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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鸥：本刊栏目主持人。
傅天虹：祖籍安徽，1947年生于南京。南京师院毕业，香港广大学院文学士、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常务副所长、文学院教授。
还在襁褓中父母就去了台湾，由南京的外婆抚养成人。80年代初移居香港，促成两岸诗人在北京首度会面，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1987年在犁青、洛夫、路羽、张默参与并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1年客居澳门，主编《大中华新诗辞典》和《世界华文诗库》（1000多册）；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600余部；2007年3月策划并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香港举办五届。成诗4千余首，结集30余部，另有编著一千余万字。《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新诗史》、《香港文学史》等多部史书均专节介绍。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跨越两岸四地，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
南 鸥：天虹老师好！感谢您接受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的专访。自上世纪70年代后中后期，您老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并先后在大陆、香港、澳门、大陆生活、工作与创作，首先请您老谈谈台港澳诗歌在1949年之后呈现的总体态势与特征。
傅天虹：谢谢南鸥兄的提问！是的，长期以来，我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不同的文化场景令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陆把台港澳诗歌列为“禁区”长达三十年。台港澳也中断了和大陆诗坛的联系，台湾甚至强行中断了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台湾、香港、澳门诗歌走过的是一条长时期迥异于大陆诗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色彩。
台港澳诗歌的这种色彩和当时大陆以政治为导向、单一化的诗歌色彩完全不同，台港澳诗歌在保持向古典诗歌寻找营养这一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向西方诗歌模仿因袭。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大举涌入台湾诗坛，整个诗坛泛滥成灾，而其后又神奇地回归传统形成了台湾诗坛新的潮流。台湾诗歌这种曲折回旋的历程，造就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多元化、多样化、多重性、多变性，香港、澳门诗歌也颇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
台港澳诗歌注重个性发展，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深远的意蕴、丰富的技巧，有着自成格局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在文革十年诗歌发展陷于“断代”时，台港澳诗歌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整体而言，台港澳诗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海外从事汉语诗歌创作、研究的拓荒者，基本上都是在台湾读完大学而出洋留学的台湾学者和作家，例如叶维廉、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等，他们往往集创作、研究于一身，走到何方、定居何地，也就把中国汉语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带入何方何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大陆诗歌、台湾诗歌、香港诗歌和澳门诗歌作为两岸四地不可分割的诗歌血肉，共同构建成中国当代诗歌。但令人深感无奈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这个概念，在大陆的学科体制和学术范围的习惯性认知上，显然变成了“大陆当代诗歌”，这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把台湾、香港、澳门诗歌或多或少都边缘化了。这一历史错位严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诚如朱寿桐教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常常并不将台港澳文学和台港澳诗歌包含在其中。这样的学术现象看起来显然违背了学界应该遵守的严肃的政治逻辑，而且也逐渐处于被改铸和被修正的学术操作之中，但它毕竟是积之既久的一种学术现实，毕竟曾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学术潜规则，它以一种硬性的范式力量龃龉着简单的政治逻辑，使得人们面临着某种尴尬和困惑。”
南 鸥：大陆和台港澳，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构成了您丰富的创作与学术的背景，请您老谈谈，这些丰富的背景对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有哪些支撑与影响。
傅天虹：我有幸在坎坷的生命历程中，能反复对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进行比较和研究，我认为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必须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为藩篱。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
也诚如南鸥兄在和我最近一段对话中所言：“我们超拔了个人的苦痛，由此上升到民族的苦难、历史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时代的荒谬、卑劣和无耻，从而使我们的诗歌和诗学获得了一种民族苦难、历史记忆与生命图景的当代性反复追问相互辉映的人文精神的本体性支撑……”
南 鸥：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四地的交流甚少，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四地才有一些民间的文化交流。据资料介绍，是您老以诗歌作为先锋率先打开文化交流的先河，最先开启了两岸四地的诗歌交流活动，请您老谈谈当时的情形。
