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91岁高龄的殷志扬先生将他的“小城三部曲”（《小城乱世情》《霜天同林鸟》《雪落古运河》）赠送于我时，我感觉到文学给人的价值不仅仅是精神价值上的修为提升，而且还可以给人带来看得到的实惠价值，那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快乐地长寿，殷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殷先生不算高大的身材，却处处显示出智者的高远。虽已骀背之年，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常州近50年的文坛事件都讲得准确无误。他讲起当年自己与峻青、方之、高晓声等文坛名家的交往，如在昨天。这哪里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所能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呢，应该说他是常州文坛的老小伙子，带着对文学创作的无限崇拜与美好憧憬，畅游在文学的海洋，搏击风浪，勇往直前，问道无悔。
　　我打开装帧精美的书匣，将三本书抽出来，一一细读，内心激动之时，又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殷志扬一直在常州作协工作，在常州文坛甘作“人梯”几十年，直至花甲之年才开始真正地为自己挚爱一生的文学，创作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散文、小说，这种甘愿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而我在细细阅读他的作品后，又分明感受到一种浓重的时代沧桑之感，他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浓缩进江南的一个小城，人物与历史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别样的历史风貌。综观殷志扬先生的作品，大都是以他生活中的江南小城常州所发生的故事为叙事内容，这也正是他的生活经历，故事中的人、事都是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言：“文学本身是记忆的东西，与生活却又处处都是关系，两者间的微妙一直是我所思考和探索的。”确实，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融入他的作品中，并从中提炼出具有审视人性价值意义的真谛，感染读者，以醒世人。总体来看，其作品主要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他的小说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再现了沦陷区的真实人性。文学需要描写真实，但又不完全等同历史。复述历史是史学家们的追求，但为文学者，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一定要加以筛选，并从中选取与人性精神价值相关联的素材，融入文学创作。殷志扬的文学代表作是“小城”系列三部曲，其中的“小城”即江南常州是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这块土地物阜民丰，文化源远流长，文人志士辈出，从“苏锡常”“湖嘉杭”等代表江南文化的地域性称谓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文化引领性。殷志扬依托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江南小城，把故事放在民国抗战时期，自然是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他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亲身经历过的阶段，但要把这个阶段的历史真实地复现在文学中，他也知道需要独辟蹊径，跳出过去抗战文学的模式框架。殷志扬的这几部中短篇小说正是截取了抗战时期的几个片段，塑造了几对情侣，真实再现了抗战时期生活在日伪统治下沦陷区人民的艰难与抗争。宏大的历史事件隐藏在乱世小城的几个小人物身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的悲剧命运紧密相连。在设定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上，殷志扬除了借助抗日战争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在细节的选择上也体现了他的匠心之思。因此，在国难家仇的大背景下，他的小说虽然是各自独立的中、长篇小说，但每一篇中都设定了一位性格奇特坚韧、命运多舛的多情女子，她们或为家庭，或为命运，或为知己，走出了一条反抗命运、展现真纯本性的人生之路。《红芍药·白芍药》中，吴家门楼的少奶奶严景萱，在面对国破夫死的悲惨境况时，选择了复仇，并借助高颖生的抗日义勇军，亲手枪杀了仇人汉奸蒋霖生，其女性命运悲剧有其历史的必然，也存在着时代的偶然。正如严景萱所言：“可我严景萱不是第一个！你看蔡小姐、费贞娥一旦尽了义务后，不就是出家的出家，自刎的自刎了吗？”她是一位个性独立又有女俠意识的女性，当灾难来临，土匪杀死了她丈夫后，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为夫复仇的勇敢之路，但她同时又是吴家门楼的少奶奶，在复仇之后她辞别了抗日义勇军回到了吴家侍奉公婆，又似是命运使然，而小说最后让她不知所终，也是强调了那个时代多数女性悲剧命运的不可知性。《小城乱世情》中的祝梅同样也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况，她的反抗召来了更加残酷的摧残与折磨，为了复仇她甚至忍辱偷生，甘愿与相貌丑陋的更夫阿炳生活在一起，而当她得知与她青梅竹马的恋人郑天国，因懦弱而出卖了抗日起义的朋友时，她彻底失望，痛感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便选择自杀而死，其命运的悲剧更具普遍性。