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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焦母一直被认为是焦刘悲剧的制造者，可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深刻探究焦母的心理动因，我们会发现焦母不仅不是悲剧的罪魁祸首，相反她应该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好母亲。
【关键词】焦母；动因；悲剧
《孔雀东南飞》诚然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更是几百年来令无数读者回肠荡气的一曲爱情悲歌。对于制造这一悲剧的直接责任人???焦母，人们往往只是厌憎其性格、鄙薄其为人、痛恨其行为，而对其蛮横无理的、不合常情的行为动机却很少去作深入的思考。为此，我对焦母的心理进行了反复的探究，我认为焦母不仅不是可憎可恶的母亲，相反她应该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母亲。
不错，从诗中看，刘兰芝是一个聪慧美丽、颇有教养，又勤俭质朴、待人有礼的女子。尽管“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她也无怨无悔，尽力忍受；尽管“大人故嫌迟”以至无端被弃，她还是强压悲愤，在婆母怒不可遏时，上堂拜别，表现得既周全得体，又善解人意；尽管对丈夫缠绵依恋，难以割舍，她仍然还是默默承担，没有痛哭流涕，死乞白赖。在苦难的生活中，这一个坚强的女子以她善良、至诚的本性赢得了读者的尊重。这样温顺如水的人是绝不会主动制造与婆母的嫌隙，主动挑起与婆母的战争的。这样看起来，婆媳矛盾的制造者无疑就是焦母了，而焦母为什么会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对媳妇百般看不惯呢？
有人说，刘兰芝自尊自信，不肯随便屈从，焦母认为她“无礼节”“主动自专由”， [1]不懂为人之媳的规矩，触犯了自己的家长权威，从而失去了对她的欢心，使刘兰芝最终“被驱遣”。还有人说，焦母要赶走媳妇，是因为兰芝没有为焦家添得一丁半口。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延续焦家香火，焦母自然要赶走兰芝了。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显得比较片面，没有深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忽视了特定环境之下人物的性格，由此所引出的对人物的道德贬低和情感上的排斥，是对人物极大的不公，同时也影响了对作品悲剧价值的认识。我以为，婆媳间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她的儿子——诗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是焦仲卿让他的母亲陷入了深深的失望的境地，因为这种失望而使焦母迁怒于媳妇。从诗的内容来看，没有提到焦母的丈夫、仲卿的父亲。可能是他舍妻别子，早已去世；也可能是流落他方，音信杳无。可以想象，没有男人的日子里，孤儿寡母是多么的艰难困苦，尝尽心酸。他们要承受多少来自外间的冷眼讥刺，欺凌侮辱；为了生存要多少次强颜欢笑，忍泪吞声；尽管丈夫可能留下了一点家底，但也必须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省吃俭用。可以说，在这凄风苦雨、风刀霜剑般的漫漫长途中，儿子就是母亲的支柱，是母亲的希望。那既是出于母亲的天性，也是那样的时代一个女性所能够拥有的全部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当焦母终于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将儿子拉扯成人，帮他娶亲成家，谋事求职，她该是多么的欣慰和骄傲啊！尽管作品没有正面表现这些东西，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生活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推想。因此，应该说，焦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是一个经受了苦难的折磨而没有倒下的可敬的母亲。[2]如果说她后来的性情变得有些暴戾，那也是长期艰苦而孤独无爱的境遇压抑使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她的坚韧顽强，看不到她为儿子和家族做出的牺牲。 亲身的痛苦经历使她明白，人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自己不屈服、不气馁，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条件，不让别人欺凌。对于一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中唯一的男人——儿子焦仲卿来说，这种品质显得尤其重要。古人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有人???不管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庶民百姓——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男子以家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进入国家政治体系中，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从而既实现自身价值，又完成家族腾达的历史重任。所以，一个男人，他是家族之本，是家族兴旺繁盛的依托，他的人生定位首先应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不能以己之私而危及整体。
焦仲卿，在焦家日渐见微的情况下，他的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当他的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兴复焦家的担子开始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4]可是，这被母亲倚为终身依托的儿子却贪恋新婚燕尔的欢娱，沉醉于儿女私情的甜蜜中不思进取。尽管他终日奔走于公府之门，但是透过兰芝幽怨的话语（“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不是也反衬出仲卿是多么地不情愿，要忍受多少相思的煎熬。从他对兰芝痛苦而无奈的叮嘱“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中，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他身受羁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然的两难心境吗？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能够倾情投注于一个女子，并与她携手共赴黄泉，其相爱的真挚与深沉和人格的纯净与高贵辉映千古，令人感动。