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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是翻译小说的大盛时期，但由于译者在翻译中不忠实原著而受到传统翻译理论价值体系的批评，因此这时期的作品不能跻身于正统的“翻译作品”之列。但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翻译活动自身却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因此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必须从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来认识，即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及翻译规范、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但要审视其文学价值，还要考虑到其文化特征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清末民初 翻译 规范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清末民初出现的小说翻译高潮，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本文以林纾在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的小说翻译为背景，因此称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一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起因
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如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翻译小说608种，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学，即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这些小说盛行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虚伪的共和制度及列强的压迫下，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地想从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中领悟到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到科技的力量、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正的法制。当时的译者带有的这种翻译动机，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给民众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
从创作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时一些小说家明显地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谈到晚清翻译小说，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这些文字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至今仍广为人知。
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写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鲁迅的这句话所指的是旧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因此小说这一文体借助翻译小说的形式在清末中国文学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翻译小说本身的势头也盖过了创作小说。如《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在当时收进创作小说约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
需要强调的是，清末社会“摄取外国文学”并不是自然的文学现象，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翻译小说的崛起，而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意制造的结果。当时中国的形势在甲午战争之后正如康有为指出的，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而梁启超称甲午战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清醒地认识到靠清廷维新救国已是不可能，只好寄托于群众，而小说则是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林纾透彻地揭示了维新派最终选择小说翻译作为“新民”工具的心路历程：“吾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其所指的“译书”即“翻译小说”。因此，小说翻译在清末是一个全新的事件，是多方面的因素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把它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 解读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
翻译是社会实践，是社会交际行为，译者首先应该具有社会文化性，其作用在于能够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实现某个社群赋予翻译活动、翻译者及翻译成果。所以，要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成为合格的译者，就必须掌握约束其行为因素的规范。而翻译规范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描述性，这就决定了翻译作品必然与某种模式及价值观相一致。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前的翻译传统是以文胜质和口授笔译。其中“文”指所有用文字记载的学问外，还引申为美和修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采”。这样的传统影响着本土文学的发展，即“以文胜质”，这种传统使翻译是否忠于原文变得毫不重要，它注重的是译文能否在当时文化环境中被接受而发挥作用。根据翻译活动的内容，本文将其分成译前规范、操作规范和译后规范三个阶段。
1 清末民初小说的译前规范
译前规范与文本转换开始前译者所面临的选择有关，翻译活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受传统翻译思想的影响，并与其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等综合因素相关。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译前规范指的是翻译传统和翻译方针，它将影响到译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的策略。
（1）以当时文化环境为中心的翻译传统
在清末民初，本国的文学仍处于中心位置，翻译小说被大加赞赏的原因在于“开启民智”的功利性。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因此在翻译小说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翻译小说纳入中国传统文学框架内进行操作，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学规范对它们进行改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小说译者对翻译小说的修改、增删是代表了一种策略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在单一文化框架内“引进”西方社科文学作品来“启民新民”。
如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目的意在激励国民奋起，但由于其中有排斥满清论调，所以他对于文中攻击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等内容，不露痕迹地做了删除并以自己的创作加进去。
（2）翻译方针
翻译方针是针对翻译活动的纲领性指导原则，即确定用什么方式翻译什么内容以达到何种目的。
如鲁迅翻译小说的翻译目的多是政治性的，他借用外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反抗精神。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要“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以达到“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效力。
又如，林纾在其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序中写道：“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明确表达了其醒世警民的翻译目的。
2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指的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它受译前规范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被归于“意译”。陈平原对清末民初“意译”进行了如下描述：“1、改用中国人名、地名；2、改变题材、章节，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3、删去‘不合国情’的情节；4、译者大加增补”。
许多译者采用中国传统小说中读者熟悉的章回体，对原作的结构体制大加改动，如梁启超虽然一向批驳章回小说，但翻译《十五小豪杰》时，还是按“中国小说体制”来改造原著。
以《绣像小说》为例，作者将小说开头的背景、自然环境描写删掉，而代之以“话说”、“却说”，随之进入故事情节的描写。
又如，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把夸张刻画接生医生温和性格的127个字用中文做了简洁的缩译：“医生平婉不忤人，亦不叱狗。”
3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后规范
译后规范多指译者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进行的总结。它不仅包括译者翻译完成后所作的工作，还包括译本出版之后读者对它的评论。林纾、梁启超、周氏兄弟和周桂笙等人，他们在翻译完成后把自己的感想付诸笔端，形成一种译后规范。
如林纾和魏易翻译《黑奴吁天录》后，描述了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的情形，使该书出版之后，引起轰动。
又如，邱炜在评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写道：“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即中国译者用中文说着外国原文作者的故事。读者和评论者对典雅完美文字的推崇，必然会对后来的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产生影响。
