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说明，不论处于何种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想在贸易谈判和机制运行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达到预期目的，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排他性与开放性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所谓排他性集中于两个问题上，一是对成员国的限定，成员国必须在所属区域范围之内，其他地区的国家不能加入。印度曾要求成为东盟的成员，但东盟却以印度为南亚次大陆国家而非东南亚国家为由拒绝了。二是对其优惠政策的限定，各成员国相互给予的优惠待遇只限于区域内，区域外国家则不能享有。自由贸易区的要义是各成员国减少相互间的贸易壁垒，并逐步消除非关税限制，但仍保留各自对非成员的贸易保护政策。即使是自由贸易区发展到关税同盟阶段，也是对内取消相互的进口关税，实现自由贸易，而对外则仍采取共同的贸易壁垒，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税率。从理论层面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重效果。但一般来说转移效果大于创造效果。从实践层面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以“区域发展优先”为原则。所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建立“10＋3”和“10＋1”经济合作机制，仍应坚持区内外有别的原则。但这并不妨碍区域合作整体和个体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积极发展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全面经济合作，甚至与其外部国家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当今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出现了扩大其组织模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东盟成员已从原有5个扩展到10个；欧盟也是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东欧剧变后欧盟则不断地东扩和南下，中东欧、北欧和北非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并最终加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将最终发展成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
　　
　　第二主导权与非主导权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亦即是否需要有区域“领导核心”或“主导国家”，但至今尚没有确切的结论。有人认为，欧洲和美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有美国为主导，作为强有力的领导者，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化向前发展。欧盟则是以“法德为轴心”，推动区域化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军事和社会融合等各领域。而亚洲的经济区域化则是“无人负责”，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缺少一根有效的主线将它们串连起来。正是由于缺乏区域化强劲的推动者，亚洲区域经济整合进展不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究竟由谁来主导?无非一是日本，二是中国，三是中日共同主导，四是由东盟主导。日本担心中国增强地区优势，扩大地区影响，进而导致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被中国超出和取代。反之中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坐大”，而宁愿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日联手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难以做到的。综合国力是决定主导者和支配者的关键要素。从这一要素考虑，目前，中国在亚洲尚不具备起主导作用的实力。从东盟外交政策看，一直采取“大国力量均衡”政策，其实质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大国力量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过度膨胀。
　　美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拥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各国对美国的依赖与企盼超过了对日本的依赖和与企盼，因此区域内合作的各种重要议程和步骤，各国都要考虑美国这个“不在场”的重要成员的意图。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实际上已难以起到核心的作用，并愈益担心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将最终取代自己的地位。
　　促进“10＋3”、“10＋1”以及中日韩三国合作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战略方针，今后中国仍应继续强调“10＋3”是东亚合作的主渠道。但是根据东亚的实际状况，建立“10＋3”合作机制将是相当困难的，为此中国的工作重点似应放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决策上，但这并不影响“10＋3”相互间就某些部门或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就已经有了较大的动作。日本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中国也与泰国和日本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和协议。由于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会存在由谁主导和支配的问题，不会存在敏感的农业补贴问题，同时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既不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扩大，也不是取代东盟自由贸易区，其结果将是双赢的局面。而且在这一重要决策的驱动下，日韩两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商业已开始，因此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开创了东亚区域制度化经济合作的崭新局面。
　　
　　第三制度化与非制度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都是制度化的经济合作组织形式，而且其阶段越高，制度化的程度也越强。由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成立时就已定位于松散、协商、非制度化的经济论坛，因而使人们陷入一种误区，总认为非制度化要好于制度化，因而引发了关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争。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必须通过国家官方谈判，并将其达成的共识以缔结或签署条约或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条约或协定需要通过各国国会批准，因而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而非制度化则是采取集体协商，由各自领导人作出执行的承诺，但其承诺并没有法律效力，只有信誉和道德的约束。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一直反对美国等将亚太经合组织变成为制度化的经济集团，其主要目的是要保护东盟的独立性及维持东盟在APEC中的核心地位。亚太经合组织的“集体行动＋单边行动＋评审机制”的运作方式实际上已具有制度化的内涵了。为使亚太经合组织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提出的经济技术合作也需要有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亚太经合组织的制度化问题，其重点似应放在制度化的合作中如何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和安全。东亚地区的“10＋3”与“10＋1”都将是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制度化的核心是国家官方间的谈判。谈判内容相当宽泛，从美、加以及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看，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原则、目标、体制、基本框架、运行机制、运作模式等，集中体现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冲突协调制度化原则”、“区域经济发展优先原则”等，涵盖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农产品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投资规定、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进出口程序、贸易的技术指标以及解决争端机制等。
