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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蒂斯(Balthus)认为是“被唤醒的生命”在主宰自己的作品。面对“袒裎胴体的色情画”的批评，巴尔蒂斯坚决地说：“在我看来，这些少女是天使而不是魔鬼。”
法国画家巴尔蒂斯被毕加索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在抽象派绘画处于上升时期的上世纪30年代，初入画坛的巴尔蒂斯却恪守古典主义画风。他说：“人人都在模仿毕加索，唯我不。”
2012年6月15日，北京草场地艺术区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时·光交响》摄影展闭幕。几个月来，根据巴尔蒂斯画作拍摄的摄影作品受到各方关注，这也是曾为电影摄像师的原久路(Hara Hisaji)向摄影师转变而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组摄影作品。
跨界的艺术家
摄影，电影和绘画都是伴随原久路的艺术形式。
2001年，原久路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开始向独立摄影师的转变。在过去8年的移民生活中，除了担任纽約科学技术网络摄影指导，原久路还为NHK制作了大量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其中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的独家纪录片。
1964年生于日本东京的原久路，在武藏野美术大学专攻造型学。那时，他便迷恋上巴尔蒂斯的油画。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久路和其他日本年轻人一样迷恋西方前卫艺术，而随着移民以及工作重心转向电影，“巴尔蒂斯”的印象日渐模糊。直到回到日本
2005年的某个秋夜，灵感忽然跃入仍在工作室忙碌的原久路脑海中——那是多年前曾经看过的巴尔蒂斯的名画《做梦的特蕾莎》。
原久路认为，时间和光线是巴尔蒂斯绘画作品的精髓，他决定用摄影的形态重新解读巴尔蒂斯的绘画，其中《做梦的特蕾莎》也是他用摄影重现的第一幅作品。
特蕾莎(Theresa)是画家邻居的妹妹，在1936到1939年间巴尔蒂斯的作品中，常可以见到这个女孩。多数时候是她和猫。原久路选出25幅巴尔蒂斯画作进行模仿成摄影作品，其中代表作也都是根据以“特蕾莎”为绘画对象的原作拍摄的。
大正时期的老建筑
开始时，原久路需要反复观摩巴尔蒂斯的画，这个过程是在网上而不是博物馆中进行的。“那些电子图片经过无数次复制，连色调都失真了，但我还是领受到他画作中那种令人不安的巨大张力。”巴尔蒂斯的作品受前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也兼收了日本浮世绘和中国古代绘画的技巧。“那是某些不经由肉体就能传达给观赏者的东西。换言之，可以说那是‘缓慢流逝的漫长时间以及将某一空间描绘出来的绝妙光线’。”
尽管原久路从2005年开始构思，但真正的拍摄却是从2006年才正式开始。在准备工作中，让他花费时间最长的是寻找拍摄地点。“场景不可以搭建，要偶遇。”从这一点上，可以嗅到原久路曾经从事电影工作的蛛丝马迹。拍摄地点最终选定在一栋在已经停业的老诊所里，这是一幢1915年建造的具有明显日本大正时期风格的老建筑。当时西方新装饰主义(Art Deco)传入日本，这栋房子保有当时的混合风格。令人惊喜的是，尽管这是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停业的老诊所，但因为原主人一家常年居住的缘故，里面的陈设、器械都保持着原貌。
除了自己，原久路找了另外3个相识十年以上的朋友担任模特。
“巴尔蒂斯式”气氛
巴尔蒂斯在绘画有意的使用不同明度的色彩来区分处于同一暗面的两个物体间的空间。而摄影则不同，相机不会骗人，同一暗面的两个物体必然会呈现相同的曝光值，相较于绘画，两者之间的空间感就相距甚远了。
巴尔蒂斯的画作可以将近景与远景的人物同时处理成虚的，以表现两者间的纵深感，但摄影机的焦点，无法完成，于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营造更大的景深时，人工烟雾就成为不可或缺的。