三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规范都是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而新的规范出现后，旧的规范并不会马上消失，即翻译规范具有多样性。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多样性。
1 梁启超及其政治小说翻译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在清末的历史舞台上，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在依靠清廷改革变法的努力受挫后，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在看中了小说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后，他在批判中国传统小说的同时，顺利地推出了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新小说”。
梁启超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改良政治，而“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的政治小说则是他翻译的最佳选择。他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了日本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刊登在《清议报》上，以此拉开了清末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该书作者描述了埃及、波兰、西班牙、爱尔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小说自身的特点来说，梁启超最初提倡小说界革命是因为小说可以感动人心，政治小说在清末翻译界和创作界属于新生事物。到了后来，由于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只经历了短时间的辉煌。
2 林纾及其翻译小说
清末民初的“意译”之风非常盛行，这是因为“意译”适应了当时时代背景下读者的欣赏口味和文化环境，因而极大地获得译界及读者的认同。林纾是一位古文家，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部爱情悲剧。在译本的序跋文字中，林纾阐释了他对翻译小说的理解，希望以此改良社会、激励人心，“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他的这些阐述以儒家伦理为标准把小说翻译融入了“新民强国”的时代背景，并在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的途径中，试图把原著中的人物行为整合到儒家道德的规范中。
林纾完全不通西文，他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介入到小说翻译之中。在翻译时，他主要是依靠合作者的口述，即所说的“意译”。因此他完全采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他彻底摆脱了原语的约束和影响，不拘泥于单调的翻译内容，满足了审美情趣各异的不同读者的需要。
3 周氏兄弟的超前性
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由于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前卫规范，因此是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多样性的一种类型。
在晚清翻译文学的启示下，周氏兄弟开始了他们的翻译。鲁迅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哀尘》等作品；周作人翻译了《红星佚史》、《侠女奴》及《玉虫缘》等作品。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转向，翻译观的转变是他们广泛摄取异域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论思想的结晶。广泛的阅读加深了周氏兄弟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其翻译目的从“启智”转到了“移情”，因此他们的译作完全背离了当时主流翻译规范认可的翻译目的。
《域外小说集》不论是选材、翻译目的还是译法，都标新立异。周氏兄弟在该书序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们还在略例中对译名、标点的使用作了详细说明。
《域外小说集》既与“林译小说”不同，也完全不同于清末新小说，它所选的作品都是侧重主观表现的、以诗化的意境与语言来表达个体生命的抒情化短篇小说，体现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关注。周氏兄弟明确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暗示了直译的重要。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再来看《域外小说集》时，不能不惊叹它难以比拟的超前性，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当时时代的开风气者，并在翻译题材和翻译方法方面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确立了新的规范。
四 结语
每个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每个译者的翻译思想，都和历史时代是相关的。当一切成为历史后，这种时代特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清末民初时期，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或其他规范所体现的，都是译者对所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章艳：《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与译者的应对》，上海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作者简介：蒋芬，女，1975—，湖南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关键词：清末民初 翻译 规范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清末民初出现的小说翻译高潮，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本文以林纾在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的小说翻译为背景，因此称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一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起因
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如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翻译小说608种，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学，即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这些小说盛行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虚伪的共和制度及列强的压迫下，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地想从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中领悟到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到科技的力量、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正的法制。当时的译者带有的这种翻译动机，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给民众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
从创作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时一些小说家明显地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谈到晚清翻译小说，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这些文字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至今仍广为人知。
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写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鲁迅的这句话所指的是旧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因此小说这一文体借助翻译小说的形式在清末中国文学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翻译小说本身的势头也盖过了创作小说。如《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在当时收进创作小说约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
需要强调的是，清末社会“摄取外国文学”并不是自然的文学现象，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翻译小说的崛起，而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意制造的结果。当时中国的形势在甲午战争之后正如康有为指出的，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而梁启超称甲午战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清醒地认识到靠清廷维新救国已是不可能，只好寄托于群众，而小说则是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林纾透彻地揭示了维新派最终选择小说翻译作为“新民”工具的心路历程：“吾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其所指的“译书”即“翻译小说”。因此，小说翻译在清末是一个全新的事件，是多方面的因素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把它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 解读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
翻译是社会实践，是社会交际行为，译者首先应该具有社会文化性，其作用在于能够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实现某个社群赋予翻译活动、翻译者及翻译成果。所以，要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成为合格的译者，就必须掌握约束其行为因素的规范。而翻译规范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描述性，这就决定了翻译作品必然与某种模式及价值观相一致。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前的翻译传统是以文胜质和口授笔译。其中“文”指所有用文字记载的学问外，还引申为美和修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采”。这样的传统影响着本土文学的发展，即“以文胜质”，这种传统使翻译是否忠于原文变得毫不重要，它注重的是译文能否在当时文化环境中被接受而发挥作用。根据翻译活动的内容，本文将其分成译前规范、操作规范和译后规范三个阶段。
