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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30日上午10时45分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同志致电文汇报党委书记吴谷平同志，转达温家宝总理对本报11月28日一篇报道的好评。温家宝总理29日打电话给杨波同志，说他28日夜里阅读文汇报时，在第五版“新闻点击”看到《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杨福家教授以亲身经历谈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称赞这篇报道写得好。报纸记者从中央台新闻节目获取信息后再进行深入采访，也说明在目前电视媒体强势作用下，广播仍然具有很大的信息传播作用。
以上信息经近期《文汇报工作情报通报》披露后，引起了不少业内同行的关注，向笔者了解情况。现将我经历的该文采编过程以及由此得出的体会汇报如下。
2006年11月22日早晨7时许，杨福家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6点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温总理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其中有温总理的一段讲话录音，谈到会前他曾征求杨福家教授意见的前后过程以及与杨见面交流的情况等……杨先生建议我也能听一遍随后中央台的重播内容。我马上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央台频率，收听到了相关的消息和侧记。随后我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再次浏览和收听了温总理的这段讲话录音。这段录音稿文字不长，但国家领导人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教育家的尊重和信任表露无遗，特别是当总理在谈到自己何以对教育有如此热情时，联系他自己的家世谈的那段话，相信会令很多听众动容。
温家宝说:“几位教育家谈得非常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基于我对它的认识，而且基于我一种特殊的情感。人到一个年纪，我也是64的人了。我父亲90多了，他不能讲话了，我把他的日记翻开，我一看呢，他把我的祖父在天津办普育中学那段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后来我的父亲母亲都做教师，几乎一家人都是教师。所以我说我有热情。第三呢，我有意志。我们问题存在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第四呢，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
温家宝回忆起开会前曾征求过杨福家教授的意见，他说:“我当时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约你到办公室谈一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接到我的信他感到很惊奇。结果来了，我就把他约到中南海，我们两个谈心，谈了好长时间……”
温家宝说，杨福家教授后来回了一封信:“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我呢，就跟大家讲，我信任大家。我就这四点:使命感､热情､意志和信任。我想呢，我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把我们的教育事业推向前进。今天是开始，我还会找大家的，我不多讲了。国务院今天请大家吃个便饭，我和大家一起在吃饭时聊一聊好不好?大家洗个手，然后就在这儿，我们食堂里，呵呵。”
由此也触发了笔者采访当事人杨福家先生，以了解更多幕后故事的冲动。
这样，我就约杨先生采访。几天以后，在复旦大学杨先生的办公室我有幸听到杨先生讲述他2006年6月初与总理面对面交谈的来龙去脉以及交谈中的一些细节。杨先生说他早就听说国际媒体上有称温家宝“平民总理”一说，但此次有机会与温总理直接见面交谈，才对此有更深切的体会。杨先生还让我看了温总理亲自用毛笔书写的信封和信件的原文以及他和温总理的合影。我们商定这篇访问稿的主题就定在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上。
伴随着采访带来的激情和冲动，我用较短的时间整理思路并写出了初稿。在交杨先生本人审稿的过程中，我也同时进一步推敲文章的表述和用语。2006年11月27日下午文章定稿，当天下午5点前稿件交分管副总编马申审阅。马申同志听我介绍了此稿的大致情况并审看了稿子后当即表示，这是体现文汇报特色的难得的独家稿件。当晚马申同志在对稿件作了若干修正后在稿单上题签:可在一版刊发。
当晚，要闻部当班主任徐雪飞拿到此稿，仔细阅稿后，雪飞主任也有同感，认为这是有助于提升文汇报影响力的文章。他一边向当晚值班副总编陈启伟汇报，一边筹划一版版面的安排。启伟同志对稿件认真审读了两遍后同意要闻部的安排。上版前，徐雪飞和要闻部编辑夏怀逸又对此文作了多处修改，包括尽可能对文章采访对象的称谓进行统一。同时，雪飞又向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何建华同志汇报此文的内容和处理意见，何总当即表示赞同。
当晚，在新华社重要稿件和本报事先策划的重要稿件比较多的情况下，要闻部仍然设法在一版对此文作了突出处理，包括将该文的标题和编辑精心选出的提要在一版刊出，并衬以醒目的色块，而全文在五版的“新闻点击”专栏刊出。
文章见报后，在报社当天(28日)下午的选题会上，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好评。当天下午，杨福家教授给笔者打来电话，称看到今天的文汇报后，对报社对这篇文章的精心处理和安排非常满意。杨先生感谢文汇报一直以来对教育､科技报道的支持，并表示将进一步和文汇报合作，把高教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30日上午，报社领导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打来的电话，告知了温总理对此文的好评。从温总理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温总理对这篇文章看得非常仔细，不仅看了标题，而且对文章本身也看得很认真，因为笔者关于收听电台广播一节的叙述是在文中而非在标题和引言中出现的。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的首页全文转载了本报的这篇文章。