于是，原久路巧妙地利用了人工烟雾，譬如类似音乐厅专用的大型烟雾机，通过人为控制背景中烟雾量，使光线显得均匀平直，在两物体之间人为制造了空间。让画面产生与原作相似的纵身感，也给作品增添神秘感。巴尔蒂斯绘画中的神秘光线，经由原久路的精心摆布，以摄影的形式重现出来
巴尔蒂斯原作中东方绘画特有的散点透视，完全不同于照相机镜头的光学透视法。为了突破摄影镜头本身的物理局限，原久路利用多次曝光技术，借助遮挡、移位等方法，在多重曝光过程中改变焦点，最终获得了极具吸引力的空间感。
身着校服的模特
拍摄巴尔蒂斯的代表作《美好时光》(Les Beaux Jours)时，原久路请时装设计师做了画中同样的丝裙，但试拍后却让模特显得很生硬。原久路选择停下来。歇工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原久路在自吉祥寺去往涩谷的电车上见到几个女中学生，身着校服的她们懒散地斜倚在座位上，神态与巴尔蒂斯画中的特蕾莎几乎一样。
“我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的东西。”没做到目的地，原久路便下车给演“特蕾莎”的模特打电话。但这个想法最初并不被模特接受——身为时尚设计师的她不想“Cosplay”(指喜爱动漫的人扮演动漫中的某个角色)。直到原久路抱着巴尔蒂斯的画册对她解释绘画里超越时间性的艺术以及校服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除了模仿巴尔蒂斯的姿态，几个实际年龄都在25岁以上的模特像少年一样身着校服除现在画面中。然而，“水手衫学生服”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代表的特定符号却成让这个系列作品被人置评为“情色”的主要原因。如同巴尔蒂斯1934年创作的画作《吉他课》被人认为“色情味道极重”。不仅因为画得极为写实，过于露骨大胆，更重要的是这幅画的构图竟然与《哀悼基督》一样。以至于这幅油画在1996年以前还得不到美国公众接受。
《用摄影表现巴尔蒂斯的绘画》自2009年在日本东京首次展出后，多次在国外展出。尽管这是原久路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进行的系统创作。
被“情色”误会的摄影师
作为摄像师，深谙现代摄像技术的原久路却更追求影像所展现的原始张力。他认为，虽然作为现代思想产物的摄影，可以像绘画一样再现世界的本质，但追求速度与高效让摄影过于现代化，这恰好与绘画相对立。因而绘画的精髓在现代摄影的快速与高效的节奏中很难体验。
原久路的古典在于面对现代化便捷的摄影器材时，反而回归到摄影的绘画本质上。正如他所欣赏的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一样。
塔尔可夫斯基被誉为爱森斯坦（SergeiEisenstein）以来最伟大的前苏联导演，但他本人却明确地批判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及其快节奏剪接技术。“艺术绝不能将概念之间的互动作为终极目的。形象是具体的物件，但却沿着神秘的途径延伸到超越精神的地带……”。在《雕塑时光》中，塔尔科夫斯基提出自己认为蒙太奇电影是违背电影本性的观点。对快节奏蒙太奇的拒绝让塔氏的电影具有卢米尔兄弟（Lumièrebrothers）和格里菲斯（D.W.Griffith）时代的原始，但这也让其作品充满沉闷。
塔尔可夫斯基一直坚持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造出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存在。塔氏电影《乡愁》中，疯老头多米尼克站在罗马广场的大理石塑像上冲着人群大声疾呼：“我们必须返回我们误入歧途的转折点！我们必须回到生命的根基！”。原久路对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欣赏不仅是理念上的认同，他认为塔氏电影的生命存在于导演自身的创造力。
导演的背景让原久路更乐于运用布景、道具、演员等元素进行摄影创作，结果使摄影作品更接近绘画。
就像面对空白画布的画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
原久路将作品中的人物精心安排于一个凝固的动态，刻意追求瞬间感。“静止”产生出电影才能展现的巨大张力。而对依靠现代化的器材和设备制作作品的反感也使原久路在摄影作品中更趋向于传统。
他说：“无论是通过摄影还是绘画，我们最终都不得不在一个对象当中探索真相。而在绘画与摄影之间，原久路选择了摄影。
