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您是否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遭遇的痛属于必须经历的阵痛，以此反逼企业、行业、国家进化?
　　刘军洛：这种痛是完全没必要的，这是中华民族所不能承受的永远的痛。当企业、行业、国家被逼上绝路而下定决心进化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资金、资源和民族的责任底线。多元化的思想才是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化下唯一生存的力量。
　　CBR：为什么国内许多行业总是陷入跟风、内斗、过剩，演变成博弈论中的双输局面，而很难形成合力共同在国际市场中牟利?
　　刘军洛：政府和国有企业联合一体的模式，造成资本大量被垄断企业把控，重复掠夺式地建设高耗能、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企业，造成中国企业在低水平上内斗，争相过剩，无暇顾及附加值高的科技进步。
　　CBR：对从商的人而言逐利心态也无可厚非，在逐利心态的驱使下企业家怎样能够明了局势未来的演变，做到可持续发展呢?读到此书时应该已经为时晚矣。
　　刘军洛：正常的商人逐利文化是在降低成本上锱铢必较，加大获利空间；提前把握未来的科技进步的脉搏。制造假冒伪劣毒的人不是商人，他们的逐利是犯罪。当一个国家全民都受逐利文化控制的时候，大家都随时会面对炸药包，并且，没有一个人最终会逃过炸药包的洗礼。
　　2008年后，世界经济的构架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全球政府们用伟大的责任感购买前所未有的银行业坏账。结果，进入2011年美国和欧洲政府突然发现紧缩财政政策是多么重要，而中国政府突然发现猪肉价格是多么重要。事实上，美国、欧洲和中国政府们正在被一件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苦恼，而全球经济学者和全球媒体却把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当成“世界未来～样重要。所以，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应该明白政府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听。那么，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应该把握“现金至上”的原则，尝试逃离这场世界性人为制造的经济灾难。
　　CBR：现今很多经济学者都纷纷开始转向对文化的研究，挖掘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基因，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层影响。您在这方面有何看法?
　　刘军洛：文化研究的确很重要，不过，那是经济和平时期的游戏。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大量全球交易商和套利者实际决定了各个经济体的命运。而任何了解欧洲老龄化和高福利的结构性问题的人，都会知道欧元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欧元灾难后，大量全球交易商和套利者必然会像鲨鱼一样围攻欧洲债券全球最大的持有人——中国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