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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谈及女性的生存处境，并结合中国社会从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萌发，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替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从而全面阐述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第二性；中国女性；生存状态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著名的女作家和学者，她具有哲学家、散文家、剧作家等多重身份，同时还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波伏娃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以女权运动先驱者的身份奉献了惊世骇俗的《第二性》，二是她拒绝婚姻，选择不育，陪伴萨特终身。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立即轰动一时，被誉为“有史以来的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并由此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195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此后，该书被许多国家出版，成为各国妇女研究者的必读之书。直到2004年4月，中国书籍出版社才出版了由陶铁柱根据1953年阿尔弗雷德·A·诺福的英译本(THE SECOND SEX)翻译的中译本，至此中国才有了《第二性》的全译本。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揭开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是女性的必读，而且更值得男性不带偏见的详阅。波伏娃带领我们去发现女性的生存处境，她从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出发，反对旧有的有关女性的观点，认为唯一的存在就是人的处境。
在五四时期，科学、民主和自由成为当时的中国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女性也开始张扬女性意识，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通常，离家出走就是她们争取自我解放的方式，而自由恋爱则是她们反抗封建婚姻、掌控自身命运的重要一环。但是，没有经济、文化上的努力，缺乏实践基础，缺少对传统的清理，所谓的解放不过是女性对于自身现实境遇的想象性解决，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并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权，当时的社会也没有给她们提供这种赢得自主的机会。因此，一旦离开男性，这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无力养活自己，更无法独立地生存下去。她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冲破父家和夫家的双重挤压，在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允许的范围和空隙中部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人生的契机和命运的转折仍然掌控在男性手里，“生得好”、“嫁得好”才是她们一生幸福的根本保证。而在自身思想观念上，这些知识女性虽然渴望获得新生活，但是她们仍与旧观念藕断丝连，终究逃脱不了家庭的桎梏，而将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又免不了失之虚幻。的确，女性是应该走出家庭而进入更有利于发挥她们价值的社会，但是，如果隐藏在社会关系内部的男权意识不能得到清洗，那么知识女性为了改变社会和她们自身命运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苍白的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一代人的艰难选择、作为半个世纪的血与剑的记录，给中国女性的命运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变化和影响。但是，一个先进的体制，如果不能有效地使包含其中的性别成分得到合理的配置，并使不同性别的利益得到分享，那么长期处于“第二性”地位的女性为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仍然不会得到补偿。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一个在“五四”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时候，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尽管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依然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惘之中。作为与民主革命、“个性解放”相伴而生的妇女解放命题，自“五四”文化运动始，就被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与必要的命题之一；然而，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剧目常新的宏大历史场景中，成熟、独立而具有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却始终未曾出演。
80年代早期，人们依旧赋予妇女解放以简单化的理解，即：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这种模糊性别差异的“平等”不仅使女性失落了自己，而且使女性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她们既要学会一整套打拼天下的本领，又要兼顾女性坚守了几千年的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这就使得女性不得不在社会认同和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中辗转。“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张洁《方舟·题词》）为了完全地达成同一性的梦想，知识女性开始对男性话语进行模仿，虽然她们的本意是反男性的性别歧视，但是她们最终还是按照传统的男人原型来重塑自己，将男性原型外化的构成因素移植过来，变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性别差异不仅没有在这种模仿中消除，反而突显了出来。这种舍弃女性性别角色的自我雄化，实际上是女性放弃了自我的性别身份，是对男性传统秩序的认同。事实上由于男女身体构造不同，他们在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是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完全平等的，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强调男女差异而不是把男人和女人等同。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男人可以做到的事，女性也要做到，其实是一种伪平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中国女性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层面上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女性关注的眼光也随即扩展到了女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识到女人之所以成为“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位置和边缘状态，是男权中心文化社会造成的，是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力量扭曲了女性自身的命运。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一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从两性竞争的角度看，男人有必要使自己保持持续的动力和活力，这样他就不该仅仅使女人屈从于自己；再从两性共存共处的角度看，他们是彼此的资源和土壤，压制任何一方都最终会削弱自身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两性需要合作共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这个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 “解放妇女也就是解放男子”，事实上，一个认为女性为其附属品的男性，一个需要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满足他的某种内心体验的男性，他在精神上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解放妇女是拒绝把女性禁锢在与男人的关系之中，但并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女性既为自己而存在，同时也是为男性而存在，男女双方都应承认对方为主体，而同时相对于对方而言却又都是个体。男性和女性可以成为朋友、伴侣和爱人，也可以成为相互尊重的竞争者与合作伙伴，他们之间将不存在什么控制或依赖，而是共同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类才可以真挚携手，坦诚相爱。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李清安、金德全 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3]【美】萨莉.J.肖尔茨著，龚晓京译， 波伏瓦[M] 中华书局，2002.