拍摄巴尔蒂斯的代表作《美好时光》(Les Beaux Jours)时，原久路请时装设计师做了画中同样的丝裙，但试拍后却让模特显得很生硬。原久路选择停下来。歇工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原久路在自吉祥寺去往涩谷的电车上见到几个女中学生，身着校服的她们懒散地斜倚在座位上，神态与巴尔蒂斯画中的特蕾莎几乎一样。
“我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的东西。”没做到目的地，原久路便下车给演“特蕾莎”的模特打电话。但这个想法最初并不被模特接受——身为时尚设计师的她不想“Cosplay”(指喜爱动漫的人扮演动漫中的某个角色)。直到原久路抱着巴尔蒂斯的画册对她解释绘画里超越时间性的艺术以及校服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除了模仿巴尔蒂斯的姿态，几个实际年龄都在25岁以上的模特像少年一样身着校服除现在画面中。然而，“水手衫学生服”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代表的特定符号却成让这个系列作品被人置评为“情色”的主要原因。如同巴尔蒂斯1934年创作的画作《吉他课》被人认为“色情味道极重”。不仅因为画得极为写实，过于露骨大胆，更重要的是这幅画的构图竟然与《哀悼基督》一样。以至于这幅油画在1996年以前还得不到美国公众接受。
《用摄影表现巴尔蒂斯的绘画》自2009年在日本东京首次展出后，多次在国外展出。尽管这是原久路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进行的系统创作。
把对电影的经验运用在摄影创作中，让原久路在追随巴尔蒂斯的道路上更近了一步。即便如此，摄影和电影依然存在着很大不同。原久路认为，其核心差异在于电影与观众、摄影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电影是一部电影对一群观众的关系；摄影和观者则是一对一。电影的“真实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来自大多数观众的从众心理；而摄影则更加单纯，真既是真、假既是假，全凭观者自己去评断。
纯真抑或情色，与原久路无关。巴尔蒂斯对质疑他作品中的“邪念”的人说：“我从来就是用孩童的眼光观察创作对象，我愿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法国画家巴尔蒂斯被毕加索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在抽象派绘画处于上升时期的上世纪30年代，初入画坛的巴尔蒂斯却恪守古典主义画风。他说：“人人都在模仿毕加索，唯我不。”
2012年6月15日，北京草场地艺术区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时·光交响》摄影展闭幕。几个月来，根据巴尔蒂斯画作拍摄的摄影作品受到各方关注，这也是曾为电影摄像师的原久路(Hara Hisaji)向摄影师转变而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组摄影作品。
跨界的艺术家
摄影，电影和绘画都是伴随原久路的艺术形式。
2001年，原久路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开始向独立摄影师的转变。在过去8年的移民生活中，除了担任纽約科学技术网络摄影指导，原久路还为NHK制作了大量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其中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的独家纪录片。
1964年生于日本东京的原久路，在武藏野美术大学专攻造型学。那时，他便迷恋上巴尔蒂斯的油画。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久路和其他日本年轻人一样迷恋西方前卫艺术，而随着移民以及工作重心转向电影，“巴尔蒂斯”的印象日渐模糊。直到回到日本
2005年的某个秋夜，灵感忽然跃入仍在工作室忙碌的原久路脑海中——那是多年前曾经看过的巴尔蒂斯的名画《做梦的特蕾莎》。
原久路认为，时间和光线是巴尔蒂斯绘画作品的精髓，他决定用摄影的形态重新解读巴尔蒂斯的绘画，其中《做梦的特蕾莎》也是他用摄影重现的第一幅作品。