从这篇文章的采编引出的两点体会。
体会之一是，一篇原本立意和视角不错的稿子，要能达到预期甚至超过预期的效果，必须是报社上下合力打造的产物，其中，部门主任､要闻部当值主任和分管副总编辑､总编辑对稿件的判断力尤为关键，判断得当就会在版面上给予充分而强势的处理。
试想，如果上述这篇稿件未能在一版上得到醒目的处理，并且文章本身也未能在主要版面上得到完整而大气的表现，那么可以肯定这篇文章是难以得到应有关注的。本文的精心处理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由此观之，以往我们这方面也有不少可以引以为鉴的例子。
体会之二，作为一张主流报纸，文汇报至今依然具有较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此次温总理对文汇报报道发出声音，再次提示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市领导对文汇报报道是关注和留意的，关键是我们报纸的报道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于哪些报道会引起高层领导关注，我个人理解，凡是中央领导和市委领导的脑海里正在盘桓的一些问题，如温总理此次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如何构建包括教育家､科技帅才等在内的领军人才的产出机制､社会环境;包括高考制度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如何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科教报道的重要选题。一旦经过认真调研，在这些问题上发出有见地的声音，则不但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而且可以预期会在普通市民中引起热议和强烈反响。
附原文:
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
——杨福家教授以亲身经历谈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江世亮
11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消息。除了这则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配发了一段温总理听取专家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座谈会侧记，这段从座谈会现场采制的录音稿里有这样一段话:
“温家宝回忆起开会前曾征求过杨福家教授的意见，他说:‘我当时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约你到办公室谈一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接到我的信他感到很惊奇。结果来了，我就把他约到中南海，我们两个谈心，谈了好长时间……’
温家宝说:‘杨福家教授后来回了一封信，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我呢，就跟大家讲，我信任大家’。”
这段录音稿文字不长，但国家领导人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教育家的尊重和信任跃然纸上，特别是当总理在谈到自己何以对教育有如此热情，联系他自己的家世谈的那段话令许多听众动容。这些也触发了记者采访当事人之一杨福家教授的冲动。
采访到杨福家先生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杨福家告诉记者，在国际的媒体上早有称温家宝“平民总理”一说，他本人也常听说温总理交了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其中包括李政道博士。而李政道也给杨福家谈起过温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杨福家说他以前虽也见过温总理，但是真正面对面接触，是从今年开始的。这首次的直接交往由温总理给杨福家的一封信而引出。但杨先生告诉记者，这封信是有由来的。
让人温暖的“散散步”
由来是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去年1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会刊编委会邀请杨先生写一篇文章。后来杨先生请了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和他一起写。
这篇文章写作时(2005年12月6日)，正值温总理在法国访问，他在法国讲了一段话，内容大意是，商业上的交换是为了现在，而文化､教育上的交流是为了将来;学生之间的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购买150架空客飞机。这段话在《ChinaDaily》上曾有报道。杨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引了这段话。后来世界经济论坛会刊收到这篇文章，看到这两句话以后就配了温总理在演讲时的一幅彩照。杂志正式出版后，编辑部就给杨先生寄了两本，其中一本，希望他转给温总理。这样杨先生就给温总理转寄了这份会刊，同时附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
这以后温总理就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杨先生说，因为他当时在国外，真正看到这封由温家宝总理亲自用毛笔书写的信封和原件，差不多已是一个月以后，大约是5月底。杨福家说，温总理的信非常谦虚，他说那本书已看完，要向杨福家请教教育问题。希望杨福家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当面谈一谈。杨福家说他看到这封信就给温总理回了一封信，说明正好6月初要到北京开院士大会，这段时间他会在北京的。
杨先生说，6月5日上午开院士大会，由于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手机不好带，中午回到宾馆一看有5个未接电话。从这个号码杨先生晓得是国务院打来的，但是他没办法回这个电话。结果两点钟又来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到温总理办公室去。
