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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被称为北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的新移民作家之一，她的名字及作品已越来越走近众多读者的视线。出国前，她就出版过《绿血》等三部长篇小说，曾获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九十年代赴美后，她的小说在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频频获奖；她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也夺得多项大奖，引起强烈反响。如长篇《人寰》获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谁家有女初长成》获2000年《北京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小姨多鹤》获2009年全球首个华侨文学奖小说最佳作品奖；《少女小渔》获1991年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六项大奖，包括最佳编剧奖；《天浴》英译版获哥伦比亚大学最佳实验小说奖，由她本人改编的电影，问鼎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她编剧的影视《梅兰芳》《幸福来敲门》都获得广泛好评，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正在拍摄之中。
江少川：近些年，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尤其是高校文科的学生非常喜爱读你的小说。我的学生就选择你的长篇《扶桑》《小姨多鹤》进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我本人也非常关注你的小说创作。中学师生对你的创作经历也很感兴趣，想先请你谈谈你赴美前的创作经历。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严歌苓：我生于上海。我出生于文学家族，我的父亲、爷爷都是作家。爷爷年轻时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39岁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执教，是颇著名的翻译家，最初的《简爱》就是他翻译的。父亲学建筑出身，却喜欢搞创作，文学修养很好，他笔名萧马，著作不少。我家藏书丰富，我后来搞创作，是偶然，也有其必然性。我最初学习舞蹈，搞肢体运动。12岁那年，我进入成都部队歌舞团。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时缺前线记者，我就去了。我到野战医院采访，访问了许多伤员。去的时候，主要是想受教育，有一些想法，如表现战士的爱国主义思想等。但在采访中，面对那些伤员，当时就产生了一种反战心理，后来一直有这种意识。我最早写的是电影剧本《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发表在1981年的《收获》，大约隔了两年，在南京的《青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葱》。1985年裁军。我从成都部队下来，调到铁道兵创作组，这个单位后来被裁掉了，我被保留在铁道兵指挥部创作组。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协，这一年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约，出版了长篇小说《绿血》，1987年出版长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9年出版长篇《雌性草地》,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这就是我赴美前的创作经历。
江少川：后来你到了美国，你是如何做出这次人生抉择的？
严歌苓：1987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我赴美参加“年轻作家访问计划”活动。他们是看了《中国日报》对我的专访发出邀请的。回国后，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学习，当时莫言、余华都在这个班。那个时候我30岁，开始学英语。1989年，我赴美留学，考上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1995年获艺术硕士学位。那时我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或是先写成英文，再翻译为中文，或是先写成汉语，再变成英文。当时在课堂上练习换人称写作，《失眠人的艳遇》就是那时创作的。我学习很用功，每学期成绩都是优秀。这期间，我的短篇《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分别在台湾获得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刊的短篇小说奖。
江少川：如果把你的创作经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以赴美为界限分为大陆时期与美国时期，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这两个时期，你的创作心态、作品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当如何概括？
严歌苓：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专业作家很优越，到了美国后，从心态、感觉、生活到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到美国，为生计而写作，很担忧，心默如金。我初去美国，为生活所迫，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模特，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为了生存。去美国后很敏感，英语讲得不流畅，外部表达不自如。我说过：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这时，我用心读文学、读原著，在教授指导下，系统地读作品，如欧美、拉美的名著，想读遍世界最好的文学作品。这时候可以说是大补，大补文学营养，刺激，激发灵感。我觉得攻读学位，我才真正进入成长期，如果说我过去属于经验型作家，这时正向学者型作家转变。我在美国完成了这个转变。我读史料，读《华人移民史》，研究了两、三年，翻阅了一百多本书。《扶桑》是看到史料中的一张照片刺激灵感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是看到一篇报道引发构思的。写《人寰》，我研究心理学，看弗洛伊德、看荣格自述等心理学书，看穿了，又批判。在美国，我这样的人属于“外地佬”，“外地佬”也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对什么都新鲜，对人的文化、语言、行为都很惊讶、诧然，这是小说家最得天独厚的地方。你张开眼睛看到的，是新鲜的出人意外的人文景观。的确，我在美国读书，很难、很实际，属于边缘，我读的那个系没有一个亚洲人；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两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