傅天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台港澳诗歌还是禁区，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两岸诗坛可谓是“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让海内外诗人都感到揪心的问题。如何进行沟通，已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0年代初期，我怀抱着找一个地方好好写诗和创办一份沟通两岸四地诗刊的梦想来到了香港，我相信这里更适合建设一座新诗的桥梁，连接着大陆与台湾，沟通着海外与中国。
对于两手空空的我，当时的举动确实近乎疯狂，但也是我生存状态的一种必然阐释。我是不幸的，父母当年逃去台湾前，把刚满两岁的我寄养在南京外婆的家中，沉重的政治阴影从此伴随，令我过早地感受到人生的压力。我又是幸运的，故乡金陵城郊的野花野草，给过我童年的慰藉；我的小学班主任、诗人王敏仁老师，更是不避闲言闲语，一步一步把我引进诗的殿堂。由于特殊的身世，两岸和海外都有我的亲人，强烈的“沟通”意识成为我创刊的内驱力。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及里尔克为例，阐明的诗性精神是向存在和语言冒险突围的哲学真理告诉了我“诗人何为”。上述两个方面是我创办《当代诗坛》的情感内驱和精神引领。1987年9月15日《当代诗坛》在我栖居的九龙慈云山中的小木屋里诞生了，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我作出了“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的明确定位，《当代诗坛》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 在创刊号的扉页上《当代诗坛》以醒目的黑体字亮出了“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的目标。1980年代中后期，这些诗的现代化一系列问题都摆在诗人的面前：诸如如何恢复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强调诗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如何注重从文化心理传统上去寻求中国新诗生长之“根”，发掘和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如何追求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探索创新等，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时代命题。但这一切首先取决于海内外汉语诗界之间的“沟通”，这里的“中国诗”显然是指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天下的汉语诗人为主体，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构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的“大中华诗歌”。这也是汉语新诗概念最初的不自觉的萌动。
《当代诗坛》的创刊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两岸四地和海外的诗人的广泛关注。艾青亲笔为《当代诗坛》题写刊名。《当代诗坛》作为架设在香港的一座虹桥，促成了1988年中秋两岸诗人自新诗诞生以来于北京的首次历史性团聚，率先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
南 鸥：在我看来，“以诗存史”是您老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贯穿您老学术生涯的一条非常鲜明的主线，并由此构成您老诗歌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从您数十年来所进行的宏大、浩繁的编撰整理工程来看，您始终坚持这个学术的基本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业界很高的赞誉。我想知道您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出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的呢？
傅天虹：中国新诗研究实际上至今尚未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便未能突破人为地凭借社会文化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及区域形态来划分中国新诗的栅栏。从上世纪初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对现代化的强烈吁求中以“现代白话新诗”的命名来断裂古典文言诗，到50年代后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以“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来彰显由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转折所带来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新诗）作为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处理。而在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后，出现了淡化“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以时间上来整合20世纪新诗的学术趋势。而以上这两种区分尽管貌以“中国新诗”，实则站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无视或轻视同样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同样以汉语作为写作媒体的不同区域的诗歌写作，因而又有了从区域上来区分汉语新诗的学科分类。“中国新诗”实则为中国大陆新诗，而它明显地，虽然并未有人坦率地承认，但事实上是排除并使之另立名目：“台港澳诗歌”、“海外华文诗歌”等。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自然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皆以海外包容之。
