卿、赵玉凤等等民间艺人和教师的大胆引入，不仅充实了教师队伍，而且为当时的校园带来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这样的课堂教育完全不局限于学科化的学习，而是立足于本土，采用第一手资料，邀请实践者们亲自为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族音乐的传播者和教育者。例如鞠秀芳随丁喜才学唱《五哥放羊》《走西口》等，在当时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金奖；何占豪和陈钢以越剧音乐为基础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因此我认为，加强该方面的教育是必不可少且具有深远意义的。
　　甲子赞师尊，愿我中华民族之音乐教育，能站在民族音乐开拓者们的肩膀上，不断进步与发展，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书写下华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