江少川：你对写华人移民史题材很感兴趣，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你在《海那边》的得奖感言中说：“移民文学将成大气候”，请你谈谈对这类题材的看法。
严歌苓：是的。我研究过美国的华人移民史，曾专门走访博物馆，读史料。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图书馆钻故纸堆，掘地三尺，发觉中国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尽的金矿。我打算写华人移民史，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现在，《扶桑》写的是第一代，《魔旦》《风筝歌》写的是第二代，以后我还会写下去。
江少川：长篇《扶桑》是移民题材的，这部长篇曾获1995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01年，《扶桑》被列为美国小说排行榜前10名。我读《扶桑》，深深受到震撼。我注意到，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你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呢？
严歌苓：我始终是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中读华人移民的史料，中国人被凌辱的历史触动我反思：对东西方从来就没停止的冲撞和冲突的反思，对中国人伟大的美德和劣处的反思。《扶桑》中的克里斯与扶桑的畸形的恋情，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冲撞，西方的男子对东方女性怀有神秘感，抱有一种梦幻式的痴迷，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克里斯就是这样一个西方少年，而扶桑具有一种东方母性的情怀，或者说一种天生的雌性，这与西方女性不一样，对克里斯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放在美国那种大环境中，他们不能相爱下去，西方男子的那种痴迷、梦幻一旦消散，爱情就不能长久。
江少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的丈夫不就是美国人吗？
严歌苓：是的，他是美国人，学企业管理，主修外事，是美国的外交官。我们两人经历了许多阶段，获得了超越、上升。结婚前美国有关部门用测谎检测仪对我作测试，调查我的身份，他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曾辞去外交官职，我很感动。
江少川：你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写中国体裁和移民体裁两大类。写中国体裁的作品，如写新中国建立以后及“文革”前后的小说，比如《人寰》《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小说，你觉得与国内作家，或者说与你自己在国内时写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
严歌苓：应该有所不同。到了一块新的国土，接触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因为空间、时间，及文化语言的差异，或者说距离，许多过去的往事也显得奇异，获得一种反思的意义。我打过一个比喻：像是裸露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是裸露的。转过去，再转过来，写自己的民族，有了外国的生活经验，不自觉的新角度，我的思考有了新拓展。移民生活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深度与广度。显然，与完全生活在国内的作家是不一样的。
江少川：你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主要是两类，一类写移民题材，如《扶桑》《魔旦》；一类是中国生活题材，如《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这两类题材相比较，你更偏好那类题材？
严歌苓：对这两类题材，我无所谓偏好，觉得没什么区别。我感兴趣的，能引发我激情的，我都喜欢。我刚到美国时，对异域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新鲜，眼光格外敏锐，所以写移民题材多一些。这些年，回到祖国，感觉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的感觉好像又成了外国人，对许多事感到好奇、敏感，如对于足浴，对洗脚，对很多事都未弄清楚。如今，对中国、美国，似乎都是客籍，如纳博科夫所说，处处有家，又处处无家。
江少川：你在《扶桑》的代序中说过：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应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其不意的发展，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请你谈谈对小说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追求。同时，你又提到：小说中要深刻挖掘人的人性，你是如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
严歌苓：我的想法是，铺排出戏剧性的小说，但不用通俗的语言，通俗的手法。我追求一种莎士比亚似的情节结构，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就不好看。以《扶桑》为例，史料上没有这个人物，但史料上记载过西方两千个男孩嫖妓的事实，这是真实的，这些男孩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从中国妓女身上得到的。我想把移民的生命状态，放在两个民族的碰撞中去表现，在这个舞台上把人性推到极端，一旦到达极端，人性的东西就一下演出来了。
