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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美德。可是时下，美德似乎变得越来越相对稀缺了。特别是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人仿佛变得越来越焦虑，变得越来越相对缺少美德的“影响的快乐”了。很多人均如1938年，荒诞派作家阿·阿达莫夫在他的作品《自白》的开头中所惊呼的：“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我存在，但我是谁？我被分离了，我是从什么上面被分离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说，我知道。这是国人——至少是一部分国人——的心灵已经被物欲所破坏了！故，一个被物欲破坏了的心灵，怎么能知道自己是谁呢？又怎么能知道自己“从什么上面被分离的”呢？不过，没关系。被物欲破坏了的心灵，并非无药可救，还有精神可治。
这一点，袁毅和我一样感同身受，乃至于他也对传统美德的相对缺失感到惊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不然，他也不会用文字来表达他责无旁贷的心声了。为此，他在短篇小说《父父子子》中，亮出了他正面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剑。小说中，他一开始便推出主人公周老师和他的老爹，然后是被老爹称着“闺女”的老伴陈阿姨。因为老爹脑充血，为照顾老爹，周老师和他老伴陈阿姨轮番着守在床头。但由于劳累过度，“老爹还没醒过来陈阿姨却先走了，话也没留一句，就那么安详地歪倒在医院的楼道里”离世了。从此，周老师便承担起照顾老爹日常生活的重任来：清晨，他借助轮椅推着老爹“可着小花园来回溜达”，接着“推老爹去菜市上转转”，“回头”便“推老爹去吃早点”，到家老爹“照例要到阳台上坐一会”，“靠在轮椅上美美地听戏，周老师开始搞卫生”。周而复始，每天都如此。
除此而外，为了不让老爹感到失去儿媳陈阿姨的亲情之痛，周老师还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便是当老爹“躺在病床上眼睛往两边找”陈阿姨时，他就一遍又一遍地“附在老爹耳边，说，您闺女去美国啦！美国！给您领重孙子去啦！”同时，为了圆谎，他还利用老爹耳朵“不行了”的障碍，自编自导了一系列电话谎言，诸如：在电信局的国际长途电话亭里，周老师“真真假假一通拨号”，且“有意提高着嗓门”，“别有用心地冲着话筒鸡零狗碎地说一通”：“老爹想闺女啦，啥时回来哩？”“啥！过年就回来！好！好哩！”等等，自问自答。然后，他“俯身将电话机送到老爹耳边：老爹，闺女！闺女哩！”挂了电话，还“屁颠屁颠地凑近老爹耳朵，向老爹汇报”。哄得老爹信以为真，“脸上实实在在地流露出会心的笑意”。
这样，“周老师就终日活在虚幻的世界里，自欺欺人。相比较老爹，这无疑是双重的煎熬。”但是，尽管如此，他仍“不管是谁来的电话，棋友的、钓友的，在他嘴里都一律变成老伴的。——您闺女说了，您重孙子长得可好了，白白胖胖的！——您闺女说了，今年春节大人小孩都回来，给您磕头！周老师接着手机，一番真真假假的模拟后，每次都将老爹忽悠得美滋滋又喜洋洋”。
与其说这是作为子女的一种应尽责任和义务，毋宁说，这更是一种家庭社会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当下传统美德相对缺失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父子情深的情景无不令人动容，可谓十分难能可贵。曾几何时，中国传统家庭社会一直将“父父子子”视为一种伦理道德。这种观念我虽然不能赞同，但是，我也同样不敢苟同新文化运动健将胡适在《我的儿子》一文中所言：“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我更趋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乃是一种血缘关系，一种爱与养的关系，而非其他封建关系。
事实上，短篇小说《父父子子》揭示的是四代人三层父子关系。只不过，第二层父子关系由于时空关系的原因冲淡了些，第三层父子关系还才刚刚显现而已。小说集中体现在第一层父子关系的表现上。为了达到传统美德的真情显现，其结尾还刻意用衬托的方式来烘托了一番：小说首先描写“广场的正中央搭起一个很大的舞台，铺着鲜红的地毯，高大的彩虹门上，贴了一条长长的横幅：让孝心伴随我们成长——网大型亲子孝心活动！”接着描写舞台中央“一排排赤着脚的中年男女”，“一个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小姑娘，正蹲在地上，像模像样地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洗脚。舞台前围满了观众……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主持人……深情款款地对着话筒主持活动”。煽情之下，那些天真的孩子果然“随着旋律站起身……边哭边大声地吼：‘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但当音响里毛阿敏的那首《烛光里的妈妈》将活动推上高潮时，“一个工作人员抱着个硕大的纸箱子，开始挨个儿给孩子们发礼品……每发一份就冲胸前的话筒喊一声：感谢您的参与，本活动由‘金脚丫’沐足液为您独家赞助！”，一下子便将这场活动反讽了。
再反观周老师，无论主持人怎么邀请他参与，都被他拒绝了。他冲主持人“微微一笑，推着老爹缓缓地走了”。这不禁令我想到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一幅名画《夜巡》。在这幅名画的画面上，画家匠心独运地采取了近似于舞台剧的形式，在众多的军人中间夹杂着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女孩。她被大人牵扯着，匆匆穿过这群喧嚣的军人，并且她一边走着还一边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军人，仿佛在想探个究竟。这样，一个形象鲜明的小女孩便与一群身穿深色服装的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庸置疑，短篇小说《父父子子》也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用宏大场面的形式化活动来衬托、渲染周老师的孝心，使得周老师的传统美德更加具有真情之美，而絕非“网大型亲子孝心活动”那么商业化。其实，周老师已经被作家塑造成光明和美好的化身，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传统美德。