1 清末民初小说的译前规范
译前规范与文本转换开始前译者所面临的选择有关，翻译活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受传统翻译思想的影响，并与其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等综合因素相关。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译前规范指的是翻译传统和翻译方针，它将影响到译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的策略。
（1）以当时文化环境为中心的翻译传统
在清末民初，本国的文学仍处于中心位置，翻译小说被大加赞赏的原因在于“开启民智”的功利性。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因此在翻译小说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翻译小说纳入中国传统文学框架内进行操作，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学规范对它们进行改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小说译者对翻译小说的修改、增删是代表了一种策略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在单一文化框架内“引进”西方社科文学作品来“启民新民”。
如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目的意在激励国民奋起，但由于其中有排斥满清论调，所以他对于文中攻击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等内容，不露痕迹地做了删除并以自己的创作加进去。
（2）翻译方针
翻译方针是针对翻译活动的纲领性指导原则，即确定用什么方式翻译什么内容以达到何种目的。
如鲁迅翻译小说的翻译目的多是政治性的，他借用外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反抗精神。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要“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以达到“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效力。
又如，林纾在其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序中写道：“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明确表达了其醒世警民的翻译目的。
2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指的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它受译前规范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被归于“意译”。陈平原对清末民初“意译”进行了如下描述：“1、改用中国人名、地名；2、改变题材、章节，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3、删去‘不合国情’的情节；4、译者大加增补”。
许多译者采用中国传统小说中读者熟悉的章回体，对原作的结构体制大加改动，如梁启超虽然一向批驳章回小说，但翻译《十五小豪杰》时，还是按“中国小说体制”来改造原著。
以《绣像小说》为例，作者将小说开头的背景、自然环境描写删掉，而代之以“话说”、“却说”，随之进入故事情节的描写。
又如，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把夸张刻画接生医生温和性格的127个字用中文做了简洁的缩译：“医生平婉不忤人，亦不叱狗。”
3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后规范
译后规范多指译者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进行的总结。它不仅包括译者翻译完成后所作的工作，还包括译本出版之后读者对它的评论。林纾、梁启超、周氏兄弟和周桂笙等人，他们在翻译完成后把自己的感想付诸笔端，形成一种译后规范。
如林纾和魏易翻译《黑奴吁天录》后，描述了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的情形，使该书出版之后，引起轰动。
又如，邱炜在评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写道：“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即中国译者用中文说着外国原文作者的故事。读者和评论者对典雅完美文字的推崇，必然会对后来的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产生影响。
三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规范都是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而变化。而新的规范出现后，旧的规范并不会马上消失，即翻译规范具有多样性。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多样性。
1 梁启超及其政治小说翻译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在清末的历史舞台上，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在依靠清廷改革变法的努力受挫后，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在看中了小说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后，他在批判中国传统小说的同时，顺利地推出了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新小说”。
梁启超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改良政治，而“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的政治小说则是他翻译的最佳选择。他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了日本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刊登在《清议报》上，以此拉开了清末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该书作者描述了埃及、波兰、西班牙、爱尔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小说自身的特点来说，梁启超最初提倡小说界革命是因为小说可以感动人心，政治小说在清末翻译界和创作界属于新生事物。到了后来，由于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只经历了短时间的辉煌。
2 林纾及其翻译小说
清末民初的“意译”之风非常盛行，这是因为“意译”适应了当时时代背景下读者的欣赏口味和文化环境，因而极大地获得译界及读者的认同。林纾是一位古文家，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部爱情悲剧。在译本的序跋文字中，林纾阐释了他对翻译小说的理解，希望以此改良社会、激励人心，“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他的这些阐述以儒家伦理为标准把小说翻译融入了“新民强国”的时代背景，并在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的途径中，试图把原著中的人物行为整合到儒家道德的规范中。
林纾完全不通西文，他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介入到小说翻译之中。在翻译时，他主要是依靠合作者的口述，即所说的“意译”。因此他完全采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他彻底摆脱了原语的约束和影响，不拘泥于单调的翻译内容，满足了审美情趣各异的不同读者的需要。
3 周氏兄弟的超前性
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由于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前卫规范，因此是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多样性的一种类型。
在晚清翻译文学的启示下，周氏兄弟开始了他们的翻译。鲁迅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哀尘》等作品；周作人翻译了《红星佚史》、《侠女奴》及《玉虫缘》等作品。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转向，翻译观的转变是他们广泛摄取异域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论思想的结晶。广泛的阅读加深了周氏兄弟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其翻译目的从“启智”转到了“移情”，因此他们的译作完全背离了当时主流翻译规范认可的翻译目的。
《域外小说集》不论是选材、翻译目的还是译法，都标新立异。周氏兄弟在该书序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们还在略例中对译名、标点的使用作了详细说明。
《域外小说集》既与“林译小说”不同，也完全不同于清末新小说，它所选的作品都是侧重主观表现的、以诗化的意境与语言来表达个体生命的抒情化短篇小说，体现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关注。周氏兄弟明确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暗示了直译的重要。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再来看《域外小说集》时，不能不惊叹它难以比拟的超前性，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当时时代的开风气者，并在翻译题材和翻译方法方面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确立了新的规范。
四 结语
每个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每个译者的翻译思想，都和历史时代是相关的。当一切成为历史后，这种时代特征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在清末民初时期，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或其他规范所体现的，都是译者对所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章艳：《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与译者的应对》，上海外国语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作者简介：蒋芬，女，1975—，湖南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