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俗世中的一支傲竹,出淤泥而不染。
　　她是女流中的豪杰,有血性男儿魄力和果敢。
　　在爱情里,即便沉迷却依然坚持;
　　在事业上,虽然追求却不忘信仰。
　　生命睿智而充实,即便充满坎坷,却也得偿所愿。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夜奔:“不笑姑娘”恋上革命党
　　
　　二十世纪一零年代,上海松田洋行,一对年轻情侣正在举行婚礼。女子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而男的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在当时着实新潮。听说新郎是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而妻子是位青楼女子,这在革命党人之中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这位“幸运”的新娘就是董竹君。生于上海穷苦家庭中 ,父亲是黄包车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13岁那年,父亲病重,董竹君便被抵押在长三堂子当“小先生”,意思是只卖唱不卖身,陪客人清谈。长三堂子这种高等妓院,姑娘未到成年是不接客的。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懂得琴棋书画。这样成年后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
　　在长三堂子里,董竹君从来不笑,于是得了个“不笑姑娘”的绰号。本来这是欢场大忌,但凭着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仍是写得满满。那时候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孟阿姨,见她命运堪怜,便教她早些找个好人家,在接客以前嫁出去。
　　至此,竹君便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
　　辛亥革命后,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灯红酒绿的妓院就成了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而面对着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情窦初开。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彼时他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得知后冒险前去探望。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不顾老鸨的阻拦,毅然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然而生性热情的董竹君并没有被爱冲昏头,她拒绝夏之时为她赎身:“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一一应许,两人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这个“深谋远虑”的妻子才只有15岁。
　　
　　出走: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
　　
　　婚后的董竹君终于如愿,开始求学。她的很多开明思想,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这六年也是他们婚姻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于是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几年后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辗转回到夏之时的老家——四川合江,董竹君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家人起初对她很是鄙夷。初次回家,董竹君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希望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此后,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改变了家人的成见。
　　由于夏之时在四川派系斗争中错跟了人,被解除公职,此后意志消沉,由热血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此时的他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对妻子在外面的才干和名声赶超自己也颇为“不爽”。接着,夏之时沉溺于赌博和鸦片,并且霸道地不允许女儿读书。一次为了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夏家的空气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富裕生活,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报纸甚至以《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为标题大肆宣扬。
　　此后二人相约复兴公园,进行了一次长谈。走到一半的时候,董竹君腿都软了:她设想过分开后的种种困难,孩子、父母都会受到连累,生活可一下从锦衣玉食变得清苦贫乏。但一想起自己要牺牲掉自由尊严和人生价值来换这一世安稳,董竹君觉得更加不堪。于是她果断提出和夏之时分居5年。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抛下狠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不要说受教育了,只要是养活养大的话——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分居期间,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让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这些人却很尊重竹君,听了不仅不照做,还直说夏之时糊涂蛋。
　　
　　立业:潮落潮起,人自望江江自流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完了,夏答应的抚养费一分都没有兑现,董竹君始终没有去问他要。她先是创办了上海纱厂,但很快因为战争原因陷于窘境。为救助地下党,董竹君一度入狱,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双亲又相继过世,人生直落谷底。然而就在此时,一位义士托董竹君的朋友带来2000元赞助金。在朋友的建议下董竹君想到涉足餐饮业。
　　上世纪30年代,餐饮业发达的大上海,食客对于川菜还是望而生畏、跃跃欲试的。董竹君想改进川菜的色、香、味、形及经营之道,使其打进上海市场。而店名,董竹君则选定“锦江”两字,出自“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就这样,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相继创立起来。
　　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开业当天,人声鼎沸,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卓别林访问中国时,还在此品尝了香酥鸭子。董竹君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八·一三事变”后,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更是主动包下他的一日三餐。她一面周旋于上海黑道和权贵之间,一面又秘密帮助、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后来迫于战火,董竹君也曾逃亡菲律宾。上海解放后,她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花园住宅全部献给国家,只保留了郭沫若书写的《沁园春》词和一套文房四宝。 在政府支持下,她创立了锦江饭店,是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饭店。
　　文化大革命中,董竹君遭遇五年牢狱之灾,七十岁生日,都是在狱中度过。有人羡慕她“一介女流”却有血性男儿的魄力和果敢,有人赞赏她在黑红两道之间周旋的隐忍和智慧,有人觉得她的大胆脱俗实则终身受累。董竹君只有一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1997年,与世纪同龄的董竹君97岁,在接受《读书时间》栏目的专访时被问到“余生还有什么愿望”时,她说:“我希望再活十年吧……我还可以做事,不是不能做事啊……”
　　节目播出56分钟之后,董竹君因患感冒不治,永远地从凡俗的劫难和恩宠中抽身离去了。带走的,是这一生无可替代的体验和记忆。正如某位命理大师说过,我从不用好坏、吉凶来评判一个人的命盘,因为事件远不及感受本身重要,跌宕坎坷的一生如果同时是得偿所愿的一生,那么便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