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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后，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到2020年，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在经济发展的漫长道路上，会不会遇到十字路口呢？
发展岔道如何抉择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复苏的框架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经营，高于财政层面的货币政策，A股市场为经济复苏指明道路。到今年8月，这个体系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
“井喷”的信贷已经趋缓。1-7月的持续单向交易之后，股市重回大幅波动的局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政策的转变期间——银行业加强了窗口指导，房地产业信贷紧缩，国务院发布了新的抑制产能过剩举措。
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拳，使中国走出了政策过于宽松的状态。但是实质性变化微不足道。在世界需求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强势的信贷增长，代替疲软的出口贸易。
2008年股市崩溃，后来又恢复过来，现在的风险就是增长周期保持上世纪90年代的模式。1992-1993年经济增长带来了牛市，过度增长导致了1998年“牛市”离去，留下了一个持续五年的残局——银行坏账、产能过剩、通货紧缩、GDP增长、企业收益分离。
经济前景尚不明朗，下一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似将放慢增长脚步。
需要更低增长目标
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显然是放弃8％的增长目标。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减轻政策上的压力，实际上却难以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年度增长一直是决策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年度增长目标，发挥着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承诺——“最大限度的就业，稳定的物价和长期稳定的银行利率”相同的作用。
当然，中国需要有一个增长的预期目标，但不一定必须是8％。这或许会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通常人们认为：8％是保证中国人都有饭碗所必需的一个神奇数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事实果真如此。
相反，倒有事例证明，即使增长率低于8％，只要增长模式中仍是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占优势，实现全面就业也不无可能。然而，增长率不是8％，这一数字会是多少？
下降到7％的话，似乎这一变化也太微乎其微，根本无需任何努力。人们不会相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娴熟到能够在7-8％的增长率之间，随便选择一个数字。那么，剩下的选择，便是将增长目标放在5-6％到8％之间。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到现在，中国只有两年曾发布过如此低的GDP增长数字，这两次都是迫不得已，并非主动调控。那么，现在看来，目标定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就应该不会是故意的了。
人们期望更高出口
人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重新回到出口拉动增长的美好时光。这样，可以回到2008年之前的状况——出口拉动GDP增长。投资者祈望美国的强劲增长，成为所有地区保持良好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最终结果却是非常遗憾。最好的情况是：世界市场保持疲软，创造中国在国内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口行业不太景气，让人误以为现状真的如此惨淡。欧美主要指标表明：中国出口状况正在明显改善。事实上，看不出出口状况有所改善，环比却表明出口已经回升。半成品进口额是一项重要指标，2008年10月之前，半成品进口额月平均为330亿美元，到今年1月骤降到150亿美元，7月份恢复到将近300亿美元。
轻工制造业的增长最为明显。当金属出口下降75％的时候，成衣鞋类制品出口只下降了10％。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金属制造业所提供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或许只占就业总量的极小部分。相比之下，成衣鞋类制品和IT设备，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出口行业的复苏，是重大宏观政策举措的前提。要将政策从“宽松最后阶段”调整到一个新的阶段，除了GDP增长率在8％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零以上，积极的出口增长是第三个前提条件，可能还要包括加息。如果同比增长的回升比预期要快的话，政策风险就会提前出现了。
人民币可行性改革
国际需求的提高，是汇率提高的前提条件，中国出口量成为重要的风向标。政策上的变革，无疑令市场动荡不安。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近期的一轮市场动荡，这应该是短暂的。
随着银行利率降到历史新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采取“正常化”政策实为上策。出口的增长，是由存量导致的，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会就此宣布：往昔繁荣的日子又回来了。在没有大量出口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强劲的内需增长。快速增长的信贷，为内需增长提供了保障。
另一种应对政策的可能性：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没有成为近几个月内运用的政策工具。部分是国际需求骤降，也是人民币一直对其他货币升值。不仅出口表现稳定迹象，美元也持续走软。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无助于保持人民币的坚挺，这也就是一个中期问题。中国继续获取海外市场份额，表明人民币的贸易加权值，在近几个月没有对中国的潜在竞争力造成什么影响。
这一现象没有反映在大额的贸易顺差中，它是由近期国际需求的周期性疲软造成的。接下来出口的增长将再次拉升顺差，哪怕只是暂时的。不管怎样，贸易顺差的减少，没有大幅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究其原因，资本对内流动，重新活跃起来。
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国内的宽松货币政策可以继续保持。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有助于减缓物价压力。人民币的改革，对依旧不稳定的出口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不失为中国当前局势下的一项可行性政策。
国内市场需要消费