　　
　　第四多数与少数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由两个以上有关国家组合的“块状经济体”，其合作内容和范围不仅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还涉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从国际经验看“南南型区域合作”、“北南型区域合作”、“北北型区域合作”都存在着在合作中如何处理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矛盾问题，而且成为难以解决的头痛问题。最早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李光耀。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刚成立时，东盟只有五个国家，在讨论经济合作时，采取“协商一致”、“意见一致”的原则。实践证明这一原则抑制了合作的开展，因为只要有一个国家对合作项目持有异议，那么这一合作项目就难以启动。为此李光耀提出了“5－1”原则，亦即五国中有四国赞同，其合作议题就可以通过了。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其目标不单纯是削减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而且包括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交通设施建设及湄公河开发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各自出于不同利益的驱动，在讨论具体的合作事宜时，肯定会出现不同意见，如经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时，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放弃合作，二是按多数意见办。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欧元区的做法对东亚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如何解决多数与少数的分歧具有借鉴意义。欧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贡献是实现统一的货币，值得称赞的做法有两点：一是不予强求，可以加入欧元区也可暂时不加入；二是加入欧元区、使用欧元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达到五个趋同标准的要求。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及自由贸易区运行过程中，多数与少数的矛盾将体现在东盟国家内部。如果东盟内部意见不好统一，那么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就会被拖延。
　　
　　第五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
　　
　　所有参加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都有其经济的动因和追求，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区域利益之上，只想所得，不想有失，那么区域经济合作是搞不起来的，即使勉强搞成，也不会取得太多的实质性结果。因此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些做法亦可借鉴。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但它也不能不考虑其他两国，特别是墨西哥的经济利益和承受能力。为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墨西哥安排了过渡期和差别待遇。在关税减让的第一阶段，墨西哥只需对来自美国35％的商品取消关税，而美、加对来自墨西哥的80％的商品实行免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为墨西哥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安排了10年～15年的缓冲期，使墨西哥有充分时间进行结构调整。
　　上述情况说明，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有关国家相互之间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他国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强国和大国需要作出一些利益让步，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成功。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同样是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中国领导人在正式启动谈判前宣布将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提供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以增加从三国的商品进口量。这一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倡议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东盟的整体利益，特别是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以期实现共同发展及共同繁荣。
　　
　　第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当今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左右，而且越来越多的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历史、思想及意识形态等。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看，在世界范围内现已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经济政治化与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益明显，二是国际问题国内化与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愈益明显。这两个趋势都涉及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影响东亚“10＋3”与“10＋1”以及中日韩三国合作对话及合作机制运行的非经济因素，可以概括为：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美日安保条约的存在；少数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的干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活动；领土主权的争端；社会政局的动荡；西方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强制推行等等，这引进无一不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整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广义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狭义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强得多。所以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谈判及合作机制形成及运行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最重要的问题是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属于“南南型区域一体化”合作范式，双方对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或次区域合作的影响，其共识大于分歧。尤其双方都强调在促进区域作用同时，要加强政治对话与合作，通过对话和协商维护南海的稳定。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自由贸易区运行，所受内部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是有限的、是可以解决的，其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将主要来自外部。
　　上述六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所有区域经济合作来说都是不能回避的，但大多解决得并不好，因此其成效甚微。中国与东盟在谈判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研究和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某些做法和经验，加强双方的沟通，力争对涉及全局的六大重要问题取得更多的共识，以推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