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上山:献给世界的文明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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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遗址堪称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地。2020年,是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20年前,在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发现距今11400—8400年的上山遗址,之后,又有19处属于同一文化层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相继被发现。这些遗址皆位于長江中下游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个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的遗址群,其所代表的文化被统称为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遗址群是迄今所知东亚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人类“新石器早期居住遗址群”(叶德怀《下汤文化遗址:1万年前的远古密码》)。它凸现和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稻作农业文明文化圈”的唯一性、本源性、标志性、神秘性特质,堪称世界“稻源”“村始”“陶本”“俗根”。
  稻源: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地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大文化标志,即稻作农业起源、磨制石器发达、陶器出现,这三大标志,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焦天龙《试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开始的标志》)。
  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是先产生农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出现陶器,即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很早便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未现农业的痕迹,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而距今1万多年的上山文化,不仅发展出稻作农业,其磨制石器也较为发达,还出现了陶器(彩陶器),并且,其水稻也完成了从野生植物到人工栽培作物的过程。也就是说,在1万年以前,上山地区便已进入文明时代。“作为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上山遗址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科学院编《浙江上山遗址改写世界稻作文明史》)
  其实,大约在1万年以前,中国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差异,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特征有所区别,大致可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一是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如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这一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无农业,陶器也不甚发达。二是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如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为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后又养牛、羊等。三是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上山遗址群即属此列。
  上山遗址群位于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钱塘江流域,其稻作农业相对发达,且出现时间较早,出土的水稻栽培稻遗存实证了这一地区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水稻栽培的驯化中心和起源中心”(俞吉吉《上山先民栽培的原生稻从何而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水稻看中国,中国水稻看江南,江南水稻看上山。水稻,是上山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水稻的发明,是上山为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特意参观上山遗址,并题写“万年上山,世界稻源”题词以作纪念。
  村始:世界初级村落文化发祥地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指出:“探讨人类文明的起源,不能离开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很难确定中国文明在什么时候就算跨进文明时代,但可以逐渐揭示我们的先人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过程,一个重要的侧面便是聚落的变迁。”
  大量考古研究证明,世界农业的发展是在距今10000—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时代。而考古实证,距今11400—8400年的上山遗址已形成人类最早的农业村落(农村聚落)文化圈层,被誉为“世界初级村落文化发祥地”(蒋乐平《上山遗址与村落形成探源》)。
  如上山遗址群中出现的3列平行柱洞(每列长约14米,有10—11个柱洞,列间距3米,柱洞深约90厘米,直径40—50厘米,专家推测这里原来应是木结构建筑),在婺城山下周遗址和青阳山遗址发现的房屋柱洞,在义乌桥头遗址发现的柱础,皆说明上山人已告别穴居生活,住上了木结构的房子。
  又如嵊州小黄山是个比较稳定的村落型遗址,规模很大,其灰坑、建筑等表明定居程度很高。
  再如永康湖西遗址,在该遗址地塔山的西北角发现有宽约5米,相对深度1.5米的“壕沟”遗迹(距地面最深处为2.5米),这一“环壕聚落”遗址又分别向南、东两个方向延伸。
  此外,义乌桥头遗址发现的国内迄今最早、相对最完整的,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的环壕遗迹,则堪称“东亚大陆最古老的环壕聚落”(许宏《“围子”的中国史—先秦城邑7000年大势扫描(之二)》)。所谓环壕,即人们长期定居的聚落,相对封闭的空间设置起着防护野兽、防止外部氏族侵犯的作用,为人类的生活生产创造了一方安宁的空间。