依赖于出口的增长，无异于一种巨大的倒退。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降低对外贸的依赖，而代之以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2008年之前，中国紧缩货币政策实现迅速增长目标。随着海外市场日益衰退，这一秘诀不再适用，私营企业发展出路，在于依赖国内经济。
有一个关键举措——打破国有企业享有的特权。只要允许参与市场竞争，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生产能力更强，更可以获得市场份额和相应利润。国有企业垄断之手几乎触及到银行业，这也是私有企业要从其他地方，不是从国内商业银行，获取融资的部分原因。
私有银行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为那些被忽视了的私有企业借贷者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这对就业增长很有帮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最终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从过度投资上重新平衡过来。
在未来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消费性开支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衰退，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近几个月保持了理性增长，尤其是二线城市，但只要经济周期运转正常，消费这一环就绝不会滞后。
中国二线城市，消费的增长最强劲。这或许反映了收入增长的力度，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接近收入与消费的临界点。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亚经验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在中国行将结束的资产价格通胀组合在一起，将非常有助于促进消费。
家庭支出增长是个好消息，令不少观察家大感意外。如果消费确实大幅增长，政策带来的影响就无法确定了。一方面，高消费水平给政府更大自由度，为宽松的信贷政策踩刹车；另一方面，决策者可能认为，正是宽松的政策，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家庭消费转机。
政策保持宽松状态
宽松政策如何定位？投资前景将会如何？不管对外贸易发展到何种程度，出口拉动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经济发展潜在活力，在于新的增长模式，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亚以信贷增长代替出口增长。除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胀恶化到了一定程度，总体政策定位将不会发生变化，政策将会保持宽松的状态。
2009年上半年，国内增长疲软，通货膨胀率低，出口行业萧条，政府一直保持着宽松政策。现在，短期状况看起来更加复杂了。国内需求不再疲软，出口行业也显示出稳定迹象，资产价格也上涨了。
在总体政策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决策者尝试修复房地产市场，发布新的抑制产能过剩措施，通过冲销政策来提升银行同业间拆息。随着下半年信贷的放缓，政策的微调对A股市场的影响确实很大。股价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影响，A股市场将会受到重创。
票据融资快速增长，意味着流动性过剩，从而抬高资产价格，而供给却正在下降。中国政府努力使银行追踪贷款申请人的资金使用情况，以确保贷款投入到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中，而并非用来购买资产。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流动性供给要依靠某些融资产品的增长。中长期贷款增长速度超过了票据融资，资本市场的保险金达到了历史新高。在全球疲软的市场环境下，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试验。未来两年之内，资产市场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和强劲经济增长的总体预期不会改变。
发展岔道如何抉择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复苏的框架体系包括几个方面：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经营，高于财政层面的货币政策，A股市场为经济复苏指明道路。到今年8月，这个体系一直在发挥它的作用。
“井喷”的信贷已经趋缓。1-7月的持续单向交易之后，股市重回大幅波动的局面。这一切，都发生在政策的转变期间——银行业加强了窗口指导，房地产业信贷紧缩，国务院发布了新的抑制产能过剩举措。
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拳，使中国走出了政策过于宽松的状态。但是实质性变化微不足道。在世界需求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强势的信贷增长，代替疲软的出口贸易。
2008年股市崩溃，后来又恢复过来，现在的风险就是增长周期保持上世纪90年代的模式。1992-1993年经济增长带来了牛市，过度增长导致了1998年“牛市”离去，留下了一个持续五年的残局——银行坏账、产能过剩、通货紧缩、GDP增长、企业收益分离。
经济前景尚不明朗，下一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似将放慢增长脚步。
需要更低增长目标
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显然是放弃8％的增长目标。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减轻政策上的压力，实际上却难以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年度增长一直是决策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年度增长目标，发挥着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承诺——“最大限度的就业，稳定的物价和长期稳定的银行利率”相同的作用。
当然，中国需要有一个增长的预期目标，但不一定必须是8％。这或许会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通常人们认为：8％是保证中国人都有饭碗所必需的一个神奇数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事实果真如此。
相反，倒有事例证明，即使增长率低于8％，只要增长模式中仍是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占优势，实现全面就业也不无可能。然而，增长率不是8％，这一数字会是多少？
下降到7％的话，似乎这一变化也太微乎其微，根本无需任何努力。人们不会相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娴熟到能够在7-8％的增长率之间，随便选择一个数字。那么，剩下的选择，便是将增长目标放在5-6％到8％之间。
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到现在，中国只有两年曾发布过如此低的GDP增长数字，这两次都是迫不得已，并非主动调控。那么，现在看来，目标定在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就应该不会是故意的了。
人们期望更高出口