而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之后，新诗潮涌动着的是一个艺术变革的时代，集体的激情尚在燃烧，记忆的伤痛仍在蠕动，诗人开始了一面揭示新时代的“伤痕”主题，以集体的名义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层的反思；另一方面以怀疑的目光向扭曲的现实发出抗议和质问。而这仍然统一的诗潮走向，在进入80/9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其最大的表现就是“统一”被多种“单一”所取代。众说纷纭的诗歌主张和宣告，喧腾的展出与表演，在共时地“狂欢”，而背后最大的原因却在于诗人的个体意识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新诗因而走向了明显的浮泛、后现代式的个人化倾向。同样在当代朦胧诗之后，又有新生代诗、第三代诗、朦胧诗后、后朦胧诗、后新诗潮、新实验诗、新浪潮、后现代诗等等。对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往往从诗歌群体、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质地（现代诗）、形式（格律诗、半格律诗、口语诗）等方面去处理。这些命名标准不一，都不具备有一种定义式的浓缩性表达、严格的规约性言说。因此，现代新诗的命名常常趋向于单一化和瞬时性，既无法具有长效性，犹如新闻一般容易成为明日黄花；也无法从根本上抓住诗歌、诗潮的本质，而落为繁杂纷乱。
谢冕早在80年代末便警觉地说过“这是一个否定偶象因而也失去偶象的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权威因而也无视权威的文学时代，这又是一个不承认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学时代。所有的文学参与者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学信念，他们匆匆往前赶去而不再左右顾盼。艺术家的独立性和‘狂妄’的艺术自信，构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首先要论及的因素便是无序性。那种为一个统一的秩序所策动的文学秩序已成隔世。甚至前些年出现的由一篇名作或一个名家的出现而立即造成一种轰动，从而竞相模仿的秩序也成了昨日。”
综而观之，中国新诗当前存在着断代诗史的随机性与依附性，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化和人为定性与取舍等等尴尬。在这种“无秩序”、“无中心”的时代思潮中，一种大一统、意欲主导的诗学命意或指向，本身就会落入窠臼中，被“相对主义”打败，现代诗人也不可能再去寻找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和整齐同质的读者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了混杂无端的现实，实际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本清源才越显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尊重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我们提出了“以诗存史”的诗学主张。
南 鸥：“以诗存史”是一个学术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诗歌的角度孤立地来审视这个视角，那我们对这个学术思想的认知是很外在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事实上构成了对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因而我们更应该认识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只有对这个历史语境的充分认识，我们才能获得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真正认知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进而真正领悟“以诗存史”的学术意蕴。请您老谈谈历史语境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谈谈这个学术视角获得了哪些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
傅天虹：是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以诗存史”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以至认知中国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通往“正本清源”的诗学理想。 对历史语境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历史背景，在思想领域就是历史上某时期社会的思想导向。百年以来，人们已习惯不同程度地以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诗歌，将意识形态性看成诗歌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诗歌的可能性，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自然定位于从属关系，对诗歌文本的原初语境也就无法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以诗存史”，就是要摆脱束缚，客观地挖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原典构造的深度和意义指向的深度，以点及面地勾勒出中国新诗在百年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状况，通过呈现诗歌文本为我们营造的“笙”和“蹄”，更致力于忘言而得意，舍筏而登岸，让我们不仅遨游于“第三自然界”审美王国，更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入领会百年汉语新诗其间不同阶段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特征和变化，考察某些诗歌流派、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整体状况，在对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本的认识中，领略到中国新诗祭坛上近百年的神圣奉献，品味出中国新诗近百年的辉煌与落寞，光荣与梦想，成就与缺憾。
“以诗存史”，可视为建构普遍而深入的汉语新诗学的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为建构汉语新诗学所做的学术准备。
南 鸥：其实，“以诗存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视角，对于我们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说，更是一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人文理想的具体的学术呈现。请您老谈谈这个视角所洞开的人文理想与学术品格。