很多时候，人性包藏的意外是不知道的，我很好奇，人放射出一种行为，有时完全不可以想象，它是一种行为谜，我要去展现。人类学、心理学有许多谜，我不可能破译，但文学与心理学的交汇，给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遗留给文学一个大的空间。文革、移民给了我机会与空间，我试图对这些谜，作推演、破译。
江少川：你的短篇小说《天浴》及你本人改编成的电影，在美国、台湾曾获得多次大的奖项，为你赢得殊荣，你是如何构思、完成这篇作品的呢？
严歌苓：《天浴》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萦绕了20年。我16岁就去过西北的大草原，听说过那里有一个“女子牧马班”，我还找到这个牧马班采访过。《天浴》的故事，我是在1978年听说的，我一直犹豫如何处理这个题材，到美国后，陈冲听了这个故事，鼓励我写出来。
《天浴》在构思时，没有想到写女孩的死，写了三天，牧民最后打死了女孩。写《扶桑》，克拉斯强奸扶桑的情节也是写作之前没有想好的，是在写作中冒出来的。《天浴》后来改编成电影，由陈冲导演，在美国引起轰动。
江少川：你最早是从写电影剧本起步的，你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如《天浴》也获得很大成功，你对小说与剧本两类品种，更偏爱那种呢？
严歌苓：有时我爱电影甚至超过小说。较之小说，电影能调动更多的艺术手段。电影让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具画面，更有动感。我2002年被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吸收，成为好莱坞职业编剧。已写了几个剧本。如电影剧本《梅兰芳》、电视剧剧本《幸福来敲门》等，但我的创作更偏重小说。我的小说的版权，已被一些电影界的人士买走了，如《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扶桑》的改编，已修改多次，准备搬上银幕，
江少川：你编剧的《梅兰芳》哪一点打动你？
严歌苓：梅兰芳说：无可无不可？这一点与我很像，你一定要跟你写的人物有认同感。
江少川：是这样的。根据你的《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还在拍摄之中，已经调动起读者的观赏期待。你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请谈谈你对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构想。
严歌苓：在海外的华人对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的历史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海外华人自觉抵制日货，每年举行集会纪念抗战胜利。就是在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中，我看到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图片。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捐款出版这方面的画册和书籍。就是在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上，我想我一定要创作一部有关这个主题的作品。可我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2005年，我住在非洲的时候，因为一个要好的女编辑跟我约的稿子被另一个编辑拿走了，处于愧疚心理，便把我一直想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写了出来，作为承诺交给了那个女编辑。这个小说的起源是当时南京的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魏特琳女士的日记。
江少川：今年春电视连续剧《幸福来敲门》在央视一套热播，收视率非常高，反响很热烈，人们纷纷找原著读。请问，是什么触发你写这部纯中国题材的小说？你是如何理解幸福的？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严歌苓：这部作品的原著就是电视连续剧，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的电视连续剧。我不看电视剧，也不会写，只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陈冲给我读了一些电视剧剧本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为她创作一部好一些的电视剧，适合她去表演。剧本出来后，制片人认为蒋雯丽更合适演《幸福》中的女主角，所以就由雯丽来扮演了。当然，雯丽也是我的好朋友，过去偶然看了她演出的《金婚》，还看了她导演的《我们天上见》，都是非常佩服的。《幸福》播出后，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雯丽的精彩表演，这个戏获得了成功。但我还是想让大陆的观众认识陈冲的表演水平，于是又为陈冲写了一部电视剧。但愿也能够获得成功。我理解的幸福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欲望比才能小的人比欲望大于才能的人幸福。不为欲望所趋，知足常乐。
江少川：你这几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要，的确是这样，对什么是幸福，很重要在于理解。你可能未曾料到，你在中国的中学生中也有众多“粉丝”，许多中学生读过你的小说，想请你给千万中学生讲讲，中学语文教材应当入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你认为中学生课外应读些什么书？
严歌苓：首先我确实感到惊讶，竟然中学生会读我的书。我在北京一所高中“卧底”，准备写一篇有关高中生的小说的时候，觉得他们现在学的语文教材都挺深，挺有趣的，让我觉得做学生假如没有考大学的压力，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应该是很快活的。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教材，但是我觉得假如学生们的外语程度够高的话，应该让他们读一些外文文学原著。我的经验是，多一种文字的营养，母语的文学修养会提高得更快。
江少川：你在国内时，主要写长篇，自视为长篇小说家，赴美后，你长篇、中篇、短篇全面“出击”，你对这几类品种有何思考，是否有所偏爱？
严歌苓：是的，在国内我写长篇，不怎么写短篇小说，那时我觉得写长篇省力。短篇则不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构思一个短篇煞费心机，短篇篇幅小，藏拙的地方都没有。到美国后不一样了，特别是读学位期间，写作时间都是做英文功课后的空挡。写长篇时间要从容。出国初期，由于时间关系，连续性思考的时间少了。有一点余暇，就考虑，写一个短篇，时间够了吧。我在《少女小渔》的台湾版后记中说：有时觉得好笑，怎么变成个农夫了？这块田地种高粱不够，就种大豆吧! 我的短篇《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都是读学位时用课余边角时间写成的。