杨先生说，他到了温总理办公室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温总理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他说:“福家，你来了。星期天我刚从内蒙古回来，今天上午我参加你们院士会。今天下午的时间都是给你的。”
杨先生说，温总理开始说了他的一家都是搞教育的，使人深切体会到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他很希望与我讨论些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谈心嘛，谈了很长时间。谈完了以后，我们在楼上，就是中南海的两层楼的房子，他说要送我下来，我说不要送，他说，“我也正好散散步”，等于就送我下来。最近(11月20日)温总理召开高教质量座谈会，散会后，温总理也送全体与会者上车后，才挥手道别。
杨先生说，总理说“要散散步”，送他下楼时，让他马上想起了自己一生中已是第三次听到这句话了。第一次是到指导老师卢鹤绂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请教完了以后他送我下来，我说你不要送我，他说“我要散散步”;第二次我到北京去拜访钱三强，钱三强谈完了送我到汽车站，也是这句话“去散散步”。如今温总理也是讲这一句话。这句话，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暖意。
信任让人感受责任
后来，温总理要找一些教育界人士座谈，他要杨福家推荐一些人。大约一周后杨福家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根据要求提供了一些人的名字。完全没想到，温总理在收到信以后就叫秘书给杨先生打电话说“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
7月18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前，总理秘书电话一直打到英国，希望杨先生能参加。由于当时杨先生要主持授予李政道博士诺丁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所以赶不及参加这次座谈会。后来杨福家看到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记录:温总理对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说，我过去不认识你，是杨福家校长与我交谈的时候推荐你的，他后来给我信中也是第一个推荐了你。温总理还对韦钰讲，杨福家说你既懂大学又懂中小学。
看到这些文字记录，杨福家说他强烈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被国家领导人信任的舒心。同时总理这些话表明他对人的尊重，就像写文章引文时要讲出处那样。在参加11月20日召开的高等教育质量座谈会后，杨福家进一步感到，党中央､温总理对办一流教育创一流国家的决心，以及由此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而有力的措施。
面对中央领导的信任和重托，杨福家说他深深感受到责任重大。杨福家说他期望能把中央领导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爱和信任传达到更多的人们，从而化作更多人的行动:对教育要有使命感､有热情､有决心!相信在党的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在大家的努力下，找准问题，并逐步解决问题，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夙愿。
(原载于《文汇报》2006年11月28日)
编校:施宇
以上信息经近期《文汇报工作情报通报》披露后，引起了不少业内同行的关注，向笔者了解情况。现将我经历的该文采编过程以及由此得出的体会汇报如下。
2006年11月22日早晨7时许，杨福家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6点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温总理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其中有温总理的一段讲话录音，谈到会前他曾征求杨福家教授意见的前后过程以及与杨见面交流的情况等……杨先生建议我也能听一遍随后中央台的重播内容。我马上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央台频率，收听到了相关的消息和侧记。随后我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再次浏览和收听了温总理的这段讲话录音。这段录音稿文字不长，但国家领导人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教育家的尊重和信任表露无遗，特别是当总理在谈到自己何以对教育有如此热情时，联系他自己的家世谈的那段话，相信会令很多听众动容。
温家宝说:“几位教育家谈得非常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基于我对它的认识，而且基于我一种特殊的情感。人到一个年纪，我也是64的人了。我父亲90多了，他不能讲话了，我把他的日记翻开，我一看呢，他把我的祖父在天津办普育中学那段历史记载得很清楚。后来我的父亲母亲都做教师，几乎一家人都是教师。所以我说我有热情。第三呢，我有意志。我们问题存在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第四呢，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
温家宝回忆起开会前曾征求过杨福家教授的意见，他说:“我当时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约你到办公室谈一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接到我的信他感到很惊奇。结果来了，我就把他约到中南海，我们两个谈心，谈了好长时间……”
温家宝说，杨福家教授后来回了一封信:“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我呢，就跟大家讲，我信任大家。我就这四点:使命感､热情､意志和信任。我想呢，我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把我们的教育事业推向前进。今天是开始，我还会找大家的，我不多讲了。国务院今天请大家吃个便饭，我和大家一起在吃饭时聊一聊好不好?大家洗个手，然后就在这儿，我们食堂里，呵呵。”
