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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是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的52岁生日。
3个月前，牛玉儒因结肠癌肝转移病逝在任上。这个生前被形容为“工作像救火一样”、一年有200多天到各地调研、视察、洽谈的蒙古族汉子，这个生日终于可以安稳地歇在家里。
牛玉儒辞世一周后，家人清理了他的办公室。整整20箱书，是他留给亲人的遗产。 玉泉区石东路小学57岁的美术教师黄小良，8月底起一连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写了3封信，以市民的身份建议学习牛玉儒，“应该像当年学孔繁森那样”。 黄小良仔细算过，牛玉儒在市委书记任上一共493天，16个月，平均每个月招商引资20项。“我姐姐的退休金从200多元翻了一倍，我自己的工资从1200元涨到现在的将近1900元，我家门口的小巷子第一次装上了路灯。”
一场秋雨刚过，呼和浩特市大街边铺排着小青砖的人行道很干爽。这种10多厘米厚、渗水力强的小青砖被呼市市民称作“牛玉儒砖”——他们的市委书记精心选中这种实用的地砖，取代了以前那种一压就碎、雨雪天打滑的红色薄瓷砖。 车行在双向8车道的新华大街上，出租车司机乌建军显得很骄傲，“前面的滨河公园夜景很漂亮，很多外地人专门来看，都说呼市变化大得不敢认，不再破破烂烂、小鼻子小眼地像个嘎查(村庄)了。” 迅速“长大、长高、长胖”的塞上青城，深深烙下原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印记。而这个从内蒙古东部的贫寒之家走出的“巴特尔(英雄)”，这位20多年间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副省级高位的民族干部，身后留下的，自然不仅仅是那些改变了模样的大街、楼群和广场。
谋事不求官
2003年4月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主管外经贸的牛玉儒，在中缅边境考察时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命。
彼时自治区的外经贸刚刚实现了牛玉儒2002年提出“三个2”目标——外经贸出口额达到20亿元，招商外资2亿美元，吸引内资200亿元。“正是工作顺手的时候。”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最清楚，这次“平调低任”的人事变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储波坦率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接手这个职位困难显而易见：
第一，副主席分管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比市委书记间接得多；
第二，呼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干预、关心、过问的人很多，工作不好做。
储波估计牛玉儒也会有思想斗争，就先给他“放风”。正式谈时牛二话没说，愉快接受。“如果一个人有私心，考虑个人利益比较多，肯定不愿意干。”
据说当时牛玉儒并非第一人选。“储波书记欣赏他能打硬仗，不讲条件，素质全面。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交给他心里就‘托底’。”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任亚平说。
“首府要‘首’起来，并且要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中位居前列。”这是储波期待爱将牛玉儒打赢的硬仗。仅仅8个月后，SARS疫情紧绷的呼市，当年GDP超过400亿元，24.9％的增速居全国27个省会、首府之首。牛玉儒还提出，全市到2007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基础上翻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对于“仕途平顺”的牛玉儒来说，这样的考验并不鲜见。
1996年11月，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这又是一次“平调低任”。
与牛玉儒共事多年的自治区人大原主任刘真说，做了3年半区政府秘书长的牛玉儒刚到包头上任时，背后有种种议论和猜测：犯错误了?领导不喜欢了?他却不以为意。
当年5月包头刚刚经历过6.4级地震，城市重建成为第一要务。作风干练、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资的牛玉儒，一时被称作“牛魔王”，甚至有匿名信反映他在城建工程中有“问题”。
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对“牛魔王”这个外号赞许有加：“在有些人回避矛盾、当老好人的情况下，就是需要这样敢于拍板、敢于攻坚克难的干部。”
与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想的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牛玉儒思路”
1952年出生于通辽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牛玉儒，18岁插队，1年后被哲里木盟革委会选中当通信员，当时他给人印象是“眼快，手快，脚快”。
1977年，25岁的牛玉儒到当时通辽最贫困的莫力庙公社任党委书记，把一个最后进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分值，从6分钱提高到1.2元。