江少川：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你在写作时的独特习惯呢？
严歌苓：我希望有一个安静、独立的写作空间，不受干扰。我是喜欢独处、寂寞的人，喜欢自由自在的想。我是每天都要写作的，每天上午写作，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至今保持用铅笔写作的习惯，用铅笔写作，很经济，把“的”“地”“得”尽量去掉，保持节奏。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理需求，哪一天没有几句神来之笔，我就睡也睡不好。写作给我快感，给我新生的机会。文学是我的安慰。有时我觉得我活在自己创作的世界中。
江少川：你如何处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除了阅读文学作品之外，你还有什么爱好？喜欢读哪些书籍？
严歌苓：我喜欢看电影，喜欢运动，我还喜欢看画册，尤其是画家的作品集，有画，配上文字。如看毕家索的画册，从早期的画一直到最后，配以文字，就像读画家的传记。
江少川：你更喜爱自己的哪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喜爱的是《雌性的草地》。那时我年轻、状态好，精力旺盛。我写过一篇短文《从雌性出发》，曾作为《雌性的草地》的代自序，在这篇文字中，我写到：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宇上。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这部小说我在手法和结构上，都做了大胆的探索。但我的朋友看法不一样，他们似乎更喜爱别的作品。
江少川：你最喜爱的外国作家是谁？
严歌苓：我特别喜爱的作家有两位：他们是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索尔·贝娄。
江少川：能具体谈谈这两位作家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严歌苓：这两位作家文字上、尤其是英文非常优美、丰富，七八十年代读译文，后来读英文原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幽默，功底深厚，很全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语言非常好，这位作家吸收了俄语、英语与法语的营养，融合了三种语言的优长，语言积淀很深，非常高雅，否则达不到这样的丰富。
江少川：纳博科夫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作家，贝娄是犹太籍移民，从他们的作品中，你是否感到有移民作家身份的共鸣？
严歌苓：读纳博科夫的小说有这种感受，贝娄虽然是犹太籍，但出生在美国，他身上也有移民的烙印。他们都有一种移民情怀。从心理到文化上都很复杂。
江少川：你的《穗子物语》，带有某种自传色彩。你在创作中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吗？
严歌苓：是的，《穗子物语》收集的作品中直接、间接有自己经历的成分，有个“种子”在里面，有时表现在主人公身上，有时表现在配角身上。有些原型是真的，故事是虚构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如《爱犬颗韧》写的颗韧，以前在部队，关于狗，确有其事。
江少川：女性写作是时下中西方文坛关注的热点话题，请你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严歌苓：我自己是女人，我喜欢写女人。我的想法是，让读者看不出作者的性别，看不出作家是男是女。我期望男性读者喜欢我的小说。黄建中导演看了小说《扶桑》以后，还以为作者是男的呢。
江少川：你的小说基本上以女性唱主角，扛大梁，是什么萌动你、激发你写《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你认为这部长篇在艺术上有哪些超越，有哪些突破？与以前的长篇相比有什么变化？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写的是农村“土改”的故事，写一个女人的心灵史，一个寻常人的命运。这个长篇写得很朴实，故事惊心动魄。河南农村土改时，一个地主本要枪毙，他的媳妇把公公藏起来了，藏到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地主也可以获得自由时，才重见天日。故事很感人，以写实为主。陈冲看了很喜欢，有的朋友读了书稿，认为是我最好的长篇。
我开始是听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内参里曾记载有这样的事件。为了调查相关的材料，收集素材，我去了河南孟津县，那里有窑洞，我找到了当年地主的儿子，还听说河南西华县也有过类似的事，不同的是，土改时 姐姐把欲处决的地主弟弟藏起来了，可见，土改时，这样的事不是绝无仅有。到河南去考察，我对河南的方言很感兴趣，特别是洛阳话，这个长篇里也运用了河南方言。
说到变化，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但有一点，不变化的东西我不想写。我期望变化，风格变化，完全变化。这个长篇写完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写题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篇。
江少川：写这部长篇花了多长时间？
严歌苓：构思时间很久，写作用了两个多月，是在非洲完成的。
江少川：《小姨多鹤》也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是什么触动你写这位日本女子的呢？
严歌苓：我在20多年前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我对陈冲讲述过，直到2007年觉得非写不可了，一连去了日本三次，采访像多鹤这样的老人们，多鹤的心灵是残缺的，她们后来回到日本生活很清贫。
江少川：你的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你现在的生活还是相对安稳的，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想法呢？
严歌苓：对于未来，我的理想是写作，一步一步写下去。我的创作，绝不赶时髦，我对都市言情不感兴趣，很反感，我不喜欢写什么个人的隐私，私人化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多题材可以写，有很多事我没弄清楚的，都可以深入挖掘，如抗日题材、“文革”题材等，都可以写。我只想写我自己要写的。我对农村、对西藏怀有特别的兴趣。少年时代西藏的经历我忘不了。我回国曾去西藏骑马，我好多年未骑马了，当年我十六七岁，我难忘那时留下的“童子功”，对西藏的感情、记忆，可以写出好的作品。