但是，因为情到深处而形成的心灵的单纯，也使他于“洞彻世事，练达人情”上表现出不切实际的迂阔，他非常明白照自己的性格要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实在很难，所以，当他说出“儿已薄禄相”的话的时候，给母亲的心灵震撼是可以想象的。这样不争气的话语带给焦母的羞怒、痛苦、失望，只有一个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怀抱着无比殷切的望子成龙的希望的母亲才有可能体会到。从女性和母亲的立场出发，焦母不会过多地责备自己的儿子不明事理，而只会将儿子的多情归罪于媳妇。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端庄严谨、贤惠温顺，辅佐丈夫，使家业兴旺。“三从四德”等纲常伦理对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受过困苦生活的焦母从自己的经验和家庭处境出发更是对媳妇几近于苛刻。她认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是一个女子应尽的本分，是她勤俭持家的基本职责。她希望媳妇能够当好儿子的贤内助，使他一心一意作好官府的大事，得到官府的赏识，让光耀门楣的愿望早日实现。这实在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母亲最朴质、最现实的愿望。然而，这样的愿望却落空了。
自从儿子和媳妇“共事二三年”来，一天天地变得胸无大志，媳妇不但没有教管好自己的丈夫，反而也与他一同沉溺在爱情中。虽然夫妇二人这几年是聚少离多，但焉能没有焦母的催逼在其中？作为一位敏感的母亲，她怎能不会意识到儿媳过分相爱对家族利益的潜在危机？所以，只要儿子愈表现得与兰芝情深意长，就愈让焦母急怒攻心，暴跳如雷（“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妇人而痛哭流涕，露出可怜的软弱相，以至于以死相逼——“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虽是苦口婆心的劝慰，却也有被迫无奈和深隐的不满，不然的话就不会仍然固执己见，倒行逆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她对兰芝的讨厌，并不是真的兰芝对她“无礼节”，也不是因为兰芝没有生育，这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兰芝没有尽到做媳妇的职责，在她的媚惑下，儿子意志消靡，在官场上还只是个小吏，仕途无有起色，家族的利益和仲卿的功名将无望。[5]所以，由对儿子的失望而引起焦心、愤激、苦恼，种种情绪纠缠着焦母，使她愈加怪罪媳妇，愈发下定决心要拆散他们，简直毫无通融的余地，显得那样的不近情理，冷酷横蛮。其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为儿子求娶“东家贤女”，使儿子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的性格的生成和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时代的土壤，其现实行为也有相应的性格逻辑和心理动因。在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维护群体利益，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人们的思考重心。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相融相洽。群体拥有巨大的道德政治权利，个体则只享有道德政治义务；而且，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谐调，最终是以个体欲望的自我收缩而得到解决。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她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自然而然要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出发点。她不但不会对仲卿与兰芝的忠贞爱情给予平等的体认、关爱和呵护，反而要严厉地斥责，坚决地反对。因为在焦母看来，这样做正是在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所以，从诗作的故事层面来看，焦母成了仲卿、兰芝婚姻悲剧的直接制造者。[6]她不但将自己鲜活的生命自觉地奉作封建祭坛的牺牲品，而且还主动地把自己亲人的幸福祭献出去。这是她的不幸，也是那一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人格是多么的卑下低劣，心灵是多么的尖酸刻毒。相反，她也是心地善良者，至少也是悲剧的承担者。当诗末出现“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主动时，未尝不是她对焦刘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在未来的凄苦的孤单岁月里，焦母会日日咀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时时地感到无限的懊悔与自责。他们同样是受害者，是他们崇奉的封建观念的受害者，同样是应该给予同情的对象。
几千年以来，如同焦母似的封建家长代不乏人。他们一方面竭力要将亲人的行为和情感纳入到体制内来，不容许丝毫旁逸斜出；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因惩罚造成亲人痛苦所引起的内心忧戚。这是怎样悲凉而无奈的人生啊！当陆游的母亲毅然决然地赶走侄女兼媳妇的唐婉，给儿子陆游造成终生的遗恨和苦痛的时候，她的内心就真的会有如释重负之感而不会沉浸在伤心的海洋？当贾宝玉的父亲对儿子痛加挞伐，打得儿子几乎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在一旁得意地狞笑而不会也有无法言说的苦衷？……面对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面对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出来的生命现象，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我们还会不会仅仅只看一时一事表象、感情用事地去指责他们的为人，把他们定格在“恶婆婆”“恶父亲”的形象上？[7]还会不会吝啬我们的感情去一味地贬斥他们，苛求他们为什么不尊重亲人的选择？ 所幸的是《孔雀东南飞》没有把焦刘悲剧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传统观念杀人的本质。在一个群体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追求之上的传统中，任何平等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是一种奢侈。但是，人类对合理、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理想图景的追求毕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必定要冲破漫漫封建中世纪的黑夜而走出一片光明灿烂的天地。也许这正是《孔雀东南飞》在末尾充满深情而执著地表达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意！故此，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应是焦母，而应是整个封建社会。
