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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应该如何看毛泽东的功过
记者：石主任，您好！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会停止。尤其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在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前后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您觉得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看，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看待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的功过？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创立已经9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能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而且地位还相当巩固，这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没犯大的错误，而且他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政策是比较正确的，因而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比预期的要早就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拥护而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前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左”的思想逐渐抬头，除了犯反右派斗争等伤害部分人的局部性错误以外，还犯了两个全局性的大错误，一个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大错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损失。毫无疑问，毛泽东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全党也要总结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最后，这些错误也还是按照他提出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或拨乱反正的，从而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在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好：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始终坚持他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记者：您怎么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
石仲泉：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有一个新的概括，即“六＋三”内容。所谓“六”，指六个方面的思想理论：这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所谓“三”，就是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应当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同领域，在不同程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这是长期管用、不会过时的，当然，如何贯彻执行这三个基本点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基本的要求还是那些。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记者：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直接的关系？
石仲泉：这个问题，我讲过多次。在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怎样认识两者的关系，我想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既然是两大理论成果，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含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毛泽东思想，那就不是两次飞跃，只有一次飞跃；不是两大理论成果，只有一个理论成果。这样，不是抬高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而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因为它由平行的并列关系而降为了从属的包含关系。
二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渊源关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虽然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从实践方面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从对建国以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承和纠正开始的。上面引述的邓小平的那段话，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
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层关系。第一个问题是讲并列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讲渊源关系，这里是讲根植关系。渊源关系是横向维度，根植关系是纵向维度。毛泽东哲学思想，毫无疑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说白了，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目前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负责同志，基本上都是读毛泽东著作，吸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讲话、写文章，凡涉及哲学思想方面，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话语多来自毛泽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三、毛泽东读书的特点
记者：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涉及生活各方面，您对毛泽东在读书方面的才华，有哪些个人见解？
石仲泉：我们说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号召全党学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来说，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以出其右。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兼伟大的学问家。在我看来，毛泽东作为大学问家、读书大师，有以下几个读书特点：
一是大量批注，言如珠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他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000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接触到原件，毛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的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不仅如此，还划有各种符号。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其勤奋刻苦的程度。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涌泉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一字，长的达2000字不等。有的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二是领悟真谛，掌握方法。毛泽东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书呆子习气。他在延安讲过：读了《共产党宣言》，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有些简单化。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不准确。但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他仍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是广收博览，发展创新。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他的许多论述，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向前大大地推进，在理论上发展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四是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毛泽东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作实际考察。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不行，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他还说：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马克思的学问不是在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干事的过程中而学到的。他经历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看到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考察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了许多书，写了许多书，才产生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使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一生非常重视读无字书，考察社会，做了大量社会调查。
我以为，我们读书要学习毛泽东的这种方法。一是要多读书，丰富自我，不断提高个人素质，面对社会人生。二是要会读书，实现自我，把书读活，触类旁通，增长才干，不愧人生。三是要读无字书，向社会实践学习，行万里路，做社会调查，完善自我，丰富人生。
记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来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石仲泉：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前面讲的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六＋三”内容，就将其思想理论贡献作了高度概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贡献，人们都比较清楚，能数出一大堆。我以为，他的哲学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方面的贡献，现在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这是忘了根本。没有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没有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就还会被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住，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理念，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思想，中国革命就很难取得胜利。邓小平说得很实在：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以为，这就是讲的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少同志只在嘴上讲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根本不去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大家都喊“难以做到”，这就是目前我们许多问题出现和难以解决的关键。纪念毛泽东，最重要的就是践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真正落实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四、毛泽东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成就
记者：您认为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哪些主要成就？