江少川：你的行踪似乎总是漂泊不定，但你的笔却一刻未停。
严歌苓：是的，我的丈夫是美国外交官，跟着他，我到过很多地方，如非洲的尼日尼亚、台湾、德国等地，并经常回国，我在美国、北京都有家。
江少川：你已用双语创作，对用中文、英文写作，你有什么想法？
严歌苓：我希望两栖，用中文、英文写作，直接用英文写作，是锻炼自己，如2009年出版的长篇《赴宴者》是我的第一部英语作品。是对自我的挑战。但我永远在中国，永远会用中文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中文读者群。
江少川：谢谢你接受我的几次采访！
严歌苓：谢谢你，江教授！
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编校：洪 鸣
江少川：近些年，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尤其是高校文科的学生非常喜爱读你的小说。我的学生就选择你的长篇《扶桑》《小姨多鹤》进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我本人也非常关注你的小说创作。中学师生对你的创作经历也很感兴趣，想先请你谈谈你赴美前的创作经历。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严歌苓：我生于上海。我出生于文学家族，我的父亲、爷爷都是作家。爷爷年轻时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39岁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执教，是颇著名的翻译家，最初的《简爱》就是他翻译的。父亲学建筑出身，却喜欢搞创作，文学修养很好，他笔名萧马，著作不少。我家藏书丰富，我后来搞创作，是偶然，也有其必然性。我最初学习舞蹈，搞肢体运动。12岁那年，我进入成都部队歌舞团。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时缺前线记者，我就去了。我到野战医院采访，访问了许多伤员。去的时候，主要是想受教育，有一些想法，如表现战士的爱国主义思想等。但在采访中，面对那些伤员，当时就产生了一种反战心理，后来一直有这种意识。我最早写的是电影剧本《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发表在1981年的《收获》，大约隔了两年，在南京的《青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葱》。1985年裁军。我从成都部队下来，调到铁道兵创作组，这个单位后来被裁掉了，我被保留在铁道兵指挥部创作组。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协，这一年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约，出版了长篇小说《绿血》，1987年出版长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9年出版长篇《雌性草地》,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这就是我赴美前的创作经历。
江少川：后来你到了美国，你是如何做出这次人生抉择的？
严歌苓：1987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我赴美参加“年轻作家访问计划”活动。他们是看了《中国日报》对我的专访发出邀请的。回国后，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学习，当时莫言、余华都在这个班。那个时候我30岁，开始学英语。1989年，我赴美留学，考上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1995年获艺术硕士学位。那时我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或是先写成英文，再翻译为中文，或是先写成汉语，再变成英文。当时在课堂上练习换人称写作，《失眠人的艳遇》就是那时创作的。我学习很用功，每学期成绩都是优秀。这期间，我的短篇《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分别在台湾获得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刊的短篇小说奖。
江少川：如果把你的创作经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以赴美为界限分为大陆时期与美国时期，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这两个时期，你的创作心态、作品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当如何概括？
严歌苓：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专业作家很优越，到了美国后，从心态、感觉、生活到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到美国，为生计而写作，很担忧，心默如金。我初去美国，为生活所迫，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模特，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为了生存。去美国后很敏感，英语讲得不流畅，外部表达不自如。我说过：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这时，我用心读文学、读原著，在教授指导下，系统地读作品，如欧美、拉美的名著，想读遍世界最好的文学作品。这时候可以说是大补，大补文学营养，刺激，激发灵感。我觉得攻读学位，我才真正进入成长期，如果说我过去属于经验型作家，这时正向学者型作家转变。我在美国完成了这个转变。我读史料，读《华人移民史》，研究了两、三年，翻阅了一百多本书。《扶桑》是看到史料中的一张照片刺激灵感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是看到一篇报道引发构思的。写《人寰》，我研究心理学，看弗洛伊德、看荣格自述等心理学书，看穿了，又批判。在美国，我这样的人属于“外地佬”，“外地佬”也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对什么都新鲜，对人的文化、语言、行为都很惊讶、诧然，这是小说家最得天独厚的地方。你张开眼睛看到的，是新鲜的出人意外的人文景观。的确，我在美国读书，很难、很实际，属于边缘，我读的那个系没有一个亚洲人；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两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