由此也触发了笔者采访当事人杨福家先生，以了解更多幕后故事的冲动。
这样，我就约杨先生采访。几天以后，在复旦大学杨先生的办公室我有幸听到杨先生讲述他2006年6月初与总理面对面交谈的来龙去脉以及交谈中的一些细节。杨先生说他早就听说国际媒体上有称温家宝“平民总理”一说，但此次有机会与温总理直接见面交谈，才对此有更深切的体会。杨先生还让我看了温总理亲自用毛笔书写的信封和信件的原文以及他和温总理的合影。我们商定这篇访问稿的主题就定在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上。
伴随着采访带来的激情和冲动，我用较短的时间整理思路并写出了初稿。在交杨先生本人审稿的过程中，我也同时进一步推敲文章的表述和用语。2006年11月27日下午文章定稿，当天下午5点前稿件交分管副总编马申审阅。马申同志听我介绍了此稿的大致情况并审看了稿子后当即表示，这是体现文汇报特色的难得的独家稿件。当晚马申同志在对稿件作了若干修正后在稿单上题签:可在一版刊发。
当晚，要闻部当班主任徐雪飞拿到此稿，仔细阅稿后，雪飞主任也有同感，认为这是有助于提升文汇报影响力的文章。他一边向当晚值班副总编陈启伟汇报，一边筹划一版版面的安排。启伟同志对稿件认真审读了两遍后同意要闻部的安排。上版前，徐雪飞和要闻部编辑夏怀逸又对此文作了多处修改，包括尽可能对文章采访对象的称谓进行统一。同时，雪飞又向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何建华同志汇报此文的内容和处理意见，何总当即表示赞同。
当晚，在新华社重要稿件和本报事先策划的重要稿件比较多的情况下，要闻部仍然设法在一版对此文作了突出处理，包括将该文的标题和编辑精心选出的提要在一版刊出，并衬以醒目的色块，而全文在五版的“新闻点击”专栏刊出。
文章见报后，在报社当天(28日)下午的选题会上，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好评。当天下午，杨福家教授给笔者打来电话，称看到今天的文汇报后，对报社对这篇文章的精心处理和安排非常满意。杨先生感谢文汇报一直以来对教育､科技报道的支持，并表示将进一步和文汇报合作，把高教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30日上午，报社领导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打来的电话，告知了温总理对此文的好评。从温总理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温总理对这篇文章看得非常仔细，不仅看了标题，而且对文章本身也看得很认真，因为笔者关于收听电台广播一节的叙述是在文中而非在标题和引言中出现的。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的首页全文转载了本报的这篇文章。
从这篇文章的采编引出的两点体会。
体会之一是，一篇原本立意和视角不错的稿子，要能达到预期甚至超过预期的效果，必须是报社上下合力打造的产物，其中，部门主任､要闻部当值主任和分管副总编辑､总编辑对稿件的判断力尤为关键，判断得当就会在版面上给予充分而强势的处理。
试想，如果上述这篇稿件未能在一版上得到醒目的处理，并且文章本身也未能在主要版面上得到完整而大气的表现，那么可以肯定这篇文章是难以得到应有关注的。本文的精心处理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由此观之，以往我们这方面也有不少可以引以为鉴的例子。
体会之二，作为一张主流报纸，文汇报至今依然具有较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此次温总理对文汇报报道发出声音，再次提示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市领导对文汇报报道是关注和留意的，关键是我们报纸的报道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出自己的声音。至于哪些报道会引起高层领导关注，我个人理解，凡是中央领导和市委领导的脑海里正在盘桓的一些问题，如温总理此次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如何构建包括教育家､科技帅才等在内的领军人才的产出机制､社会环境;包括高考制度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如何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等，都可以成为我们科教报道的重要选题。一旦经过认真调研，在这些问题上发出有见地的声音，则不但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而且可以预期会在普通市民中引起热议和强烈反响。
附原文:
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
——杨福家教授以亲身经历谈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江世亮
11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消息。除了这则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配发了一段温总理听取专家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座谈会侧记，这段从座谈会现场采制的录音稿里有这样一段话:
“温家宝回忆起开会前曾征求过杨福家教授的意见，他说:‘我当时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约你到办公室谈一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接到我的信他感到很惊奇。结果来了，我就把他约到中南海，我们两个谈心，谈了好长时间……’
温家宝说:‘杨福家教授后来回了一封信，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我呢，就跟大家讲，我信任大家’。”
这段录音稿文字不长，但国家领导人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对教育家的尊重和信任跃然纸上，特别是当总理在谈到自己何以对教育有如此热情，联系他自己的家世谈的那段话令许多听众动容。这些也触发了记者采访当事人之一杨福家教授的冲动。