石仲泉：我以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按照马列本本上说的，是很难将党建设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从领导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起，就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率先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转变的党建思想。到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抗战期间，他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又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应当说，毛泽东关于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因而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第二，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个卓越成就。他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批判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不仅对中国古语中讲的“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了精辟阐释，从而“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的表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法宝。
第三，提出发扬三大作风思想。1939年10月，毛泽东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责任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就党的作风言，它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老百姓往往根据党的作风（党的形象综合性外在体现）来评价党，并决定采取的态度。作风建设，一直是党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七大，他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的概括和阐述，将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指出：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历史经验证明，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毛泽东的三大作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第四，提出“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毛泽东讲的“民主”新路，是在1945年７月初，毛泽东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的。黄炎培问毛泽东，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能跳出这“周期率（律）”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敲响了防治腐败的警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从严治党，毫不留情地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他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坚决手段，在建国初期，党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盛赞。但是，“民主”新路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好，我们党现在还在探索之中。
记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现在，它同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很不适宜。您对此有何看法？
石仲泉：说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在“文革”中，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这正是对他正确思想的偏离，并且也不是他个人思想的全部。从哲学上说，他的《矛盾论》，既讲了矛盾的斗争性，也讲了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相容性。所以，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归结为“斗争哲学”，是不对的。他在《矛盾论》中正确地阐述了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是现在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因此，决不能将毛泽东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对立起来。
五、如何让年轻人接受毛泽东思想
记者：今天，我们如何让90后青年人接受毛泽东思想？
石仲泉：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就90后的青年人言，应当多读毛泽东的原著。现在的90后，我不知道在学校教育中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没有。据我所知，有的大学生连毛主席的“老三篇”都不知道，这太不应该了。不知是中学和大学的课本中没有这样的教材，还是学生没有读。毛泽东的书很好读，深入浅出，极富哲理，又通俗易懂。像“老三篇”，是教我们怎么做人的经典之作。90后的青年，正是确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青春时期，读“老三篇”对于确立今后的人生道路，很有好处。若有兴趣，还可读我在前面一再讲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努力既唯物地又辩证地看问题，将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周到，减少差错。总之，90后接受毛泽东思想，首先要从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入手。
另一方面，就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来说，怎样改进教育和宣传手段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定要将几十年一贯制的说教性的教育和宣传方式方法加以改变，用90后的青年能够适应的不会引起逆反心理的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和宣传，比如，有的内容能否采用动漫的形式来介绍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呢？我以为，可以摸索、可以试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吸引青年人。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又具有战略意义，有关部门应当下大力气来解决。
责任编辑：袁志平
记者：石主任，您好！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会停止。尤其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在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前后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您觉得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看，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看待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的功过？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创立已经9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能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而且地位还相当巩固，这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分不开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没犯大的错误，而且他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政策是比较正确的，因而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比预期的要早就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得到全党拥护而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前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左”的思想逐渐抬头，除了犯反右派斗争等伤害部分人的局部性错误以外，还犯了两个全局性的大错误，一个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大错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损失。毫无疑问，毛泽东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全党也要总结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最后，这些错误也还是按照他提出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或拨乱反正的，从而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在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好：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始终坚持他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记者：您怎么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
石仲泉：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有一个新的概括，即“六＋三”内容。所谓“六”，指六个方面的思想理论：这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所谓“三”，就是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应当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同领域，在不同程度，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这是长期管用、不会过时的，当然，如何贯彻执行这三个基本点的具体形式和方法，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基本的要求还是那些。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记者：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直接的关系？
石仲泉：这个问题，我讲过多次。在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理论热点，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怎样认识两者的关系，我想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既然是两大理论成果，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含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毛泽东思想，那就不是两次飞跃，只有一次飞跃；不是两大理论成果，只有一个理论成果。这样，不是抬高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而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因为它由平行的并列关系而降为了从属的包含关系。
二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渊源关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虽然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理论。从实践方面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从对建国以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承和纠正开始的。上面引述的邓小平的那段话，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与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关系。
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层关系。第一个问题是讲并列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讲渊源关系，这里是讲根植关系。渊源关系是横向维度，根植关系是纵向维度。毛泽东哲学思想，毫无疑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说白了，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目前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负责同志，基本上都是读毛泽东著作，吸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乳汁成长起来的。讲话、写文章，凡涉及哲学思想方面，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话语多来自毛泽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三、毛泽东读书的特点
记者：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涉及生活各方面，您对毛泽东在读书方面的才华，有哪些个人见解？