作者简介：
杨庆黎（1968.9-）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教学论，古代文学及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焦母；动因；悲剧
《孔雀东南飞》诚然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更是几百年来令无数读者回肠荡气的一曲爱情悲歌。对于制造这一悲剧的直接责任人???焦母，人们往往只是厌憎其性格、鄙薄其为人、痛恨其行为，而对其蛮横无理的、不合常情的行为动机却很少去作深入的思考。为此，我对焦母的心理进行了反复的探究，我认为焦母不仅不是可憎可恶的母亲，相反她应该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母亲。
不错，从诗中看，刘兰芝是一个聪慧美丽、颇有教养，又勤俭质朴、待人有礼的女子。尽管“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她也无怨无悔，尽力忍受；尽管“大人故嫌迟”以至无端被弃，她还是强压悲愤，在婆母怒不可遏时，上堂拜别，表现得既周全得体，又善解人意；尽管对丈夫缠绵依恋，难以割舍，她仍然还是默默承担，没有痛哭流涕，死乞白赖。在苦难的生活中，这一个坚强的女子以她善良、至诚的本性赢得了读者的尊重。这样温顺如水的人是绝不会主动制造与婆母的嫌隙，主动挑起与婆母的战争的。这样看起来，婆媳矛盾的制造者无疑就是焦母了，而焦母为什么会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对媳妇百般看不惯呢？
有人说，刘兰芝自尊自信，不肯随便屈从，焦母认为她“无礼节”“主动自专由”， [1]不懂为人之媳的规矩，触犯了自己的家长权威，从而失去了对她的欢心，使刘兰芝最终“被驱遣”。还有人说，焦母要赶走媳妇，是因为兰芝没有为焦家添得一丁半口。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延续焦家香火，焦母自然要赶走兰芝了。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显得比较片面，没有深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忽视了特定环境之下人物的性格，由此所引出的对人物的道德贬低和情感上的排斥，是对人物极大的不公，同时也影响了对作品悲剧价值的认识。我以为，婆媳间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她的儿子——诗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是焦仲卿让他的母亲陷入了深深的失望的境地，因为这种失望而使焦母迁怒于媳妇。从诗的内容来看，没有提到焦母的丈夫、仲卿的父亲。可能是他舍妻别子，早已去世；也可能是流落他方，音信杳无。可以想象，没有男人的日子里，孤儿寡母是多么的艰难困苦，尝尽心酸。他们要承受多少来自外间的冷眼讥刺，欺凌侮辱；为了生存要多少次强颜欢笑，忍泪吞声；尽管丈夫可能留下了一点家底，但也必须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省吃俭用。可以说，在这凄风苦雨、风刀霜剑般的漫漫长途中，儿子就是母亲的支柱，是母亲的希望。那既是出于母亲的天性，也是那样的时代一个女性所能够拥有的全部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当焦母终于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将儿子拉扯成人，帮他娶亲成家，谋事求职，她该是多么的欣慰和骄傲啊！尽管作品没有正面表现这些东西，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生活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推想。因此，应该说，焦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是一个经受了苦难的折磨而没有倒下的可敬的母亲。[2]如果说她后来的性情变得有些暴戾，那也是长期艰苦而孤独无爱的境遇压抑使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她的坚韧顽强，看不到她为儿子和家族做出的牺牲。 亲身的痛苦经历使她明白，人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自己不屈服、不气馁，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条件，不让别人欺凌。对于一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中唯一的男人——儿子焦仲卿来说，这种品质显得尤其重要。古人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有人???不管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庶民百姓——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男子以家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进入国家政治体系中，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从而既实现自身价值，又完成家族腾达的历史重任。所以，一个男人，他是家族之本，是家族兴旺繁盛的依托，他的人生定位首先应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不能以己之私而危及整体。
焦仲卿，在焦家日渐见微的情况下，他的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当他的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兴复焦家的担子开始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4]可是，这被母亲倚为终身依托的儿子却贪恋新婚燕尔的欢娱，沉醉于儿女私情的甜蜜中不思进取。尽管他终日奔走于公府之门，但是透过兰芝幽怨的话语（“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不是也反衬出仲卿是多么地不情愿，要忍受多少相思的煎熬。从他对兰芝痛苦而无奈的叮嘱“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中，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他身受羁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然的两难心境吗？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能够倾情投注于一个女子，并与她携手共赴黄泉，其相爱的真挚与深沉和人格的纯净与高贵辉映千古，令人感动。但是，因为情到深处而形成的心灵的单纯，也使他于“洞彻世事，练达人情”上表现出不切实际的迂阔，他非常明白照自己的性格要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实在很难，所以，当他说出“儿已薄禄相”的话的时候，给母亲的心灵震撼是可以想象的。这样不争气的话语带给焦母的羞怒、痛苦、失望，只有一个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怀抱着无比殷切的望子成龙的希望的母亲才有可能体会到。从女性和母亲的立场出发，焦母不会过多地责备自己的儿子不明事理，而只会将儿子的多情归罪于媳妇。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端庄严谨、贤惠温顺，辅佐丈夫，使家业兴旺。“三从四德”等纲常伦理对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受过困苦生活的焦母从自己的经验和家庭处境出发更是对媳妇几近于苛刻。她认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是一个女子应尽的本分，是她勤俭持家的基本职责。她希望媳妇能够当好儿子的贤内助，使他一心一意作好官府的大事，得到官府的赏识，让光耀门楣的愿望早日实现。这实在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母亲最朴质、最现实的愿望。然而，这样的愿望却落空了。