傅天虹：一句话：提出“以诗存史”，我想是源于一位诗人和学者对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的敬畏与虔诚。
南 鸥：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诗人对台港澳诗歌的认知很有局限，尽管新世纪以来由于网络的便捷加之彼此交流的扩大，人们对台港澳诗歌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除了专业的研究人员，我想绝大多数诗人朋友和读者对台港澳诗歌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港澳诗歌应该说是知之甚少的，而您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请您老分别就台港澳三地诗歌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傅天虹：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后30年即从1921年开始诗坛直接受到 “五四”运动影响，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他的诗歌就是新诗的一面旗帜；《台湾民报》等报刊也不断介绍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冰心等人及其诗作，台湾的新诗由此而逐渐发展起来。进入30年代，台湾文学杂志逐渐增多，一时间新诗作品的数量遽增，开始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诗人群、诗社和不同风格的作品，如郭永潭、吴新荣等为代表的富有地域特征的盐分地带诗人群，以杨炽昌为首的留学东京受日本现实主义诗风影响的风车诗社。诗人如赖和、杨华、杨守愚、陈虚谷、王白渊、陈奇云等，也引起注意。八年抗战期间，台湾沦为日寇侵略扩张的基地，岛上实施“皇民化运动”，一切中文报刊和中文写作（包括诗歌）均被禁绝，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获天日。
与日据时期相比，光复后的台湾文学，不但变化剧烈，而且复杂得多。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中外文化的不同影响所致。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中文报刊得以全面恢复与发展，如《台湾新生报》副刊所展开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直接与“五四”文学联系起来，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开端。可惜1949年国民党败据台湾后，一方面切断了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另方面为了配合“反攻大陆”，在新诗领域倡导“战斗诗”。这一应政治需要提出的口号，在50年代控制了台湾诗坛。
进入60年代，台湾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美国的“经援”，以及出口加工区的设立，令西方文化思潮潮水般涌进台湾报刊、课堂。新诗更是一马当先，成了西化的急先锋。社会转型中无所适从的迷惘心态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充斥的孤绝感一拍即合，于是现代主义思潮也就适逢其时地流行起来了，在60年代的台湾诗坛一统天下。
70年代。无节制的“西化”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增长，却同时造成精神世界的大滑坡，社会生活如此，诗歌创作亦然。于是，当国际形势出现了对台湾社会“三大政治冲击”之际，伴随民族主义高涨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乡土文学论战，导致乡土文学崛起，并以震动全台的声势取代现代主义而成为70年代文坛的主流。
（待续）
傅天虹：祖籍安徽，1947年生于南京。南京师院毕业，香港广大学院文学士、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常务副所长、文学院教授。
还在襁褓中父母就去了台湾，由南京的外婆抚养成人。80年代初移居香港，促成两岸诗人在北京首度会面，首开两岸诗界沟通之先河；1987年在犁青、洛夫、路羽、张默参与并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1991年客居澳门，主编《大中华新诗辞典》和《世界华文诗库》（1000多册）；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600余部；2007年3月策划并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香港举办五届。成诗4千余首，结集30余部，另有编著一千余万字。《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新诗史》、《香港文学史》等多部史书均专节介绍。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跨越两岸四地，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
南 鸥：天虹老师好！感谢您接受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的专访。自上世纪70年代后中后期，您老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并先后在大陆、香港、澳门、大陆生活、工作与创作，首先请您老谈谈台港澳诗歌在1949年之后呈现的总体态势与特征。
傅天虹：谢谢南鸥兄的提问！是的，长期以来，我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不同的文化场景令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陆把台港澳诗歌列为“禁区”长达三十年。台港澳也中断了和大陆诗坛的联系，台湾甚至强行中断了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台湾、香港、澳门诗歌走过的是一条长时期迥异于大陆诗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色彩。
台港澳诗歌的这种色彩和当时大陆以政治为导向、单一化的诗歌色彩完全不同，台港澳诗歌在保持向古典诗歌寻找营养这一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向西方诗歌模仿因袭。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大举涌入台湾诗坛，整个诗坛泛滥成灾，而其后又神奇地回归传统形成了台湾诗坛新的潮流。台湾诗歌这种曲折回旋的历程，造就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多元化、多样化、多重性、多变性，香港、澳门诗歌也颇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