[4]韩湘景 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 [M]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徐莹莹，1980-，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 现任安徽医科大学英语教师，助教，学士学位，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关键词：第二性；中国女性；生存状态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著名的女作家和学者，她具有哲学家、散文家、剧作家等多重身份，同时还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波伏娃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她以女权运动先驱者的身份奉献了惊世骇俗的《第二性》，二是她拒绝婚姻，选择不育，陪伴萨特终身。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立即轰动一时，被誉为“有史以来的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并由此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195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此后，该书被许多国家出版，成为各国妇女研究者的必读之书。直到2004年4月，中国书籍出版社才出版了由陶铁柱根据1953年阿尔弗雷德·A·诺福的英译本(THE SECOND SEX)翻译的中译本，至此中国才有了《第二性》的全译本。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揭开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序幕，那么在21世纪的中国，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是女性的必读，而且更值得男性不带偏见的详阅。波伏娃带领我们去发现女性的生存处境，她从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出发，反对旧有的有关女性的观点，认为唯一的存在就是人的处境。
在五四时期，科学、民主和自由成为当时的中国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女性也开始张扬女性意识，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通常，离家出走就是她们争取自我解放的方式，而自由恋爱则是她们反抗封建婚姻、掌控自身命运的重要一环。但是，没有经济、文化上的努力，缺乏实践基础，缺少对传统的清理，所谓的解放不过是女性对于自身现实境遇的想象性解决，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并没有经济上的自主权，当时的社会也没有给她们提供这种赢得自主的机会。因此，一旦离开男性，这些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根本无力养活自己，更无法独立地生存下去。她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冲破父家和夫家的双重挤压，在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允许的范围和空隙中部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人生的契机和命运的转折仍然掌控在男性手里，“生得好”、“嫁得好”才是她们一生幸福的根本保证。而在自身思想观念上，这些知识女性虽然渴望获得新生活，但是她们仍与旧观念藕断丝连，终究逃脱不了家庭的桎梏，而将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又免不了失之虚幻。的确，女性是应该走出家庭而进入更有利于发挥她们价值的社会，但是，如果隐藏在社会关系内部的男权意识不能得到清洗，那么知识女性为了改变社会和她们自身命运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一个苍白的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机遇。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一代人的艰难选择、作为半个世纪的血与剑的记录，给中国女性的命运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变化和影响。但是，一个先进的体制，如果不能有效地使包含其中的性别成分得到合理的配置，并使不同性别的利益得到分享，那么长期处于“第二性”地位的女性为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仍然不会得到补偿。女性意识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替代，从而销声匿迹。一个在“五四”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时候，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尽管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依然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惘之中。作为与民主革命、“个性解放”相伴而生的妇女解放命题，自“五四”文化运动始，就被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与必要的命题之一；然而，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剧目常新的宏大历史场景中，成熟、独立而具有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却始终未曾出演。
80年代早期，人们依旧赋予妇女解放以简单化的理解，即：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这种模糊性别差异的“平等”不仅使女性失落了自己，而且使女性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她们既要学会一整套打拼天下的本领，又要兼顾女性坚守了几千年的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这就使得女性不得不在社会认同和女性自我认同的困境中辗转。“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张洁《方舟·题词》）为了完全地达成同一性的梦想，知识女性开始对男性话语进行模仿，虽然她们的本意是反男性的性别歧视，但是她们最终还是按照传统的男人原型来重塑自己，将男性原型外化的构成因素移植过来，变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性别差异不仅没有在这种模仿中消除，反而突显了出来。这种舍弃女性性别角色的自我雄化，实际上是女性放弃了自我的性别身份，是对男性传统秩序的认同。事实上由于男女身体构造不同，他们在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是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完全平等的，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强调男女差异而不是把男人和女人等同。要求女性和男性一样，男人可以做到的事，女性也要做到，其实是一种伪平等。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中国女性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层面上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女性关注的眼光也随即扩展到了女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识到女人之所以成为“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位置和边缘状态，是男权中心文化社会造成的，是强大的文化和社会力量扭曲了女性自身的命运。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一个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从两性竞争的角度看，男人有必要使自己保持持续的动力和活力，这样他就不该仅仅使女人屈从于自己；再从两性共存共处的角度看，他们是彼此的资源和土壤，压制任何一方都最终会削弱自身的能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两性需要合作共进。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这个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构成的， “解放妇女也就是解放男子”，事实上，一个认为女性为其附属品的男性，一个需要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满足他的某种内心体验的男性，他在精神上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解放妇女是拒绝把女性禁锢在与男人的关系之中，但并不是否认这些关系，女性既为自己而存在，同时也是为男性而存在，男女双方都应承认对方为主体，而同时相对于对方而言却又都是个体。男性和女性可以成为朋友、伴侣和爱人，也可以成为相互尊重的竞争者与合作伙伴，他们之间将不存在什么控制或依赖，而是共同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类才可以真挚携手，坦诚相爱。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2]李清安、金德全 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3]【美】萨莉.J.肖尔茨著，龚晓京译， 波伏瓦[M] 中华书局，2002.
[4]韩湘景 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 [M]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徐莹莹，1980-，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 现任安徽医科大学英语教师，助教，学士学位，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