1980年前后，他开始给时任哲里木盟(今通辽)盟委书记的石光华当秘书。并在1980年5月随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石光华来到呼和浩特。32岁时，他已是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随后历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直至调任包头市长。
现任自治区高法院长的王维山，与牛玉儒相识于1980年，当时两人的办公室桌子头对头。王维山回忆说，当年的牛玉儒一身蓝的卡叽布衣服，懒汉鞋，绿色军帽，特别单纯朴实。
牛玉儒担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后，一次陪自治区政府主席视察乌兰查布盟，在最贫困的化德县，县委书记为了展示发展乡镇企业的成绩，把家庭式生产的个体剌绣业者全集中在一起做样子。主席发现后很生气，县委书记惶恐万分，幸亏一旁的牛玉儒帮忙解围。看到县委书记坐着借来的客货两用车，牛玉儒还提醒主席，回去后特别给这个县拨了一辆吉普车。
“他能看出形式主义，但也能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王维山说，“作为秘书长，他总是表现得很理性，从来不‘趁风扬土’。”
任秘书长的牛玉儒把“大管家”的协调能力发挥到极致。下属说，他常常“开门办公”，办公室里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像集市”。而他对于别人的请求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协调，办完后又亲自打电话告知对方。
按惯例，“一把手”为了避嫌一般不 跑招商引资，但是牛玉儒不这样看，他认为一把手出面才显得力度大。
到呼和浩特市工作不久，他就主动到 自治区人大、政协汇报呼市的城市建设规划，交代自己的思路，主动争取区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赢得老同志的理解。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效果奇佳”，为呼市未来城建中协调与自治区各机关的关系做了铺垫。“牛玉儒非常会做工作。”任亚平说。
几乎是看着牛玉儒走上仕途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真，不记得牛玉儒这些年有过什么抱怨。“都说他发展得很顺，其实他也总为人事关系困扰，为了做成事，他常常委屈自己。”
用权于民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呼市新世纪广场，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交通出租公司司机王玉海的车。“他让我随便走，我以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说，“我说呼市没看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建成大嘎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我一惊把车停在了旧城大南街路边，仔细看了看他，说，你在包头干得不错，能不能把呼市建得像包头那样?他笑了，问我哪条路最堵车，道路应该怎么拓宽?拉着父母官转悠，那天我特高兴!”
在呼市，像王玉海这样拉过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出租车司机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骑车、打车将全市的300多条街巷走了一遍。“他对呼市的每个角落比我们城建部门还熟悉。”建委主任孙建华说。
牛玉儒被称作“城建专家”，在他眼里，广场、马路、公园、住宅小区、不是“政绩”、“形象”，而是关系百姓的切身利益。
很少发火的牛玉儒，一次在便道硬化工地发现质量有问题，他大声嚷起来：“百姓的血汗钱每一分都要花好，财政好不容易挤出钱来，你们弄成这样，良心何在？”
“给百姓做事要到位，要认真。我要一条路一条路地验收。”牛玉儒说。
孙建华经常接到他的电话，为了一个突起的井盖，一段“不太顺眼”的护栏，或是盲道上的电线杆。“到现在一做梦耳边还是他打电话的声音。” 呼和浩特市的路曾经也是“拉链路”，市民编了顺口溜：地下埋着几百万，没事拉开看一看。牛玉儒要求道路整修要出精品，不扰民。
5月间他手术后孙建华去探望，他却牵挂着一条正在改造的马路：“一定要快一点，不要拖到年底，老百姓出出进进一头的土。”他气息虚弱，说说停停。
“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
在他到包头任职后，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奋斗，包头的城市建设以震后改造为契机，全市形成经济适用住房1300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从1996年前的6.8平方米达到2000年的22.4平方米，解决无房户、住房困难户2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包头市获颁联合国人居奖的原因就是“改善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
呼市财政局长银孝记得很清楚，牛书记上任刚一个月，就提出要调整当年的财
政预算，连续3年提高干部、离退休人员和低保人员的补贴，干部涨工资第一次实行“大锅饭”。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清晨6点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葬礼那天下着雨，出租车司机、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聚集在吊唁厅门外。