台港澳诗歌注重个性发展，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深远的意蕴、丰富的技巧，有着自成格局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在文革十年诗歌发展陷于“断代”时，台港澳诗歌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整体而言，台港澳诗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海外从事汉语诗歌创作、研究的拓荒者，基本上都是在台湾读完大学而出洋留学的台湾学者和作家，例如叶维廉、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等，他们往往集创作、研究于一身，走到何方、定居何地，也就把中国汉语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带入何方何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大陆诗歌、台湾诗歌、香港诗歌和澳门诗歌作为两岸四地不可分割的诗歌血肉，共同构建成中国当代诗歌。但令人深感无奈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这个概念，在大陆的学科体制和学术范围的习惯性认知上，显然变成了“大陆当代诗歌”，这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把台湾、香港、澳门诗歌或多或少都边缘化了。这一历史错位严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诚如朱寿桐教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常常并不将台港澳文学和台港澳诗歌包含在其中。这样的学术现象看起来显然违背了学界应该遵守的严肃的政治逻辑，而且也逐渐处于被改铸和被修正的学术操作之中，但它毕竟是积之既久的一种学术现实，毕竟曾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学术潜规则，它以一种硬性的范式力量龃龉着简单的政治逻辑，使得人们面临着某种尴尬和困惑。”
南 鸥：大陆和台港澳，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构成了您丰富的创作与学术的背景，请您老谈谈，这些丰富的背景对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有哪些支撑与影响。
傅天虹：我有幸在坎坷的生命历程中，能反复对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进行比较和研究，我认为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必须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为藩篱。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
也诚如南鸥兄在和我最近一段对话中所言：“我们超拔了个人的苦痛，由此上升到民族的苦难、历史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时代的荒谬、卑劣和无耻，从而使我们的诗歌和诗学获得了一种民族苦难、历史记忆与生命图景的当代性反复追问相互辉映的人文精神的本体性支撑……”
南 鸥：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四地的交流甚少，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四地才有一些民间的文化交流。据资料介绍，是您老以诗歌作为先锋率先打开文化交流的先河，最先开启了两岸四地的诗歌交流活动，请您老谈谈当时的情形。
傅天虹：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台港澳诗歌还是禁区，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两岸诗坛可谓是“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让海内外诗人都感到揪心的问题。如何进行沟通，已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0年代初期，我怀抱着找一个地方好好写诗和创办一份沟通两岸四地诗刊的梦想来到了香港，我相信这里更适合建设一座新诗的桥梁，连接着大陆与台湾，沟通着海外与中国。
对于两手空空的我，当时的举动确实近乎疯狂，但也是我生存状态的一种必然阐释。我是不幸的，父母当年逃去台湾前，把刚满两岁的我寄养在南京外婆的家中，沉重的政治阴影从此伴随，令我过早地感受到人生的压力。我又是幸运的，故乡金陵城郊的野花野草，给过我童年的慰藉；我的小学班主任、诗人王敏仁老师，更是不避闲言闲语，一步一步把我引进诗的殿堂。由于特殊的身世，两岸和海外都有我的亲人，强烈的“沟通”意识成为我创刊的内驱力。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及里尔克为例，阐明的诗性精神是向存在和语言冒险突围的哲学真理告诉了我“诗人何为”。上述两个方面是我创办《当代诗坛》的情感内驱和精神引领。1987年9月15日《当代诗坛》在我栖居的九龙慈云山中的小木屋里诞生了，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我作出了“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的明确定位，《当代诗坛》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 在创刊号的扉页上《当代诗坛》以醒目的黑体字亮出了“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的目标。1980年代中后期，这些诗的现代化一系列问题都摆在诗人的面前：诸如如何恢复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强调诗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如何注重从文化心理传统上去寻求中国新诗生长之“根”，发掘和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如何追求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探索创新等，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时代命题。但这一切首先取决于海内外汉语诗界之间的“沟通”，这里的“中国诗”显然是指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天下的汉语诗人为主体，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构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的“大中华诗歌”。这也是汉语新诗概念最初的不自觉的萌动。