江少川：你对写华人移民史题材很感兴趣，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你在《海那边》的得奖感言中说：“移民文学将成大气候”，请你谈谈对这类题材的看法。
严歌苓：是的。我研究过美国的华人移民史，曾专门走访博物馆，读史料。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图书馆钻故纸堆，掘地三尺，发觉中国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尽的金矿。我打算写华人移民史，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现在，《扶桑》写的是第一代，《魔旦》《风筝歌》写的是第二代，以后我还会写下去。
江少川：长篇《扶桑》是移民题材的，这部长篇曾获1995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01年，《扶桑》被列为美国小说排行榜前10名。我读《扶桑》，深深受到震撼。我注意到，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你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呢？
严歌苓：我始终是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中读华人移民的史料，中国人被凌辱的历史触动我反思：对东西方从来就没停止的冲撞和冲突的反思，对中国人伟大的美德和劣处的反思。《扶桑》中的克里斯与扶桑的畸形的恋情，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冲撞，西方的男子对东方女性怀有神秘感，抱有一种梦幻式的痴迷，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克里斯就是这样一个西方少年，而扶桑具有一种东方母性的情怀，或者说一种天生的雌性，这与西方女性不一样，对克里斯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放在美国那种大环境中，他们不能相爱下去，西方男子的那种痴迷、梦幻一旦消散，爱情就不能长久。
江少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的丈夫不就是美国人吗？
严歌苓：是的，他是美国人，学企业管理，主修外事，是美国的外交官。我们两人经历了许多阶段，获得了超越、上升。结婚前美国有关部门用测谎检测仪对我作测试，调查我的身份，他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曾辞去外交官职，我很感动。
江少川：你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写中国体裁和移民体裁两大类。写中国体裁的作品，如写新中国建立以后及“文革”前后的小说，比如《人寰》《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小说，你觉得与国内作家，或者说与你自己在国内时写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
严歌苓：应该有所不同。到了一块新的国土，接触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因为空间、时间，及文化语言的差异，或者说距离，许多过去的往事也显得奇异，获得一种反思的意义。我打过一个比喻：像是裸露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是裸露的。转过去，再转过来，写自己的民族，有了外国的生活经验，不自觉的新角度，我的思考有了新拓展。移民生活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深度与广度。显然，与完全生活在国内的作家是不一样的。
江少川：你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主要是两类，一类写移民题材，如《扶桑》《魔旦》；一类是中国生活题材，如《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这两类题材相比较，你更偏好那类题材？
严歌苓：对这两类题材，我无所谓偏好，觉得没什么区别。我感兴趣的，能引发我激情的，我都喜欢。我刚到美国时，对异域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新鲜，眼光格外敏锐，所以写移民题材多一些。这些年，回到祖国，感觉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的感觉好像又成了外国人，对许多事感到好奇、敏感，如对于足浴，对洗脚，对很多事都未弄清楚。如今，对中国、美国，似乎都是客籍，如纳博科夫所说，处处有家，又处处无家。
江少川：你在《扶桑》的代序中说过：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应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其不意的发展，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请你谈谈对小说的艺术思考和美学追求。同时，你又提到：小说中要深刻挖掘人的人性，你是如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
严歌苓：我的想法是，铺排出戏剧性的小说，但不用通俗的语言，通俗的手法。我追求一种莎士比亚似的情节结构，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就不好看。以《扶桑》为例，史料上没有这个人物，但史料上记载过西方两千个男孩嫖妓的事实，这是真实的，这些男孩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从中国妓女身上得到的。我想把移民的生命状态，放在两个民族的碰撞中去表现，在这个舞台上把人性推到极端，一旦到达极端，人性的东西就一下演出来了。
很多时候，人性包藏的意外是不知道的，我很好奇，人放射出一种行为，有时完全不可以想象，它是一种行为谜，我要去展现。人类学、心理学有许多谜，我不可能破译，但文学与心理学的交汇，给文学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遗留给文学一个大的空间。文革、移民给了我机会与空间，我试图对这些谜，作推演、破译。
江少川：你的短篇小说《天浴》及你本人改编成的电影，在美国、台湾曾获得多次大的奖项，为你赢得殊荣，你是如何构思、完成这篇作品的呢？
严歌苓：《天浴》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萦绕了20年。我16岁就去过西北的大草原，听说过那里有一个“女子牧马班”，我还找到这个牧马班采访过。《天浴》的故事，我是在1978年听说的，我一直犹豫如何处理这个题材，到美国后，陈冲听了这个故事，鼓励我写出来。