“百姓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储波说。
“伯乐相马”的标准 2004年呼和浩特市“两会”启动新一轮班子调整：下辖9个旗县有7个调整了一把手，一共动了189个干部。
“这次调整五大班子都动了，动静不算小，但是因为公正公平，没有一个到区、市组织部告状的，说法很少，非常平静。”市委副书记张彭慧告诉《陈望东方周刊》。
刘真说，牛玉儒调任呼市书记前，曾在办公室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说到面临干部换届，人事关系复杂，他显得信心很足：“只要咱一碗水端平就没关系。”
呼和浩特市干部都知道牛玉儒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有事到办公室谈，家门免进。秘书和司机多次看到，对等在家门前的本市干部，牛玉儒视若无睹。
牛玉儒从不隐晦自己的用人原则：手脚干净，想干事，能干成事。他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也是从“事”上看起。
呼和浩特市建委主任孙建华是牛玉儒“三顾茅庐”请来的。孙建华说，他与牛玉儒此前并无私交，连他家住哪都不知道，而牛书记最打动他的是“坦荡的信任”。
北京支援内蒙古的博士团成员张伯旭现任呼市挂职副书记。曾任北京市电子办副主任的张伯旭，原本是到呼盟挂职当副市长，却被牛玉儒“截流”了。第一次见面让张伯旭难忘，礼节性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小时的工作研讨，牛玉儒说要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与乳业、电力鼎足的呼市支柱产业，这使张伯旭深受吸引。
很快，张伯旭与台湾建鼎集团洽谈，引进了初期投资20多亿元的汉鼎光电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当年实现产值80亿元，2006年实现产值200亿元。
他总是把自己逼上绝境
市委副秘书长林絮果至今忘不了平 时和颜悦色的牛书记那次长达半小时的“狠批”。
2003年6月，呼市旗县和林与托克托之间发生轻微地震。地震中午发生，牛玉儒听到消息，到下午还没看到报告，晚上7点多他终于忍不住了，在电话里批评林絮果：“你只知道震级不大，那边群众住的是土坏房还是砖瓦房?有没有人受伤?会不会有余震发生?”
从2001年起就跟随牛玉儒的秘书李理说，牛玉儒刚到呼市书记任上，市里很多干部没法适应他的工作节奏，包括市委办公厅。有一段时间，要一些资料和数据也要等很久，信息传递很慢。牛书记没有直接批评，而是督促加强内部管理，勉力用自己的节奏去带动大家。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用“自加压力，负重前进”评价牛玉儒。“牛玉儒是自治区的干部中最有激情的一个，他从不给自己留余地，留后路，而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去。”
2004年4月26日，牛玉儒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等待手术，他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里。他要求长假期间手术，“可以少耽误点工作。”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回去上班。
“他从来都说到做到，但这最后一个目标他没有完成。”妻子谢莉说到这里眼圈发红。
秘书说，他病中的120多天，根本就没抱着治病的心态。每天一睁眼就盘算工作，和来探视的人谈工作，打电话回市里调数据。
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牛玉儒回过3次呼市，看看他规划的城建项目和开发区他引来的企业。妻子谢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次大夫查问病情他都极力掩饰，“想表现好一点医院下次能痛快点放他回去。”
7月19日上午，牛玉儒作了他任内314份批示中的最后两份：一份是拆迁问题，一份是一位中学教师要求调动。
8月10日，牛玉儒开始昏迷，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是在一个早上，妻子谢莉在他耳边轻轻喊：“玉儒，八点半了，要开会了。”他竟猛地一动，睁大了双眼。
牛玉儒的泪水
牛玉儒的同事几乎都记得他罕见的一次落泪。
1999年12月，他任包头市长，市郊一辆载着学生的面包车着火，几名学生丧生。他在医院守到凌晨两点多，回到办公室后痛哭。凌晨3点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安全工作，第二天上午开全市大会，下午检查重点企业工作，晚上9点多从医院出来时，他还一口饭都没吃。
而牛玉儒的另一次痛哭却只有妻子谢莉知道。2003年底，他80多岁的老父亲患脑溢血，嫂子从通辽打来电话，但牛玉儒已经定好了去外地考察的行程，没法更改。他放下电话痛哭失声。
他曾被亲戚视为“绝情”：步步升迁，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人谋过利。他的5个兄妹除了二妹在包头，其余都在通辽老家，两个妹妹和妹夫先后下岗，惟一的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二嫂想让他帮儿子安排工作，刚一开口他就是一句“我不管”，二嫂气得摔了电话。
80岁的老父亲到记者采访时还不知道牛玉儒病逝的消息，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20年前给他写过的那封信：“咱们家亲属多，有的可能找你办这样那样的事，你一定要拒绝。他们可能会骂你六亲不认，不要怕骂娘，骂声越大，人民赞扬你的声音越高，历史上的包公不是因为公正清廉而名垂青史吗?”