  据专家分析,义乌桥头遗址地理位置优越,水及动植物资源丰富,是理想的村落聚集地。专家推测,义乌桥头遗址的最早利用阶段,存在人为对台地的修整、堆筑等一系列营建行为。也就是说,9000年前,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期,有一批先民曾在义乌这处河流潺潺、绿树成荫、重峦叠嶂之地,结庐驻足,繁衍生息,并逐渐在金衢盆地和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个灿烂的文化中心。
  长江中下游钱塘江流域的史前生态环境,利于采集经济的发展,故维持了规模较大的人口,从而形成了技术先进、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圈层。
  陶本:世界彩陶文化最早地
  彩陶,亦称绘画陶瓷。世界各地皆有彩陶出现,但上山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彩陶。如在距今9000年的义乌桥头遗址和永康湖西遗址出土的上山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皆以条带纹为主。令人惊讶的是,彩陶中还出现了神秘的“太阳纹图案”。
  上山彩陶将中国彩陶出现时间,由号称“彩陶萌芽”的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老官台文化的6000年、“陶上出现了最早彩绘”的陕西西安半坡文化的7000年、“代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世界上彩陶文化的最早发源地”的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和浙江杭州跨湖桥文化的8000年,分别上推了3000年、2000年和1000年,使上山遗址成为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彩陶文化的最早地。
  纵观世界早期新石器时代彩陶历史,美洲、非洲,未见陶器。大洋洲,不会制作陶器。西亚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出现彩陶,并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中亚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出现彩陶。南亚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彩陶。东南亚,无农业,更未见彩陶。而上山彩陶实证,东北亚的中国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   上山彩陶的发现,不仅确立了上山文化在新石器早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还为探索世界彩陶与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俗根:世界太阳神崇拜信俗文化寻根地
  信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太阳神是人类所塑造的最早的神,因此,人类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而太阳神崇拜信俗则是人类最早的信俗。那么太阳崇拜及其太阳神崇拜信俗又始于何时?
  对于太阳神崇拜信俗的存在,学界早有共识,但关于其产生时间,学界莫衷一是。当代一些研究者曾提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但论据尚嫌不足。上山彩陶太阳纹图案的出现,无疑为学界“新石器时代是否有太阳崇拜”之问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文化释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巍说:“考古揭示史前先民的宇宙观。在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在涂红色陶衣的陶器表面用白色绘出的太阳纹图案。”
  综观国内外,上山彩陶太阳纹图案的出现时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化遗址。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轮形器”(“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甘肃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绘有双勾纹、太阳纹……这些文化遗存大多属于距今6300—2800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或商周文化时期,与上山文化相比,时日相距甚远。
  国外也不乏太阳神崇拜。如挪威特伦霍尔姆、西班牙特鲁埃尔、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以及中、南美洲地区的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等古代文明中所发现的刻有太阳纹、太阳形象的文物或太阳神殿建筑,则都是距今4200年的前青铜时代的太阳神崇拜遗迹,与上山文化时期更无法同日而语。
  为何上山文化会出现太阳纹图案?或者说上山人的“太阳神崇拜”信俗是如何形成的?专家们认为,这可能与两大因素相关。生活于“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地”的上山人,因耕种之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万物生长皆靠太阳,故萌生太阳崇拜意识。再者,就是与上山的烏鸦(阳鸟,太阳及其太阳神象征符号)文化(鸟文化)崇拜信俗有关。这一点从义乌历来的地名中可见一二端倪。如东阳(义乌,地处“瀫水之东,长山之阳”,旧称“东阳”,寓意“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乌伤〔义乌,亦称“乌伤”。“乌”,即太阳及其太阳神象征,而“乌伤”,谐音“乌上”,也指“东方太阳升起之地”(赵晓《义乌桥头遗址发现9000年前太阳部落?》)〕,仍能感悟和触摸到远古上山初民“太阳及太阳神”崇拜信俗的本源记忆与文化信息。
  王巍在《筚路蓝缕 成就辉煌 履行使命 再展宏图—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说:“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栽培稻以及陶器、石器等大量生活用具。考古发现表明,稻、粟、黍的栽培以中国为最早,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们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
  施怀德,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博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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