《天浴》在构思时，没有想到写女孩的死，写了三天，牧民最后打死了女孩。写《扶桑》，克拉斯强奸扶桑的情节也是写作之前没有想好的，是在写作中冒出来的。《天浴》后来改编成电影，由陈冲导演，在美国引起轰动。
江少川：你最早是从写电影剧本起步的，你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如《天浴》也获得很大成功，你对小说与剧本两类品种，更偏爱那种呢？
严歌苓：有时我爱电影甚至超过小说。较之小说，电影能调动更多的艺术手段。电影让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具画面，更有动感。我2002年被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吸收，成为好莱坞职业编剧。已写了几个剧本。如电影剧本《梅兰芳》、电视剧剧本《幸福来敲门》等，但我的创作更偏重小说。我的小说的版权，已被一些电影界的人士买走了，如《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扶桑》的改编，已修改多次，准备搬上银幕，
江少川：你编剧的《梅兰芳》哪一点打动你？
严歌苓：梅兰芳说：无可无不可？这一点与我很像，你一定要跟你写的人物有认同感。
江少川：是这样的。根据你的《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还在拍摄之中，已经调动起读者的观赏期待。你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请谈谈你对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构想。
严歌苓：在海外的华人对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的历史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海外华人自觉抵制日货，每年举行集会纪念抗战胜利。就是在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中，我看到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图片。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捐款出版这方面的画册和书籍。就是在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集会上，我想我一定要创作一部有关这个主题的作品。可我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直到2005年，我住在非洲的时候，因为一个要好的女编辑跟我约的稿子被另一个编辑拿走了，处于愧疚心理，便把我一直想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写了出来，作为承诺交给了那个女编辑。这个小说的起源是当时南京的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魏特琳女士的日记。
江少川：今年春电视连续剧《幸福来敲门》在央视一套热播，收视率非常高，反响很热烈，人们纷纷找原著读。请问，是什么触发你写这部纯中国题材的小说？你是如何理解幸福的？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严歌苓：这部作品的原著就是电视连续剧，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的电视连续剧。我不看电视剧，也不会写，只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陈冲给我读了一些电视剧剧本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为她创作一部好一些的电视剧，适合她去表演。剧本出来后，制片人认为蒋雯丽更合适演《幸福》中的女主角，所以就由雯丽来扮演了。当然，雯丽也是我的好朋友，过去偶然看了她演出的《金婚》，还看了她导演的《我们天上见》，都是非常佩服的。《幸福》播出后，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雯丽的精彩表演，这个戏获得了成功。但我还是想让大陆的观众认识陈冲的表演水平，于是又为陈冲写了一部电视剧。但愿也能够获得成功。我理解的幸福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欲望比才能小的人比欲望大于才能的人幸福。不为欲望所趋，知足常乐。
江少川：你这几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要，的确是这样，对什么是幸福，很重要在于理解。你可能未曾料到，你在中国的中学生中也有众多“粉丝”，许多中学生读过你的小说，想请你给千万中学生讲讲，中学语文教材应当入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你认为中学生课外应读些什么书？
严歌苓：首先我确实感到惊讶，竟然中学生会读我的书。我在北京一所高中“卧底”，准备写一篇有关高中生的小说的时候，觉得他们现在学的语文教材都挺深，挺有趣的，让我觉得做学生假如没有考大学的压力，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应该是很快活的。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教材，但是我觉得假如学生们的外语程度够高的话，应该让他们读一些外文文学原著。我的经验是，多一种文字的营养，母语的文学修养会提高得更快。
江少川：你在国内时，主要写长篇，自视为长篇小说家，赴美后，你长篇、中篇、短篇全面“出击”，你对这几类品种有何思考，是否有所偏爱？
严歌苓：是的，在国内我写长篇，不怎么写短篇小说，那时我觉得写长篇省力。短篇则不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构思一个短篇煞费心机，短篇篇幅小，藏拙的地方都没有。到美国后不一样了，特别是读学位期间，写作时间都是做英文功课后的空挡。写长篇时间要从容。出国初期，由于时间关系，连续性思考的时间少了。有一点余暇，就考虑，写一个短篇，时间够了吧。我在《少女小渔》的台湾版后记中说：有时觉得好笑，怎么变成个农夫了？这块田地种高粱不够，就种大豆吧! 我的短篇《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都是读学位时用课余边角时间写成的。
江少川：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你在写作时的独特习惯呢？
严歌苓：我希望有一个安静、独立的写作空间，不受干扰。我是喜欢独处、寂寞的人，喜欢自由自在的想。我是每天都要写作的，每天上午写作，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至今保持用铅笔写作的习惯，用铅笔写作，很经济，把“的”“地”“得”尽量去掉，保持节奏。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理需求，哪一天没有几句神来之笔，我就睡也睡不好。写作给我快感，给我新生的机会。文学是我的安慰。有时我觉得我活在自己创作的世界中。