特蕾莎(Theresa)是画家邻居的妹妹，在1936到1939年间巴尔蒂斯的作品中，常可以见到这个女孩。多数时候是她和猫。原久路选出25幅巴尔蒂斯画作进行模仿成摄影作品，其中代表作也都是根据以“特蕾莎”为绘画对象的原作拍摄的。
大正时期的老建筑
开始时，原久路需要反复观摩巴尔蒂斯的画，这个过程是在网上而不是博物馆中进行的。“那些电子图片经过无数次复制，连色调都失真了，但我还是领受到他画作中那种令人不安的巨大张力。”巴尔蒂斯的作品受前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也兼收了日本浮世绘和中国古代绘画的技巧。“那是某些不经由肉体就能传达给观赏者的东西。换言之，可以说那是‘缓慢流逝的漫长时间以及将某一空间描绘出来的绝妙光线’。”
尽管原久路从2005年开始构思，但真正的拍摄却是从2006年才正式开始。在准备工作中，让他花费时间最长的是寻找拍摄地点。“场景不可以搭建，要偶遇。”从这一点上，可以嗅到原久路曾经从事电影工作的蛛丝马迹。拍摄地点最终选定在一栋在已经停业的老诊所里，这是一幢1915年建造的具有明显日本大正时期风格的老建筑。当时西方新装饰主义(Art Deco)传入日本，这栋房子保有当时的混合风格。令人惊喜的是，尽管这是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停业的老诊所，但因为原主人一家常年居住的缘故，里面的陈设、器械都保持着原貌。
除了自己，原久路找了另外3个相识十年以上的朋友担任模特。
“巴尔蒂斯式”气氛
巴尔蒂斯在绘画有意的使用不同明度的色彩来区分处于同一暗面的两个物体间的空间。而摄影则不同，相机不会骗人，同一暗面的两个物体必然会呈现相同的曝光值，相较于绘画，两者之间的空间感就相距甚远了。
巴尔蒂斯的画作可以将近景与远景的人物同时处理成虚的，以表现两者间的纵深感，但摄影机的焦点，无法完成，于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营造更大的景深时，人工烟雾就成为不可或缺的。
于是，原久路巧妙地利用了人工烟雾，譬如类似音乐厅专用的大型烟雾机，通过人为控制背景中烟雾量，使光线显得均匀平直，在两物体之间人为制造了空间。让画面产生与原作相似的纵身感，也给作品增添神秘感。巴尔蒂斯绘画中的神秘光线，经由原久路的精心摆布，以摄影的形式重现出来
巴尔蒂斯原作中东方绘画特有的散点透视，完全不同于照相机镜头的光学透视法。为了突破摄影镜头本身的物理局限，原久路利用多次曝光技术，借助遮挡、移位等方法，在多重曝光过程中改变焦点，最终获得了极具吸引力的空间感。
身着校服的模特
拍摄巴尔蒂斯的代表作《美好时光》(Les Beaux Jours)时，原久路请时装设计师做了画中同样的丝裙，但试拍后却让模特显得很生硬。原久路选择停下来。歇工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原久路在自吉祥寺去往涩谷的电车上见到几个女中学生，身着校服的她们懒散地斜倚在座位上，神态与巴尔蒂斯画中的特蕾莎几乎一样。
“我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的东西。”没做到目的地，原久路便下车给演“特蕾莎”的模特打电话。但这个想法最初并不被模特接受——身为时尚设计师的她不想“Cosplay”(指喜爱动漫的人扮演动漫中的某个角色)。直到原久路抱着巴尔蒂斯的画册对她解释绘画里超越时间性的艺术以及校服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除了模仿巴尔蒂斯的姿态，几个实际年龄都在25岁以上的模特像少年一样身着校服除现在画面中。然而，“水手衫学生服”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代表的特定符号却成让这个系列作品被人置评为“情色”的主要原因。如同巴尔蒂斯1934年创作的画作《吉他课》被人认为“色情味道极重”。不仅因为画得极为写实，过于露骨大胆，更重要的是这幅画的构图竟然与《哀悼基督》一样。以至于这幅油画在1996年以前还得不到美国公众接受。
《用摄影表现巴尔蒂斯的绘画》自2009年在日本东京首次展出后，多次在国外展出。尽管这是原久路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进行的系统创作。
被“情色”误会的摄影师
作为摄像师，深谙现代摄像技术的原久路却更追求影像所展现的原始张力。他认为，虽然作为现代思想产物的摄影，可以像绘画一样再现世界的本质，但追求速度与高效让摄影过于现代化，这恰好与绘画相对立。因而绘画的精髓在现代摄影的快速与高效的节奏中很难体验。