玉泉区东五十家街民和小区的肢残老人孙震世，提起牛书记就抹眼泪。今年春节前，牛玉儒来到他家，看看面口袋满不满，摸摸被褥厚不厚。还自己拿出300元，给孙震世上大学的女儿凑足了学费。临走留下电话号码：“你女儿毕业了，如果安排不了工作就找我。”
牛玉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给乞丐钱的习惯，每每想给钱又觉得当着下属不好意思，总是走过去后又谎称自己有事，折回头再给。
呼市中心的新华广场，是牛玉儒去世前最牵挂的城建项目。这个从3.7万平方米扩大到6万平方米的广场，设有华北最大的音乐旱地喷泉。家人说，牛玉儒在昏迷前还念叨着：“新华广场改造不知道百姓满意不满意。”
8月15日，牛玉儒去世的第二天，呼市最热闹的昭君文化节在刚竣工的新华广场举行闭幕演出，据说有将近10万市民聚在这里。那个晚上，层层叠叠的烟花绽放在广场上空，那骤然放射的光彩，让整个城市闪亮。
3个月前，牛玉儒因结肠癌肝转移病逝在任上。这个生前被形容为“工作像救火一样”、一年有200多天到各地调研、视察、洽谈的蒙古族汉子，这个生日终于可以安稳地歇在家里。
牛玉儒辞世一周后，家人清理了他的办公室。整整20箱书，是他留给亲人的遗产。 玉泉区石东路小学57岁的美术教师黄小良，8月底起一连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写了3封信，以市民的身份建议学习牛玉儒，“应该像当年学孔繁森那样”。 黄小良仔细算过，牛玉儒在市委书记任上一共493天，16个月，平均每个月招商引资20项。“我姐姐的退休金从200多元翻了一倍，我自己的工资从1200元涨到现在的将近1900元，我家门口的小巷子第一次装上了路灯。”
一场秋雨刚过，呼和浩特市大街边铺排着小青砖的人行道很干爽。这种10多厘米厚、渗水力强的小青砖被呼市市民称作“牛玉儒砖”——他们的市委书记精心选中这种实用的地砖，取代了以前那种一压就碎、雨雪天打滑的红色薄瓷砖。 车行在双向8车道的新华大街上，出租车司机乌建军显得很骄傲，“前面的滨河公园夜景很漂亮，很多外地人专门来看，都说呼市变化大得不敢认，不再破破烂烂、小鼻子小眼地像个嘎查(村庄)了。” 迅速“长大、长高、长胖”的塞上青城，深深烙下原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印记。而这个从内蒙古东部的贫寒之家走出的“巴特尔(英雄)”，这位20多年间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副省级高位的民族干部，身后留下的，自然不仅仅是那些改变了模样的大街、楼群和广场。
谋事不求官
2003年4月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主管外经贸的牛玉儒，在中缅边境考察时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命。
彼时自治区的外经贸刚刚实现了牛玉儒2002年提出“三个2”目标——外经贸出口额达到20亿元，招商外资2亿美元，吸引内资200亿元。“正是工作顺手的时候。”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最清楚，这次“平调低任”的人事变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储波坦率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接手这个职位困难显而易见：
第一，副主席分管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比市委书记间接得多；
第二，呼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干预、关心、过问的人很多，工作不好做。
储波估计牛玉儒也会有思想斗争，就先给他“放风”。正式谈时牛二话没说，愉快接受。“如果一个人有私心，考虑个人利益比较多，肯定不愿意干。”
据说当时牛玉儒并非第一人选。“储波书记欣赏他能打硬仗，不讲条件，素质全面。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交给他心里就‘托底’。”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任亚平说。
“首府要‘首’起来，并且要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中位居前列。”这是储波期待爱将牛玉儒打赢的硬仗。仅仅8个月后，SARS疫情紧绷的呼市，当年GDP超过400亿元，24.9％的增速居全国27个省会、首府之首。牛玉儒还提出，全市到2007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基础上翻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对于“仕途平顺”的牛玉儒来说，这样的考验并不鲜见。