采访到杨福家先生已是几天以后的事。杨福家告诉记者，在国际的媒体上早有称温家宝“平民总理”一说，他本人也常听说温总理交了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其中包括李政道博士。而李政道也给杨福家谈起过温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杨福家说他以前虽也见过温总理，但是真正面对面接触，是从今年开始的。这首次的直接交往由温总理给杨福家的一封信而引出。但杨先生告诉记者，这封信是有由来的。
让人温暖的“散散步”
由来是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去年1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会刊编委会邀请杨先生写一篇文章。后来杨先生请了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和他一起写。
这篇文章写作时(2005年12月6日)，正值温总理在法国访问，他在法国讲了一段话，内容大意是，商业上的交换是为了现在，而文化､教育上的交流是为了将来;学生之间的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购买150架空客飞机。这段话在《ChinaDaily》上曾有报道。杨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引了这段话。后来世界经济论坛会刊收到这篇文章，看到这两句话以后就配了温总理在演讲时的一幅彩照。杂志正式出版后，编辑部就给杨先生寄了两本，其中一本，希望他转给温总理。这样杨先生就给温总理转寄了这份会刊，同时附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
这以后温总理就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杨先生说，因为他当时在国外，真正看到这封由温家宝总理亲自用毛笔书写的信封和原件，差不多已是一个月以后，大约是5月底。杨福家说，温总理的信非常谦虚，他说那本书已看完，要向杨福家请教教育问题。希望杨福家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当面谈一谈。杨福家说他看到这封信就给温总理回了一封信，说明正好6月初要到北京开院士大会，这段时间他会在北京的。
杨先生说，6月5日上午开院士大会，由于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手机不好带，中午回到宾馆一看有5个未接电话。从这个号码杨先生晓得是国务院打来的，但是他没办法回这个电话。结果两点钟又来了一个电话，希望他能够到温总理办公室去。
杨先生说，他到了温总理办公室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温总理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他说:“福家，你来了。星期天我刚从内蒙古回来，今天上午我参加你们院士会。今天下午的时间都是给你的。”
杨先生说，温总理开始说了他的一家都是搞教育的，使人深切体会到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他很希望与我讨论些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谈心嘛，谈了很长时间。谈完了以后，我们在楼上，就是中南海的两层楼的房子，他说要送我下来，我说不要送，他说，“我也正好散散步”，等于就送我下来。最近(11月20日)温总理召开高教质量座谈会，散会后，温总理也送全体与会者上车后，才挥手道别。
杨先生说，总理说“要散散步”，送他下楼时，让他马上想起了自己一生中已是第三次听到这句话了。第一次是到指导老师卢鹤绂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请教完了以后他送我下来，我说你不要送我，他说“我要散散步”;第二次我到北京去拜访钱三强，钱三强谈完了送我到汽车站，也是这句话“去散散步”。如今温总理也是讲这一句话。这句话，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暖意。
信任让人感受责任
后来，温总理要找一些教育界人士座谈，他要杨福家推荐一些人。大约一周后杨福家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根据要求提供了一些人的名字。完全没想到，温总理在收到信以后就叫秘书给杨先生打电话说“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
7月18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前，总理秘书电话一直打到英国，希望杨先生能参加。由于当时杨先生要主持授予李政道博士诺丁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所以赶不及参加这次座谈会。后来杨福家看到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记录:温总理对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说，我过去不认识你，是杨福家校长与我交谈的时候推荐你的，他后来给我信中也是第一个推荐了你。温总理还对韦钰讲，杨福家说你既懂大学又懂中小学。
看到这些文字记录，杨福家说他强烈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被国家领导人信任的舒心。同时总理这些话表明他对人的尊重，就像写文章引文时要讲出处那样。在参加11月20日召开的高等教育质量座谈会后，杨福家进一步感到，党中央､温总理对办一流教育创一流国家的决心，以及由此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而有力的措施。
面对中央领导的信任和重托，杨福家说他深深感受到责任重大。杨福家说他期望能把中央领导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爱和信任传达到更多的人们，从而化作更多人的行动:对教育要有使命感､有热情､有决心!相信在党的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在大家的努力下，找准问题，并逐步解决问题，中国一定能够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夙愿。
(原载于《文汇报》2006年11月28日)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