生活在沦陷区的女性都有可能有如祝梅一样的命运，失去家园、亲人，苟且偷生之时，都怀有一种复仇反抗的欲望，但当反抗失败之后，选择以死抗争，就更加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残酷无情。《醒来的钟》中的田金秀，虽是妓女，靠出卖色相得以生存，但她在大是大非面前，仍能选择国家民族大义，属于生活在沦陷区却又具正义精神的风尘女子典型。小说在处理这位风尘女子的方式上，选择了一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法。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所有普通人都处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风尘女子如田金秀者也需要选择生存的门路。她的悲剧命运所显示的共性再现了所有底层女子的身影，如浮萍漂泊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霜天同林鸟》中的朱湘也是因为为父复仇而一步步地走向了悲剧，到最后她决绝地刺杀汉奸而被杀死，也如前面的几部有异曲同工之效。而另一位女性是日本女子潘丽琳，她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悲剧命运却注定挥之不去，在那样一个时代，她身上的日本人血统注定不可能有一帆风顺的生活，其复杂性的人物特质也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多彩性，更增加了作品所要还原的历史真实性，历史的灾难注定会落到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头上。《雪落古运河》的故事时间跨度较大，人物命运的变化主要是与新中国建设相关联，因而此部中的诸多女性命运悲剧则更是打上了历史悲剧的烙印。范绣文、倪端阳、韩菊等不同女性在小说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作者的自传性叙事描述，其真实性的批判背后潜隐一颗炽热的爱国恋家之心。
　　因此，如果把小城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小说对这段历史的描绘，没有选取抗战中敌我双方的连天烽火，也没有多少所谓正面战场的描摹，而是选择了卑微地生活在沦陷区的这些女性悲剧来再现时代的残酷。也正是这些平凡女性的生命之火在那个国难家困的时代渐渐地熄灭，才真正地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高贵，她们对人性价值尊严的索求正是作者借助历史所要表达的深意，沦陷中的小城，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城，无数平凡的小人物共同支撑起历史的价值走向，这正是殷志扬小说对历史解释的独到之处。 　　其次，他的小说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日伪军汉奸形象，丰富了抗战文学的人物系列。抗战文学对于日伪军汉奸形象的设定，大都是脸谱化的描摹。这些汉奸不外乎是一些尖嘴猴腮、低眉俯首的趋炎附势之徒，很少有人把他们当作人来写，这实际上也抗战文学难有经典的一个原因。但殷志扬的小城三部曲在这方面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设计与创作。他虽然不是非常有意识地要校正这些缺陷，但他的创作却非常明显地达到了这个效果。《红芍药·白芍药》这个故事看似是写江南小城的世俗生活，“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物。他们并不是英雄，只是那个烽烟时代的广大负荷者”，但小说的叙事背景却已经触及到了投靠日本人的伪军这个群体。蒋霖生借着抗日救国游击队的名义做着土匪的事情，在当地称王称霸，烧杀抢劫，欺男霸女，难以生存时又投靠日伪，做了城里日本特工站的特务大队长，最后被高颖生领导下的抗日义勇军抓住杀掉。小说对蒋霖生这个伪军形象的多元性刻画已超出一般抗战文学的扁平化描摹。尤其是对蒋霖生的手下曾老三这个伪军人物的设计，更显出这个反面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他具有土匪本性，但又不失做人的正直品性，既帮助义勇军、严景萱，又报了自己的仇，最后也并没有投奔新四军，而是孤独远去，不知所终，这就比其他抗战文学中脸谱化的日伪军形象要丰满得多，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配角形象，也是符合人性发展的伪军人物形象。到《小城乱世情》，郑天国的形象则愈加丰富多彩。他是一个因战乱而逃难到上海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從小怀揣文学梦，想当作家，但战争改变了命运，他考上了汪伪政权统治下的航空教导大队，成为一名飞行学员。从身份上来看，他是日伪军中的空军队员，他必须听命于日本人的命令，但他也是一位为日本人做事的沦陷区的中国人，时刻想着能够为国打仗报效国家。当李连生等抗日分子要吸收他为起义成员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甚至于慷慨激昂地说：“跟你们飞！我郑天国到底还是中国人，我的血不是蓝，也不是黑的！”但当日本宪兵队的萩原队长准备严刑拷打他时，他的懦弱出卖了他，他变成了日本的真正走狗，成了一具活尸，他的命运悲剧也非常符合普通人的本性特征，因为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支撑他的选择，在酷刑面前，他不仅仅需要活命，还有他人性的弱点，即出卖朋友就可以求得生存，这也是人性自私的必然选择。这种生活在沦陷区的汉奸形象在其他抗战文学中虽然比较多，但大都具有简单类型化的特征，而这部作品对郑天国的形象塑造显然超出了一般作品的人物设置。