石仲泉：我们说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号召全党学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来说，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历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以出其右。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兼伟大的学问家。在我看来，毛泽东作为大学问家、读书大师，有以下几个读书特点：
一是大量批注，言如珠玉。毛泽东读书有爱写批注的习惯。他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等10本哲学书籍的批注，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约27000字。这本“哲学批注集”是我负责主编的，接触到原件，毛的批注文字密密麻麻，有的书页的上下两端、边白中缝都是。不仅如此，还划有各种符号。有的书页圈点密集，杠道不断，圈内有圈，杠外划杠。这反映了其勤奋刻苦的程度。他的批注，有的是对内容的提要，有的是对人物或思想的评论，有的是联想相关事情的发挥，有的是思想涌泉的喷发。批注有短有长，不拘一格，短的只一字，长的达2000字不等。有的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二是领悟真谛，掌握方法。毛泽东读书虽很刻苦，但不死板。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领悟能力极高，没有丝毫的书呆子习气。他在延安讲过：读了《共产党宣言》，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有些简单化。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不准确。但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他仍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为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时，不是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是广收博览，发展创新。他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毛泽东所以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不仅如此，他还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这在他读哲学书籍的批注，以及以这些批注为基础而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展现得非常清楚。他的许多论述，既将苏联哲学教科书向前大大地推进，在理论上发展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又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
四是考察社会，读无字书。毛泽东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作实际考察。他说过：“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不行，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他还说：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马克思的学问不是在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干事的过程中而学到的。他经历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看到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考察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了许多书，写了许多书，才产生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使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一生非常重视读无字书，考察社会，做了大量社会调查。
我以为，我们读书要学习毛泽东的这种方法。一是要多读书，丰富自我，不断提高个人素质，面对社会人生。二是要会读书，实现自我，把书读活，触类旁通，增长才干，不愧人生。三是要读无字书，向社会实践学习，行万里路，做社会调查，完善自我，丰富人生。
记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来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石仲泉：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前面讲的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六＋三”内容，就将其思想理论贡献作了高度概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贡献，人们都比较清楚，能数出一大堆。我以为，他的哲学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方面的贡献，现在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这是忘了根本。没有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没有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就还会被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住，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理念，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思想，中国革命就很难取得胜利。邓小平说得很实在：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以为，这就是讲的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少同志只在嘴上讲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根本不去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大家都喊“难以做到”，这就是目前我们许多问题出现和难以解决的关键。纪念毛泽东，最重要的就是践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真正落实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四、毛泽东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成就
记者：您认为毛泽东本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哪些主要成就？
石仲泉：我以为，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产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按照马列本本上说的，是很难将党建设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从领导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起，就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率先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转变的党建思想。到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抗战期间，他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又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应当说，毛泽东关于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因而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第二，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个卓越成就。他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批判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不仅对中国古语中讲的“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了精辟阐释，从而“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的表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法宝。
第三，提出发扬三大作风思想。1939年10月，毛泽东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境、担负的责任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就党的作风言，它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老百姓往往根据党的作风（党的形象综合性外在体现）来评价党，并决定采取的态度。作风建设，一直是党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七大，他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的概括和阐述，将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指出：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历史经验证明，发扬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毛泽东的三大作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第四，提出“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毛泽东讲的“民主”新路，是在1945年７月初，毛泽东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的。黄炎培问毛泽东，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能跳出这“周期率（律）”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敲响了防治腐败的警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从严治党，毫不留情地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他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正因为采取了这样的坚决手段，在建国初期，党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盛赞。但是，“民主”新路的问题，他没有解决好，我们党现在还在探索之中。
记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现在，它同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很不适宜。您对此有何看法？
石仲泉：说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哲学，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在“文革”中，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这正是对他正确思想的偏离，并且也不是他个人思想的全部。从哲学上说，他的《矛盾论》，既讲了矛盾的斗争性，也讲了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相容性。所以，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归结为“斗争哲学”，是不对的。他在《矛盾论》中正确地阐述了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是现在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因此，决不能将毛泽东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对立起来。
五、如何让年轻人接受毛泽东思想
记者：今天，我们如何让90后青年人接受毛泽东思想？
石仲泉：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就90后的青年人言，应当多读毛泽东的原著。现在的90后，我不知道在学校教育中读过毛主席的著作没有。据我所知，有的大学生连毛主席的“老三篇”都不知道，这太不应该了。不知是中学和大学的课本中没有这样的教材，还是学生没有读。毛泽东的书很好读，深入浅出，极富哲理，又通俗易懂。像“老三篇”，是教我们怎么做人的经典之作。90后的青年，正是确立人生观、价值观的青春时期，读“老三篇”对于确立今后的人生道路，很有好处。若有兴趣，还可读我在前面一再讲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们努力既唯物地又辩证地看问题，将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周到，减少差错。总之，90后接受毛泽东思想，首先要从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入手。
另一方面，就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来说，怎样改进教育和宣传手段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一定要将几十年一贯制的说教性的教育和宣传方式方法加以改变，用90后的青年能够适应的不会引起逆反心理的通俗易懂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和宣传，比如，有的内容能否采用动漫的形式来介绍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呢？我以为，可以摸索、可以试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吸引青年人。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又具有战略意义，有关部门应当下大力气来解决。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