江少川：你如何处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除了阅读文学作品之外，你还有什么爱好？喜欢读哪些书籍？
严歌苓：我喜欢看电影，喜欢运动，我还喜欢看画册，尤其是画家的作品集，有画，配上文字。如看毕家索的画册，从早期的画一直到最后，配以文字，就像读画家的传记。
江少川：你更喜爱自己的哪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喜爱的是《雌性的草地》。那时我年轻、状态好，精力旺盛。我写过一篇短文《从雌性出发》，曾作为《雌性的草地》的代自序，在这篇文字中，我写到：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宇上。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这部小说我在手法和结构上，都做了大胆的探索。但我的朋友看法不一样，他们似乎更喜爱别的作品。
江少川：你最喜爱的外国作家是谁？
严歌苓：我特别喜爱的作家有两位：他们是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索尔·贝娄。
江少川：能具体谈谈这两位作家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吗？
严歌苓：这两位作家文字上、尤其是英文非常优美、丰富，七八十年代读译文，后来读英文原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幽默，功底深厚，很全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语言非常好，这位作家吸收了俄语、英语与法语的营养，融合了三种语言的优长，语言积淀很深，非常高雅，否则达不到这样的丰富。
江少川：纳博科夫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作家，贝娄是犹太籍移民，从他们的作品中，你是否感到有移民作家身份的共鸣？
严歌苓：读纳博科夫的小说有这种感受，贝娄虽然是犹太籍，但出生在美国，他身上也有移民的烙印。他们都有一种移民情怀。从心理到文化上都很复杂。
江少川：你的《穗子物语》，带有某种自传色彩。你在创作中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吗？
严歌苓：是的，《穗子物语》收集的作品中直接、间接有自己经历的成分，有个“种子”在里面，有时表现在主人公身上，有时表现在配角身上。有些原型是真的，故事是虚构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如《爱犬颗韧》写的颗韧，以前在部队，关于狗，确有其事。
江少川：女性写作是时下中西方文坛关注的热点话题，请你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严歌苓：我自己是女人，我喜欢写女人。我的想法是，让读者看不出作者的性别，看不出作家是男是女。我期望男性读者喜欢我的小说。黄建中导演看了小说《扶桑》以后，还以为作者是男的呢。
江少川：你的小说基本上以女性唱主角，扛大梁，是什么萌动你、激发你写《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你认为这部长篇在艺术上有哪些超越，有哪些突破？与以前的长篇相比有什么变化？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写的是农村“土改”的故事，写一个女人的心灵史，一个寻常人的命运。这个长篇写得很朴实，故事惊心动魄。河南农村土改时，一个地主本要枪毙，他的媳妇把公公藏起来了，藏到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地主也可以获得自由时，才重见天日。故事很感人，以写实为主。陈冲看了很喜欢，有的朋友读了书稿，认为是我最好的长篇。
我开始是听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内参里曾记载有这样的事件。为了调查相关的材料，收集素材，我去了河南孟津县，那里有窑洞，我找到了当年地主的儿子，还听说河南西华县也有过类似的事，不同的是，土改时 姐姐把欲处决的地主弟弟藏起来了，可见，土改时，这样的事不是绝无仅有。到河南去考察，我对河南的方言很感兴趣，特别是洛阳话，这个长篇里也运用了河南方言。
说到变化，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但有一点，不变化的东西我不想写。我期望变化，风格变化，完全变化。这个长篇写完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写题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篇。
江少川：写这部长篇花了多长时间？
严歌苓：构思时间很久，写作用了两个多月，是在非洲完成的。
江少川：《小姨多鹤》也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是什么触动你写这位日本女子的呢？
严歌苓：我在20多年前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我对陈冲讲述过，直到2007年觉得非写不可了，一连去了日本三次，采访像多鹤这样的老人们，多鹤的心灵是残缺的，她们后来回到日本生活很清贫。
江少川：你的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你现在的生活还是相对安稳的，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想法呢？
严歌苓：对于未来，我的理想是写作，一步一步写下去。我的创作，绝不赶时髦，我对都市言情不感兴趣，很反感，我不喜欢写什么个人的隐私，私人化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多题材可以写，有很多事我没弄清楚的，都可以深入挖掘，如抗日题材、“文革”题材等，都可以写。我只想写我自己要写的。我对农村、对西藏怀有特别的兴趣。少年时代西藏的经历我忘不了。我回国曾去西藏骑马，我好多年未骑马了，当年我十六七岁，我难忘那时留下的“童子功”，对西藏的感情、记忆，可以写出好的作品。
江少川：你的行踪似乎总是漂泊不定，但你的笔却一刻未停。
严歌苓：是的，我的丈夫是美国外交官，跟着他，我到过很多地方，如非洲的尼日尼亚、台湾、德国等地，并经常回国，我在美国、北京都有家。
江少川：你已用双语创作，对用中文、英文写作，你有什么想法？
严歌苓：我希望两栖，用中文、英文写作，直接用英文写作，是锻炼自己，如2009年出版的长篇《赴宴者》是我的第一部英语作品。是对自我的挑战。但我永远在中国，永远会用中文写作，我的作品永远在中文读者群。
江少川：谢谢你接受我的几次采访！
严歌苓：谢谢你，江教授！
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