自从儿子和媳妇“共事二三年”来，一天天地变得胸无大志，媳妇不但没有教管好自己的丈夫，反而也与他一同沉溺在爱情中。虽然夫妇二人这几年是聚少离多，但焉能没有焦母的催逼在其中？作为一位敏感的母亲，她怎能不会意识到儿媳过分相爱对家族利益的潜在危机？所以，只要儿子愈表现得与兰芝情深意长，就愈让焦母急怒攻心，暴跳如雷（“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妇人而痛哭流涕，露出可怜的软弱相，以至于以死相逼——“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虽是苦口婆心的劝慰，却也有被迫无奈和深隐的不满，不然的话就不会仍然固执己见，倒行逆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她对兰芝的讨厌，并不是真的兰芝对她“无礼节”，也不是因为兰芝没有生育，这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兰芝没有尽到做媳妇的职责，在她的媚惑下，儿子意志消靡，在官场上还只是个小吏，仕途无有起色，家族的利益和仲卿的功名将无望。[5]所以，由对儿子的失望而引起焦心、愤激、苦恼，种种情绪纠缠着焦母，使她愈加怪罪媳妇，愈发下定决心要拆散他们，简直毫无通融的余地，显得那样的不近情理，冷酷横蛮。其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为儿子求娶“东家贤女”，使儿子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的性格的生成和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时代的土壤，其现实行为也有相应的性格逻辑和心理动因。在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维护群体利益，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人们的思考重心。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相融相洽。群体拥有巨大的道德政治权利，个体则只享有道德政治义务；而且，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谐调，最终是以个体欲望的自我收缩而得到解决。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她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自然而然要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出发点。她不但不会对仲卿与兰芝的忠贞爱情给予平等的体认、关爱和呵护，反而要严厉地斥责，坚决地反对。因为在焦母看来，这样做正是在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所以，从诗作的故事层面来看，焦母成了仲卿、兰芝婚姻悲剧的直接制造者。[6]她不但将自己鲜活的生命自觉地奉作封建祭坛的牺牲品，而且还主动地把自己亲人的幸福祭献出去。这是她的不幸，也是那一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人格是多么的卑下低劣，心灵是多么的尖酸刻毒。相反，她也是心地善良者，至少也是悲剧的承担者。当诗末出现“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主动时，未尝不是她对焦刘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在未来的凄苦的孤单岁月里，焦母会日日咀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时时地感到无限的懊悔与自责。他们同样是受害者，是他们崇奉的封建观念的受害者，同样是应该给予同情的对象。
几千年以来，如同焦母似的封建家长代不乏人。他们一方面竭力要将亲人的行为和情感纳入到体制内来，不容许丝毫旁逸斜出；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因惩罚造成亲人痛苦所引起的内心忧戚。这是怎样悲凉而无奈的人生啊！当陆游的母亲毅然决然地赶走侄女兼媳妇的唐婉，给儿子陆游造成终生的遗恨和苦痛的时候，她的内心就真的会有如释重负之感而不会沉浸在伤心的海洋？当贾宝玉的父亲对儿子痛加挞伐，打得儿子几乎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在一旁得意地狞笑而不会也有无法言说的苦衷？……面对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面对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出来的生命现象，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我们还会不会仅仅只看一时一事表象、感情用事地去指责他们的为人，把他们定格在“恶婆婆”“恶父亲”的形象上？[7]还会不会吝啬我们的感情去一味地贬斥他们，苛求他们为什么不尊重亲人的选择？ 所幸的是《孔雀东南飞》没有把焦刘悲剧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传统观念杀人的本质。在一个群体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追求之上的传统中，任何平等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是一种奢侈。但是，人类对合理、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理想图景的追求毕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必定要冲破漫漫封建中世纪的黑夜而走出一片光明灿烂的天地。也许这正是《孔雀东南飞》在末尾充满深情而执著地表达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意！故此，我们抨击的对象不应是焦母，而应是整个封建社会。
作者简介：
杨庆黎（1968.9-）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教学论，古代文学及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