1996年11月，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这又是一次“平调低任”。
与牛玉儒共事多年的自治区人大原主任刘真说，做了3年半区政府秘书长的牛玉儒刚到包头上任时，背后有种种议论和猜测：犯错误了?领导不喜欢了?他却不以为意。
当年5月包头刚刚经历过6.4级地震，城市重建成为第一要务。作风干练、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资的牛玉儒，一时被称作“牛魔王”，甚至有匿名信反映他在城建工程中有“问题”。
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对“牛魔王”这个外号赞许有加：“在有些人回避矛盾、当老好人的情况下，就是需要这样敢于拍板、敢于攻坚克难的干部。”
与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想的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牛玉儒思路”
1952年出生于通辽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牛玉儒，18岁插队，1年后被哲里木盟革委会选中当通信员，当时他给人印象是“眼快，手快，脚快”。
1977年，25岁的牛玉儒到当时通辽最贫困的莫力庙公社任党委书记，把一个最后进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分值，从6分钱提高到1.2元。
1980年前后，他开始给时任哲里木盟(今通辽)盟委书记的石光华当秘书。并在1980年5月随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石光华来到呼和浩特。32岁时，他已是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随后历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直至调任包头市长。
现任自治区高法院长的王维山，与牛玉儒相识于1980年，当时两人的办公室桌子头对头。王维山回忆说，当年的牛玉儒一身蓝的卡叽布衣服，懒汉鞋，绿色军帽，特别单纯朴实。
牛玉儒担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后，一次陪自治区政府主席视察乌兰查布盟，在最贫困的化德县，县委书记为了展示发展乡镇企业的成绩，把家庭式生产的个体剌绣业者全集中在一起做样子。主席发现后很生气，县委书记惶恐万分，幸亏一旁的牛玉儒帮忙解围。看到县委书记坐着借来的客货两用车，牛玉儒还提醒主席，回去后特别给这个县拨了一辆吉普车。
“他能看出形式主义，但也能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王维山说，“作为秘书长，他总是表现得很理性，从来不‘趁风扬土’。”
任秘书长的牛玉儒把“大管家”的协调能力发挥到极致。下属说，他常常“开门办公”，办公室里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像集市”。而他对于别人的请求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协调，办完后又亲自打电话告知对方。
按惯例，“一把手”为了避嫌一般不 跑招商引资，但是牛玉儒不这样看，他认为一把手出面才显得力度大。
到呼和浩特市工作不久，他就主动到 自治区人大、政协汇报呼市的城市建设规划，交代自己的思路，主动争取区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赢得老同志的理解。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效果奇佳”，为呼市未来城建中协调与自治区各机关的关系做了铺垫。“牛玉儒非常会做工作。”任亚平说。
几乎是看着牛玉儒走上仕途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真，不记得牛玉儒这些年有过什么抱怨。“都说他发展得很顺，其实他也总为人事关系困扰，为了做成事，他常常委屈自己。”
用权于民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呼市新世纪广场，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交通出租公司司机王玉海的车。“他让我随便走，我以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说，“我说呼市没看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建成大嘎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我一惊把车停在了旧城大南街路边，仔细看了看他，说，你在包头干得不错，能不能把呼市建得像包头那样?他笑了，问我哪条路最堵车，道路应该怎么拓宽?拉着父母官转悠，那天我特高兴!”
