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波周期从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的大拐点，全球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站在2012年的岁末年终，回顾即将走过的一年，可以说，今年可以称得上是“不平凡”的一年：首先，从增长态势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从高位“逐季回落”，是三年多来首次季度增长“破8”的一年。
　　其次，今年是宏观调控和政策调控异常胶着和政策平衡难度加大的一年。一方面，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犹存，产能过剩风险积聚，房地产市场反弹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调控必须考虑节奏和力度，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支持货币政策动用降低利率等总量型工具。另一方面，全球货币宽松环境正在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央行大规模实施货币宽松的空间并不大，货币政策遇到了进退维谷的难题。
　　再次，今年是周期性放缓与结构性放缓“双重叠加”的一年。“双重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中国本轮制造业回调为例，制造业迟迟走不出困境从本质而言还是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结果。
　　最后，今年是外部形势更加复杂的一年。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深度恶化，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财政悬崖风险步步紧逼，新兴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普遍“失速”后，在三季度重启“二次宽松”，由此引发新一轮货币升值而展开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导致人民币汇率在年内“大落大起”，国际资本“大出大进”，这使得本轮中国经济回调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严峻和复杂。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口驱动型增长的“停摆”，2012年以来，中国出口与进口双双萎缩，对外贸易整体回调，增幅跌至个位数，特别是由于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市场需求锐减，钓鱼岛纷争使中日经贸急剧降温，中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出现加速下滑。尽管目前中国与东盟以及金砖国家的贸易均保持10%以上的增长，但因为所占份额较小尚难以弥补发达国家下滑导致的“缺口”。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对GDP贡献率为-5.5%，这与近五年出口对GDP增速贡献平均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可谓相去甚远。
　　随着出口循环受阻，投资、消费也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趋紧。企业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PPI价格等全面下滑，这使得“保增长”目标优先级再次提升。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续刺激下，三季度以来，中国出口数据开始回暖，基建投资开始迅速增长， 10月中国制造业PMI三个月来首次重回50荣枯线上方，而作为宏观经济滞后指标的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年内首次转正，进一步印证了经济“筑底回升”势头，使宏观经济得以躲过“硬着陆”风险。
　　展望2013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既要着力扩大内需，又要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压力明显加大。由于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短期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投资，经济运行处于比较艰难地寻求再平衡过程中，7.5%上下将是增长的目标区间，这也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一致。
　　从全球范围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全球失衡依旧存在。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的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空间。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博弈由红利的增长转向红利的争夺与红利的分配上，特别是作为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
　　现在，中美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方贸易额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跟中美贸易额的上升是成正比的，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美贸易摩擦正由原来的中低端制造领域，上升到中高端制造领域。未来，随着两国新政治周期的开启，以及美国加紧“重返亚太”和“重归制造”的战略步伐，围绕全球市场资源和产业博弈展开的新竞争已不可避免，中国必须学会从竞争中实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