原久路的古典在于面对现代化便捷的摄影器材时，反而回归到摄影的绘画本质上。正如他所欣赏的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一样。
塔尔可夫斯基被誉为爱森斯坦（SergeiEisenstein）以来最伟大的前苏联导演，但他本人却明确地批判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及其快节奏剪接技术。“艺术绝不能将概念之间的互动作为终极目的。形象是具体的物件，但却沿着神秘的途径延伸到超越精神的地带……”。在《雕塑时光》中，塔尔科夫斯基提出自己认为蒙太奇电影是违背电影本性的观点。对快节奏蒙太奇的拒绝让塔氏的电影具有卢米尔兄弟（Lumièrebrothers）和格里菲斯（D.W.Griffith）时代的原始，但这也让其作品充满沉闷。
塔尔可夫斯基一直坚持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造出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存在。塔氏电影《乡愁》中，疯老头多米尼克站在罗马广场的大理石塑像上冲着人群大声疾呼：“我们必须返回我们误入歧途的转折点！我们必须回到生命的根基！”。原久路对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欣赏不仅是理念上的认同，他认为塔氏电影的生命存在于导演自身的创造力。
导演的背景让原久路更乐于运用布景、道具、演员等元素进行摄影创作，结果使摄影作品更接近绘画。
就像面对空白画布的画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
原久路将作品中的人物精心安排于一个凝固的动态，刻意追求瞬间感。“静止”产生出电影才能展现的巨大张力。而对依靠现代化的器材和设备制作作品的反感也使原久路在摄影作品中更趋向于传统。
他说：“无论是通过摄影还是绘画，我们最终都不得不在一个对象当中探索真相。而在绘画与摄影之间，原久路选择了摄影。
拍摄巴尔蒂斯的代表作《美好时光》(Les Beaux Jours)时，原久路请时装设计师做了画中同样的丝裙，但试拍后却让模特显得很生硬。原久路选择停下来。歇工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原久路在自吉祥寺去往涩谷的电车上见到几个女中学生，身着校服的她们懒散地斜倚在座位上，神态与巴尔蒂斯画中的特蕾莎几乎一样。
“我感觉到这就是自己要的东西。”没做到目的地，原久路便下车给演“特蕾莎”的模特打电话。但这个想法最初并不被模特接受——身为时尚设计师的她不想“Cosplay”(指喜爱动漫的人扮演动漫中的某个角色)。直到原久路抱着巴尔蒂斯的画册对她解释绘画里超越时间性的艺术以及校服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除了模仿巴尔蒂斯的姿态，几个实际年龄都在25岁以上的模特像少年一样身着校服除现在画面中。然而，“水手衫学生服”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代表的特定符号却成让这个系列作品被人置评为“情色”的主要原因。如同巴尔蒂斯1934年创作的画作《吉他课》被人认为“色情味道极重”。不仅因为画得极为写实，过于露骨大胆，更重要的是这幅画的构图竟然与《哀悼基督》一样。以至于这幅油画在1996年以前还得不到美国公众接受。
《用摄影表现巴尔蒂斯的绘画》自2009年在日本东京首次展出后，多次在国外展出。尽管这是原久路第一组以摄影的形式进行的系统创作。
把对电影的经验运用在摄影创作中，让原久路在追随巴尔蒂斯的道路上更近了一步。即便如此，摄影和电影依然存在着很大不同。原久路认为，其核心差异在于电影与观众、摄影与观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电影是一部电影对一群观众的关系；摄影和观者则是一对一。电影的“真实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来自大多数观众的从众心理；而摄影则更加单纯，真既是真、假既是假，全凭观者自己去评断。
纯真抑或情色，与原久路无关。巴尔蒂斯对质疑他作品中的“邪念”的人说：“我从来就是用孩童的眼光观察创作对象，我愿自己永远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