在呼市，像王玉海这样拉过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出租车司机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骑车、打车将全市的300多条街巷走了一遍。“他对呼市的每个角落比我们城建部门还熟悉。”建委主任孙建华说。
牛玉儒被称作“城建专家”，在他眼里，广场、马路、公园、住宅小区、不是“政绩”、“形象”，而是关系百姓的切身利益。
很少发火的牛玉儒，一次在便道硬化工地发现质量有问题，他大声嚷起来：“百姓的血汗钱每一分都要花好，财政好不容易挤出钱来，你们弄成这样，良心何在？”
“给百姓做事要到位，要认真。我要一条路一条路地验收。”牛玉儒说。
孙建华经常接到他的电话，为了一个突起的井盖，一段“不太顺眼”的护栏，或是盲道上的电线杆。“到现在一做梦耳边还是他打电话的声音。” 呼和浩特市的路曾经也是“拉链路”，市民编了顺口溜：地下埋着几百万，没事拉开看一看。牛玉儒要求道路整修要出精品，不扰民。
5月间他手术后孙建华去探望，他却牵挂着一条正在改造的马路：“一定要快一点，不要拖到年底，老百姓出出进进一头的土。”他气息虚弱，说说停停。
“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
在他到包头任职后，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奋斗，包头的城市建设以震后改造为契机，全市形成经济适用住房1300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从1996年前的6.8平方米达到2000年的22.4平方米，解决无房户、住房困难户2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包头市获颁联合国人居奖的原因就是“改善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
呼市财政局长银孝记得很清楚，牛书记上任刚一个月，就提出要调整当年的财
政预算，连续3年提高干部、离退休人员和低保人员的补贴，干部涨工资第一次实行“大锅饭”。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清晨6点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葬礼那天下着雨，出租车司机、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聚集在吊唁厅门外。
“百姓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储波说。
“伯乐相马”的标准 2004年呼和浩特市“两会”启动新一轮班子调整：下辖9个旗县有7个调整了一把手，一共动了189个干部。
“这次调整五大班子都动了，动静不算小，但是因为公正公平，没有一个到区、市组织部告状的，说法很少，非常平静。”市委副书记张彭慧告诉《陈望东方周刊》。
刘真说，牛玉儒调任呼市书记前，曾在办公室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说到面临干部换届，人事关系复杂，他显得信心很足：“只要咱一碗水端平就没关系。”
呼和浩特市干部都知道牛玉儒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有事到办公室谈，家门免进。秘书和司机多次看到，对等在家门前的本市干部，牛玉儒视若无睹。
牛玉儒从不隐晦自己的用人原则：手脚干净，想干事，能干成事。他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也是从“事”上看起。
呼和浩特市建委主任孙建华是牛玉儒“三顾茅庐”请来的。孙建华说，他与牛玉儒此前并无私交，连他家住哪都不知道，而牛书记最打动他的是“坦荡的信任”。
北京支援内蒙古的博士团成员张伯旭现任呼市挂职副书记。曾任北京市电子办副主任的张伯旭，原本是到呼盟挂职当副市长，却被牛玉儒“截流”了。第一次见面让张伯旭难忘，礼节性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小时的工作研讨，牛玉儒说要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与乳业、电力鼎足的呼市支柱产业，这使张伯旭深受吸引。
很快，张伯旭与台湾建鼎集团洽谈，引进了初期投资20多亿元的汉鼎光电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当年实现产值80亿元，2006年实现产值200亿元。
他总是把自己逼上绝境
市委副秘书长林絮果至今忘不了平 时和颜悦色的牛书记那次长达半小时的“狠批”。
2003年6月，呼市旗县和林与托克托之间发生轻微地震。地震中午发生，牛玉儒听到消息，到下午还没看到报告，晚上7点多他终于忍不住了，在电话里批评林絮果：“你只知道震级不大，那边群众住的是土坏房还是砖瓦房?有没有人受伤?会不会有余震发生?”
