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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社会的复苏与重构，来自于国民文化与心理的转变，而共同的民间社会体验彼时也正在形成
日本最早大规模流行情色杂志，是在二战结束初期。
情色杂志对应的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特有的“粕取文化”。“粕取”是一种劣质烧酒，据说最适合捏着鼻子，一口灌下。而粕取文化对应的，则是人们颓废绝望的心灵：酗酒、招妓以及看情色杂志。情色杂志因此也有个别名，叫“粕取杂志”。
在这些粕取杂志中，一份名叫《接吻》的尤其特别。《接吻》被视为摆脱过去压抑的军国时代的自由象征，杂志大量刊登接吻的图片，与此同时还登出大量色情故事：未亡人、近亲相奸、自慰……熟悉未亡人题材的AV狼友也许不知道，未亡人这个色情类型就是在战后大规模流行的。当时日本充斥着大量因战争失去丈夫的年轻女性，她们悲伤的表情下却藏着年轻的欲望，而情色也由此获得湿润的想象空间。
粕取文化流行的同时，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成为当时社会的极强音：“堕落吧，只有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到达天堂，对于活着这件事所拥有的诡谲力量，我只是觉得非常茫然……践踏秩序，颓废道德，为了活下去，只能堕落”。坂口安吾高声呼告，要求日本人“彻底堕落”，因为唯有“彻底堕落”，才能回归真正的人性；唯有“正确地堕落在正确的道路上”，人们才能真正发现自己、解救自己。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政治进步，粕取文化也渐渐变得不那么颓废，连情色与堕落也开始有点儿朝气了。比如在新宿举办的女孩子裸体COSPLAY西洋名画的比赛。姑娘们裸体或半裸站到画框中去，摆出西洋名画中女子的造型，相当香艳。
由感官刺激到心灵激荡，爱与革命渐被强调，社会开始复苏与重构。小说家太宰治《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一段话说出了当时不少日本国民的心声：“我从未渴望过革命，甚至对爱也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们的长辈还在教导我们，革命和爱是最愚蠢、最可鄙的事情。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中，我们相信情况就是那样。但是在战败之后，我们变得不再信赖我们的长辈们，而且开始感到生活的真正道路，就存在于他们所反对的事物之中。我们开始相信革命与爱，实际上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而且正因为它如此美妙，长辈们才顽固地撒谎说它们是酸葡萄。我确信这一点：人是为爱与革命而生。”
战后日本社会的复苏与重构，来自于国民文化与心理的转变，而共同的民间社会体验也正在形成。
首先是家族式家庭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要模式。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两代人组成的家庭，爸爸妈妈和孩子。其中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纽带。日本的家庭模式是顺应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变化而转变的，不像中国是由政治力量强行让家族解体的。与家族式家庭相比，核心家庭更加开放，也更具自由色彩，从而使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更容易达成。与此同时，妇女权利也更容易得到尊重，男女之间更加平等。
在家族家庭解体的同时，传统的“家庭国家观”也随之消散。所谓家庭国家观，是将日本社会视作一个大家庭，而天皇是老爸。因此，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是紧密一致的。有学者认为，这种以“国体论”为核心的家庭国家观，与日本法西斯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
家庭国家观是前现代的产物。战前日本正是靠这种家庭国家观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魔咒，实现了国民统一的国家。可是，中了魔法符咒的战前日本人的国家观，与现代化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战后的日本不再是由“国体论”的魔法力量奠定基础的国家，战后宪法让天皇从神变成人，国民主权也由天皇归还给全民。天皇还发表著名的《人间宣言》：嗯，天皇也是人，不是神。
正是由于天皇制的衰落与变革，天皇从神变成人，战后日本才终于成为现代国家。不仅如此，战后的日本人由于对战前中魔状态的反抗，连国家意识都降到最低点。战前日本人的勤奋是为国家，战后日本人的勤奋则是为实现自己的幸福。日本人终于与西方人一样认识到了自我利益的珍贵。其实，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如果不能先回到个体与自我的原点，就永远找不到自由的通道。
让日本人形成共同社会经验的还有全民教育。日本在战后极度重视教育，大力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其实日本明治时期就已经有了义务教育，不过没有九年。最初推义务教育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居然引起了不少骚乱和暴动，上千所小学被捣毁。因为当时办学经费来自地方，而地方为此又增加了特别的税收，有时高达10%。民众不理解，就捣毁学校报复。
战后日本财政并不宽松，但仍从1947年就毅然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陆续建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中国现在的义务制教育体系，应该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战后日本大力发展全民教育，到1955年其高中入学率就超过半数，到1970年代则增至82%，而这些高中生中有三分之一都能升入大学。这不仅在当时的亚洲领先，而且在全世界都领先。