人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重新回到出口拉动增长的美好时光。这样，可以回到2008年之前的状况——出口拉动GDP增长。投资者祈望美国的强劲增长，成为所有地区保持良好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最终结果却是非常遗憾。最好的情况是：世界市场保持疲软，创造中国在国内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口行业不太景气，让人误以为现状真的如此惨淡。欧美主要指标表明：中国出口状况正在明显改善。事实上，看不出出口状况有所改善，环比却表明出口已经回升。半成品进口额是一项重要指标，2008年10月之前，半成品进口额月平均为330亿美元，到今年1月骤降到150亿美元，7月份恢复到将近300亿美元。
轻工制造业的增长最为明显。当金属出口下降75％的时候，成衣鞋类制品出口只下降了10％。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金属制造业所提供的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或许只占就业总量的极小部分。相比之下，成衣鞋类制品和IT设备，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出口行业的复苏，是重大宏观政策举措的前提。要将政策从“宽松最后阶段”调整到一个新的阶段，除了GDP增长率在8％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零以上，积极的出口增长是第三个前提条件，可能还要包括加息。如果同比增长的回升比预期要快的话，政策风险就会提前出现了。
人民币可行性改革
国际需求的提高，是汇率提高的前提条件，中国出口量成为重要的风向标。政策上的变革，无疑令市场动荡不安。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近期的一轮市场动荡，这应该是短暂的。
随着银行利率降到历史新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采取“正常化”政策实为上策。出口的增长，是由存量导致的，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会就此宣布：往昔繁荣的日子又回来了。在没有大量出口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强劲的内需增长。快速增长的信贷，为内需增长提供了保障。
另一种应对政策的可能性：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没有成为近几个月内运用的政策工具。部分是国际需求骤降，也是人民币一直对其他货币升值。不仅出口表现稳定迹象，美元也持续走软。
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无助于保持人民币的坚挺，这也就是一个中期问题。中国继续获取海外市场份额，表明人民币的贸易加权值，在近几个月没有对中国的潜在竞争力造成什么影响。
这一现象没有反映在大额的贸易顺差中，它是由近期国际需求的周期性疲软造成的。接下来出口的增长将再次拉升顺差，哪怕只是暂时的。不管怎样，贸易顺差的减少，没有大幅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究其原因，资本对内流动，重新活跃起来。
只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国内的宽松货币政策可以继续保持。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有助于减缓物价压力。人民币的改革，对依旧不稳定的出口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不失为中国当前局势下的一项可行性政策。
国内市场需要消费
依赖于出口的增长，无异于一种巨大的倒退。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降低对外贸的依赖，而代之以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2008年之前，中国紧缩货币政策实现迅速增长目标。随着海外市场日益衰退，这一秘诀不再适用，私营企业发展出路，在于依赖国内经济。
有一个关键举措——打破国有企业享有的特权。只要允许参与市场竞争，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生产能力更强，更可以获得市场份额和相应利润。国有企业垄断之手几乎触及到银行业，这也是私有企业要从其他地方，不是从国内商业银行，获取融资的部分原因。
私有银行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为那些被忽视了的私有企业借贷者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这对就业增长很有帮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最终将有助于中国经济从过度投资上重新平衡过来。
在未来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消费性开支上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衰退，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在近几个月保持了理性增长，尤其是二线城市，但只要经济周期运转正常，消费这一环就绝不会滞后。
中国二线城市，消费的增长最强劲。这或许反映了收入增长的力度，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接近收入与消费的临界点。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亚经验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在中国行将结束的资产价格通胀组合在一起，将非常有助于促进消费。
家庭支出增长是个好消息，令不少观察家大感意外。如果消费确实大幅增长，政策带来的影响就无法确定了。一方面，高消费水平给政府更大自由度，为宽松的信贷政策踩刹车；另一方面，决策者可能认为，正是宽松的政策，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家庭消费转机。
政策保持宽松状态
宽松政策如何定位？投资前景将会如何？不管对外贸易发展到何种程度，出口拉动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经济发展潜在活力，在于新的增长模式，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亚以信贷增长代替出口增长。除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胀恶化到了一定程度，总体政策定位将不会发生变化，政策将会保持宽松的状态。
2009年上半年，国内增长疲软，通货膨胀率低，出口行业萧条，政府一直保持着宽松政策。现在，短期状况看起来更加复杂了。国内需求不再疲软，出口行业也显示出稳定迹象，资产价格也上涨了。
在总体政策没有改变的背景下，决策者尝试修复房地产市场，发布新的抑制产能过剩措施，通过冲销政策来提升银行同业间拆息。随着下半年信贷的放缓，政策的微调对A股市场的影响确实很大。股价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变化的影响，A股市场将会受到重创。
票据融资快速增长，意味着流动性过剩，从而抬高资产价格，而供给却正在下降。中国政府努力使银行追踪贷款申请人的资金使用情况，以确保贷款投入到真正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中，而并非用来购买资产。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流动性供给要依靠某些融资产品的增长。中长期贷款增长速度超过了票据融资，资本市场的保险金达到了历史新高。在全球疲软的市场环境下，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试验。未来两年之内，资产市场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和强劲经济增长的总体预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