《小城乱世情》对郑天国的人生经历变节过程写得非常真实，他有许多的无奈，也有性格上的缺陷，小说给予这个人物很大的生长空间，郑天国之所以不能经受得住敌人的酷刑折磨，也是人的本性使然，他并不是不想坚强，只是因为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而已，否则他也不会为了生存而甘当汉奸走狗，这也正是这个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汉奸也是人，而且也仅仅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刻意拔高这些人的爱国境界必然会走向文学的反面。而在《醒来的钟》中，小说则塑造了秦老大这个由反面转正面的伪军汉奸形象。秦老大为了给自己复仇，他做了和平军何师长的副官，并借着何师长的势力，干掉了羞辱自己的“大队长”，成了实实在在的日伪军，也成了家人眼中看不起的汉奸。但他的内心却这样评价自己：“我秦老大不是什么……汉奸，我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呢！”这样的叙事背后，才真正地符合人物的身份意识，毕竟秦老大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他要复仇，却势单力薄，但他也知道做汉奸是为人不齿的事情，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权衡利弊而选择了做汉奸。后来在新四军的秦老二、唱阎王宣卷的秦阿湛两位兄弟的感化下，他打死了和平军的何师长，变成了抗日英雄，最后被日本杀害，成为由汉奸转为英雄的模板。他的汉奸经历实际上经过了由被逼而奸、由奸而正的转变过程，这也正是那个时代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所无奈选择的结果，其形象的丰满性则远远大于一般汉奸的扁平化特征。《霜天同林鸟》则塑造了一位身居汪伪政权的保安大队长要职的汉奸形象，陈矛表面上看是一个为人不齿的汉奸，但却不是秦老大那种因复仇而堕落的形象，他内心始终有着一种正义精神支撑着他去做事。在中共地下党罗斌的感召下，他选择了带领保安大队起义而实现了走向抗日的愿望，成为真正的抗日英雄，并为国捐躯。他的成长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也是经历过了多次的血与火的淬炼，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也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的。
　　总之，这些沦陷区里生存着的汉奸形象，各有各特点，也各有各的成长过程，但在殷志扬的笔下，他们首先都是一个个体存在的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真的愿意做日本人的狗，在成为日伪军的过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难处，或为自己，或为别人，但一旦穿上了所谓的黄皮，他们也都有会有一种洗白自己的想法，没有人真心地为日伪政府做事，这就写出真实的人性。那个时代的此类汉奸伪军，之所以会选择那种生活，都是时代所逼，非人力所能抗拒。因此，这样的叙事也才更显真实，殷志扬笔下的这些汉奸日伪军形象，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个性特色鲜明，很好地丰富充实了抗战文学的人物形象系列。
　　再次，他的小说展现了地方民俗乡土风情，丰富了常州地方文学的价值内涵。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文人墨客心向神往的地方。自从吴太伯奔吴，开创了吴地文明之后，此地的乡土民风，也一直是人们描绘的对象，但大都以苏、杭为主。常州这座城市，虽处江南文化的中心，但其名气相比苏、杭来说，相对小了些，文学上的描绘摹画尤其是在当代文学时期则相对较少，而对苏州的描写如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就让人过目不忘，而对常州的地方文化描写的文学作品则鲜有印象深刻者。而殷志扬的小城三部曲，就是以常州这座小城为底本，大量地选用常州城市的地理坐标，比如青果巷、白云渡等常州人非常熟悉的地名，还有省常中这样的学校，也是作者给人物选用的学习场所，钟楼寺的大钟，更是作者叙事的素材。这一方面是由于殷志扬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熟悉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地的风俗民情所独有的特色，值得作者精描细绘。对常州小城的风俗民情的描绘虽然大都是对过去时代的复述，但其地方乡土的特色则非常明显。比如《醒来的钟》中对于钟楼寺代替老和尚慧心做焰口道场的描写，后来从寺庙回家后唱阎王歌谣的讲述，无不体现出常州这个江南小城的民俗风情，给人耳目清新之感。《故乡人物》中对于疯子、黑脸汉子、蔡婆婆、钱串子等人的叙写，也侧面地再现了江南民间风俗的文化特征。而《雪落古运河》这部带有自传色彩，且融入多种人物身份特质的小说，借助穿城而过的古运河传达出许多与运河相关的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常州这座江南古城的文学内涵，为常州的地方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地域文学特色，是常州文学在当代描述的重要贡献者，他必将会成为常州文学历史上的一个不可绕过的路标。
　　因此，翻看着殷志扬先生的作品，正如阅读他的人生经历一样，那份浓厚的人间正义之情、对弱者的同情之心以及拳拳的爱国之思，如清泉溪流一样，汩汩滔滔，奔涌而至，怎不让人激动、感动呢！再看殷志扬先生精神矍铄的样貌，对答如流的敏捷思维，谁又能不佩服他日暮沧桑的年龄却拥有着一颗年少未泯的童心呢，九十多岁的高龄却怀着一颗“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问道之心，殷志扬先生的文学追求，真的可以无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