责任编辑 张 琳
这一点，袁毅和我一样感同身受，乃至于他也对传统美德的相对缺失感到惊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不然，他也不会用文字来表达他责无旁贷的心声了。为此，他在短篇小说《父父子子》中，亮出了他正面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剑。小说中，他一开始便推出主人公周老师和他的老爹，然后是被老爹称着“闺女”的老伴陈阿姨。因为老爹脑充血，为照顾老爹，周老师和他老伴陈阿姨轮番着守在床头。但由于劳累过度，“老爹还没醒过来陈阿姨却先走了，话也没留一句，就那么安详地歪倒在医院的楼道里”离世了。从此，周老师便承担起照顾老爹日常生活的重任来：清晨，他借助轮椅推着老爹“可着小花园来回溜达”，接着“推老爹去菜市上转转”，“回头”便“推老爹去吃早点”，到家老爹“照例要到阳台上坐一会”，“靠在轮椅上美美地听戏，周老师开始搞卫生”。周而复始，每天都如此。
除此而外，为了不让老爹感到失去儿媳陈阿姨的亲情之痛，周老师还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便是当老爹“躺在病床上眼睛往两边找”陈阿姨时，他就一遍又一遍地“附在老爹耳边，说，您闺女去美国啦！美国！给您领重孙子去啦！”同时，为了圆谎，他还利用老爹耳朵“不行了”的障碍，自编自导了一系列电话谎言，诸如：在电信局的国际长途电话亭里，周老师“真真假假一通拨号”，且“有意提高着嗓门”，“别有用心地冲着话筒鸡零狗碎地说一通”：“老爹想闺女啦，啥时回来哩？”“啥！过年就回来！好！好哩！”等等，自问自答。然后，他“俯身将电话机送到老爹耳边：老爹，闺女！闺女哩！”挂了电话，还“屁颠屁颠地凑近老爹耳朵，向老爹汇报”。哄得老爹信以为真，“脸上实实在在地流露出会心的笑意”。
这样，“周老师就终日活在虚幻的世界里，自欺欺人。相比较老爹，这无疑是双重的煎熬。”但是，尽管如此，他仍“不管是谁来的电话，棋友的、钓友的，在他嘴里都一律变成老伴的。——您闺女说了，您重孙子长得可好了，白白胖胖的！——您闺女说了，今年春节大人小孩都回来，给您磕头！周老师接着手机，一番真真假假的模拟后，每次都将老爹忽悠得美滋滋又喜洋洋”。
与其说这是作为子女的一种应尽责任和义务，毋宁说，这更是一种家庭社会的传统美德。尤其是在当下传统美德相对缺失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父子情深的情景无不令人动容，可谓十分难能可贵。曾几何时，中国传统家庭社会一直将“父父子子”视为一种伦理道德。这种观念我虽然不能赞同，但是，我也同样不敢苟同新文化运动健将胡适在《我的儿子》一文中所言：“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我更趋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乃是一种血缘关系，一种爱与养的关系，而非其他封建关系。
事实上，短篇小说《父父子子》揭示的是四代人三层父子关系。只不过，第二层父子关系由于时空关系的原因冲淡了些，第三层父子关系还才刚刚显现而已。小说集中体现在第一层父子关系的表现上。为了达到传统美德的真情显现，其结尾还刻意用衬托的方式来烘托了一番：小说首先描写“广场的正中央搭起一个很大的舞台，铺着鲜红的地毯，高大的彩虹门上，贴了一条长长的横幅：让孝心伴随我们成长——网大型亲子孝心活动！”接着描写舞台中央“一排排赤着脚的中年男女”，“一个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小姑娘，正蹲在地上，像模像样地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洗脚。舞台前围满了观众……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主持人……深情款款地对着话筒主持活动”。煽情之下，那些天真的孩子果然“随着旋律站起身……边哭边大声地吼：‘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但当音响里毛阿敏的那首《烛光里的妈妈》将活动推上高潮时，“一个工作人员抱着个硕大的纸箱子，开始挨个儿给孩子们发礼品……每发一份就冲胸前的话筒喊一声：感谢您的参与，本活动由‘金脚丫’沐足液为您独家赞助！”，一下子便将这场活动反讽了。
再反观周老师，无论主持人怎么邀请他参与，都被他拒绝了。他冲主持人“微微一笑，推着老爹缓缓地走了”。这不禁令我想到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一幅名画《夜巡》。在这幅名画的画面上，画家匠心独运地采取了近似于舞台剧的形式，在众多的军人中间夹杂着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女孩。她被大人牵扯着，匆匆穿过这群喧嚣的军人，并且她一边走着还一边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军人，仿佛在想探个究竟。这样，一个形象鲜明的小女孩便与一群身穿深色服装的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庸置疑，短篇小说《父父子子》也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用宏大场面的形式化活动来衬托、渲染周老师的孝心，使得周老师的传统美德更加具有真情之美，而絕非“网大型亲子孝心活动”那么商业化。其实，周老师已经被作家塑造成光明和美好的化身，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传统美德。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