总之，战后日本国民社会，是伴随着村落共同体解体、城乡差距缩小、核心家庭取代家族式家庭、男女日趋平等、全民教育普及以及个人主义取代国家主义等进程而形成的。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
日本最早大规模流行情色杂志，是在二战结束初期。
情色杂志对应的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特有的“粕取文化”。“粕取”是一种劣质烧酒，据说最适合捏着鼻子，一口灌下。而粕取文化对应的，则是人们颓废绝望的心灵：酗酒、招妓以及看情色杂志。情色杂志因此也有个别名，叫“粕取杂志”。
在这些粕取杂志中，一份名叫《接吻》的尤其特别。《接吻》被视为摆脱过去压抑的军国时代的自由象征，杂志大量刊登接吻的图片，与此同时还登出大量色情故事：未亡人、近亲相奸、自慰……熟悉未亡人题材的AV狼友也许不知道，未亡人这个色情类型就是在战后大规模流行的。当时日本充斥着大量因战争失去丈夫的年轻女性，她们悲伤的表情下却藏着年轻的欲望，而情色也由此获得湿润的想象空间。
粕取文化流行的同时，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成为当时社会的极强音：“堕落吧，只有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到达天堂，对于活着这件事所拥有的诡谲力量，我只是觉得非常茫然……践踏秩序，颓废道德，为了活下去，只能堕落”。坂口安吾高声呼告，要求日本人“彻底堕落”，因为唯有“彻底堕落”，才能回归真正的人性；唯有“正确地堕落在正确的道路上”，人们才能真正发现自己、解救自己。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政治进步，粕取文化也渐渐变得不那么颓废，连情色与堕落也开始有点儿朝气了。比如在新宿举办的女孩子裸体COSPLAY西洋名画的比赛。姑娘们裸体或半裸站到画框中去，摆出西洋名画中女子的造型，相当香艳。
由感官刺激到心灵激荡，爱与革命渐被强调，社会开始复苏与重构。小说家太宰治《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一段话说出了当时不少日本国民的心声：“我从未渴望过革命，甚至对爱也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们的长辈还在教导我们，革命和爱是最愚蠢、最可鄙的事情。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中，我们相信情况就是那样。但是在战败之后，我们变得不再信赖我们的长辈们，而且开始感到生活的真正道路，就存在于他们所反对的事物之中。我们开始相信革命与爱，实际上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而且正因为它如此美妙，长辈们才顽固地撒谎说它们是酸葡萄。我确信这一点：人是为爱与革命而生。”
战后日本社会的复苏与重构，来自于国民文化与心理的转变，而共同的民间社会体验也正在形成。
首先是家族式家庭解体，核心家庭成为主要模式。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两代人组成的家庭，爸爸妈妈和孩子。其中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纽带。日本的家庭模式是顺应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变化而转变的，不像中国是由政治力量强行让家族解体的。与家族式家庭相比，核心家庭更加开放，也更具自由色彩，从而使作为社会单位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更容易达成。与此同时，妇女权利也更容易得到尊重，男女之间更加平等。
在家族家庭解体的同时，传统的“家庭国家观”也随之消散。所谓家庭国家观，是将日本社会视作一个大家庭，而天皇是老爸。因此，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是紧密一致的。有学者认为，这种以“国体论”为核心的家庭国家观，与日本法西斯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
家庭国家观是前现代的产物。战前日本正是靠这种家庭国家观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魔咒，实现了国民统一的国家。可是，中了魔法符咒的战前日本人的国家观，与现代化精神是完全相悖的。
战后的日本不再是由“国体论”的魔法力量奠定基础的国家，战后宪法让天皇从神变成人，国民主权也由天皇归还给全民。天皇还发表著名的《人间宣言》：嗯，天皇也是人，不是神。
正是由于天皇制的衰落与变革，天皇从神变成人，战后日本才终于成为现代国家。不仅如此，战后的日本人由于对战前中魔状态的反抗，连国家意识都降到最低点。战前日本人的勤奋是为国家，战后日本人的勤奋则是为实现自己的幸福。日本人终于与西方人一样认识到了自我利益的珍贵。其实，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如果不能先回到个体与自我的原点，就永远找不到自由的通道。
让日本人形成共同社会经验的还有全民教育。日本在战后极度重视教育，大力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其实日本明治时期就已经有了义务教育，不过没有九年。最初推义务教育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居然引起了不少骚乱和暴动，上千所小学被捣毁。因为当时办学经费来自地方，而地方为此又增加了特别的税收，有时高达10%。民众不理解，就捣毁学校报复。
战后日本财政并不宽松，但仍从1947年就毅然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陆续建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中国现在的义务制教育体系，应该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战后日本大力发展全民教育，到1955年其高中入学率就超过半数，到1970年代则增至82%，而这些高中生中有三分之一都能升入大学。这不仅在当时的亚洲领先，而且在全世界都领先。
总之，战后日本国民社会，是伴随着村落共同体解体、城乡差距缩小、核心家庭取代家族式家庭、男女日趋平等、全民教育普及以及个人主义取代国家主义等进程而形成的。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