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二十年前，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刚一问世，即以其独具的魅力打动了我。原来历史学著作还可以这样写。不过由于这本书侧重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那时候一代名相张居正已归道山，差一点被他的门生天子——万历皇帝掘墓鞭尸，所以该书对于张居正没有多加论列，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背景略事铺陈，未免是一缺憾。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手提三尺剑夺得天下，开创了明清绝对君主制政体的先河。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大明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不但朝廷的财政濒于破产，官场中文恬武嬉，贪贿成风，官吏玩忽职守。加上北方边患日亟，乡村豪强大量兼并土地，民不堪命。可朝廷上，嘉靖皇帝倦勤，几十年不上朝，偶然朝会之际，也是众声喧哗吵闹，不像是上朝议事。君权旁落，内阁中便你争我夺，政潮风起。
　　当此之际，有士大夫临危受命出而担任内阁首辅，说自己“既忘家殉国，遑悯其他。虽机阱满前，众簇攒体，孤不畏也。”他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他少有异秉，胸怀大志，还在少年时代，即被湖北巡抚顾视为“将相才”，22岁中进士，经过多年磨勘养望，万历元年（1573年）终于成为辅佐年幼皇帝的内阁首辅。
　　张居正要拯救气息奄奄的大明朝廷，振衰起弊，首先就得“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 所谓“尊主权”，即重建中央朝廷的行政威权，实现言出法随，令行禁止。他的施政纲领共有六条，这就是《陈六事疏》中说的：“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其中最主要的又不过省议论、核名实两条，表面上看来似乎卑卑不足道。但世上的改革之难，阻力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旧的价值理念与符号的依恋，一是权势者的既得利益。代表前者的是道学家，后者则是遍布朝野的权贵阶层。
　　明代王阳明创心学一脉，后学则流于狂禅，史家称之为“王学左派”，其意气之跋扈，行事之怪奇，连王阳明也不以为然。张居正未当国以前，有次在京师遇到这一派的何心隐，何挑衅说，“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张居正斜睨了他一眼说：“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何听后颇为沮丧，说：“此公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后来居正当国，何真的庾死狱中，这是后话。“时时欲飞，却飞不起”，这是张居正看到王学左派的高调与帝国行政的严重分裂，给这一派的评语。更等而下之的，是那些无视大明帝国内外交困的现实，一味鸹噪意识形态高调的道学家。张居正斥责他们是“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不过“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余谈”，讥笑他们的学说为“虾蟆禅”。可就凭这大而无当的“虾蟆禅”，他们却能“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一伙用道德高调掩盖现实中的特权利益的宵小之徒，他们与权贵阶层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道学是当时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张居正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悖离道学以兴治，所以他只有出之以“省议论”一着，也即不做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
　　二是“核名实”。所谓“综核名实”， 语出《汉书》：“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即综合事物的名称与实际，循名责实，加以考核。用张居正的话说，就是“上下相维，无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诏书则有责，上计簿徒具文则有责，三公不察吏治则有责。” 实际上这近乎现代政治中的问责制。张居正推行新政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将价值问题化为“综核名实”的技术问题。这在一个以道德信条替代法制生长，以意识形态来弥补制度化不足的政治社会里，是意图改革者的不二法门，无疑可大大化解推进新政的阻力。
　　凭借“综核名实”，张居正提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他大力搜求选拔人才。他的标准只有两条，只要是“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他起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治河，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练兵备边。一时人才济济。他吸收前人的教训，不立朋党。为了重振纪纲，刷新吏治，他强调该予责罚的不得包庇，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皇亲贵戚宁可给与财富，不得轻授职务做人情，官职无论大小，一律不得世袭，使人有专职，事可责成，官场上下面目为之一新。
　　张居正执政十年，以治军之法治吏。他主持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不但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国库充盈，饶有余裕，竟使大明帝国一度呈现了“中兴气象”，由是张居正也被时人誉为振衰起弊的“救时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