从2001年起就跟随牛玉儒的秘书李理说，牛玉儒刚到呼市书记任上，市里很多干部没法适应他的工作节奏，包括市委办公厅。有一段时间，要一些资料和数据也要等很久，信息传递很慢。牛书记没有直接批评，而是督促加强内部管理，勉力用自己的节奏去带动大家。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用“自加压力，负重前进”评价牛玉儒。“牛玉儒是自治区的干部中最有激情的一个，他从不给自己留余地，留后路，而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去。”
2004年4月26日，牛玉儒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等待手术，他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里。他要求长假期间手术，“可以少耽误点工作。”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回去上班。
“他从来都说到做到，但这最后一个目标他没有完成。”妻子谢莉说到这里眼圈发红。
秘书说，他病中的120多天，根本就没抱着治病的心态。每天一睁眼就盘算工作，和来探视的人谈工作，打电话回市里调数据。
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牛玉儒回过3次呼市，看看他规划的城建项目和开发区他引来的企业。妻子谢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次大夫查问病情他都极力掩饰，“想表现好一点医院下次能痛快点放他回去。”
7月19日上午，牛玉儒作了他任内314份批示中的最后两份：一份是拆迁问题，一份是一位中学教师要求调动。
8月10日，牛玉儒开始昏迷，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是在一个早上，妻子谢莉在他耳边轻轻喊：“玉儒，八点半了，要开会了。”他竟猛地一动，睁大了双眼。
牛玉儒的泪水
牛玉儒的同事几乎都记得他罕见的一次落泪。
1999年12月，他任包头市长，市郊一辆载着学生的面包车着火，几名学生丧生。他在医院守到凌晨两点多，回到办公室后痛哭。凌晨3点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安全工作，第二天上午开全市大会，下午检查重点企业工作，晚上9点多从医院出来时，他还一口饭都没吃。
而牛玉儒的另一次痛哭却只有妻子谢莉知道。2003年底，他80多岁的老父亲患脑溢血，嫂子从通辽打来电话，但牛玉儒已经定好了去外地考察的行程，没法更改。他放下电话痛哭失声。
他曾被亲戚视为“绝情”：步步升迁，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人谋过利。他的5个兄妹除了二妹在包头，其余都在通辽老家，两个妹妹和妹夫先后下岗，惟一的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二嫂想让他帮儿子安排工作，刚一开口他就是一句“我不管”，二嫂气得摔了电话。
80岁的老父亲到记者采访时还不知道牛玉儒病逝的消息，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20年前给他写过的那封信：“咱们家亲属多，有的可能找你办这样那样的事，你一定要拒绝。他们可能会骂你六亲不认，不要怕骂娘，骂声越大，人民赞扬你的声音越高，历史上的包公不是因为公正清廉而名垂青史吗?”
玉泉区东五十家街民和小区的肢残老人孙震世，提起牛书记就抹眼泪。今年春节前，牛玉儒来到他家，看看面口袋满不满，摸摸被褥厚不厚。还自己拿出300元，给孙震世上大学的女儿凑足了学费。临走留下电话号码：“你女儿毕业了，如果安排不了工作就找我。”
牛玉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给乞丐钱的习惯，每每想给钱又觉得当着下属不好意思，总是走过去后又谎称自己有事，折回头再给。
呼市中心的新华广场，是牛玉儒去世前最牵挂的城建项目。这个从3.7万平方米扩大到6万平方米的广场，设有华北最大的音乐旱地喷泉。家人说，牛玉儒在昏迷前还念叨着：“新华广场改造不知道百姓满意不满意。”
8月15日，牛玉儒去世的第二天，呼市最热闹的昭君文化节在刚竣工的新华广场举行闭幕演出，据说有将近10万市民聚在这里。那个晚上，层层叠叠的烟花绽放在广场上空，那骤然放射的光彩，让整个城市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