《当代诗坛》的创刊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两岸四地和海外的诗人的广泛关注。艾青亲笔为《当代诗坛》题写刊名。《当代诗坛》作为架设在香港的一座虹桥，促成了1988年中秋两岸诗人自新诗诞生以来于北京的首次历史性团聚，率先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
南 鸥：在我看来，“以诗存史”是您老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贯穿您老学术生涯的一条非常鲜明的主线，并由此构成您老诗歌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从您数十年来所进行的宏大、浩繁的编撰整理工程来看，您始终坚持这个学术的基本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业界很高的赞誉。我想知道您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出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的呢？
傅天虹：中国新诗研究实际上至今尚未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便未能突破人为地凭借社会文化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及区域形态来划分中国新诗的栅栏。从上世纪初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对现代化的强烈吁求中以“现代白话新诗”的命名来断裂古典文言诗，到50年代后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以“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来彰显由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转折所带来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新诗）作为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处理。而在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后，出现了淡化“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以时间上来整合20世纪新诗的学术趋势。而以上这两种区分尽管貌以“中国新诗”，实则站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无视或轻视同样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同样以汉语作为写作媒体的不同区域的诗歌写作，因而又有了从区域上来区分汉语新诗的学科分类。“中国新诗”实则为中国大陆新诗，而它明显地，虽然并未有人坦率地承认，但事实上是排除并使之另立名目：“台港澳诗歌”、“海外华文诗歌”等。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自然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皆以海外包容之。
而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之后，新诗潮涌动着的是一个艺术变革的时代，集体的激情尚在燃烧，记忆的伤痛仍在蠕动，诗人开始了一面揭示新时代的“伤痕”主题，以集体的名义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层的反思；另一方面以怀疑的目光向扭曲的现实发出抗议和质问。而这仍然统一的诗潮走向，在进入80/9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其最大的表现就是“统一”被多种“单一”所取代。众说纷纭的诗歌主张和宣告，喧腾的展出与表演，在共时地“狂欢”，而背后最大的原因却在于诗人的个体意识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新诗因而走向了明显的浮泛、后现代式的个人化倾向。同样在当代朦胧诗之后，又有新生代诗、第三代诗、朦胧诗后、后朦胧诗、后新诗潮、新实验诗、新浪潮、后现代诗等等。对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往往从诗歌群体、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质地（现代诗）、形式（格律诗、半格律诗、口语诗）等方面去处理。这些命名标准不一，都不具备有一种定义式的浓缩性表达、严格的规约性言说。因此，现代新诗的命名常常趋向于单一化和瞬时性，既无法具有长效性，犹如新闻一般容易成为明日黄花；也无法从根本上抓住诗歌、诗潮的本质，而落为繁杂纷乱。
谢冕早在80年代末便警觉地说过“这是一个否定偶象因而也失去偶象的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权威因而也无视权威的文学时代，这又是一个不承认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学时代。所有的文学参与者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学信念，他们匆匆往前赶去而不再左右顾盼。艺术家的独立性和‘狂妄’的艺术自信，构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首先要论及的因素便是无序性。那种为一个统一的秩序所策动的文学秩序已成隔世。甚至前些年出现的由一篇名作或一个名家的出现而立即造成一种轰动，从而竞相模仿的秩序也成了昨日。”
综而观之，中国新诗当前存在着断代诗史的随机性与依附性，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化和人为定性与取舍等等尴尬。在这种“无秩序”、“无中心”的时代思潮中，一种大一统、意欲主导的诗学命意或指向，本身就会落入窠臼中，被“相对主义”打败，现代诗人也不可能再去寻找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和整齐同质的读者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了混杂无端的现实，实际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本清源才越显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尊重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我们提出了“以诗存史”的诗学主张。
南 鸥：“以诗存史”是一个学术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诗歌的角度孤立地来审视这个视角，那我们对这个学术思想的认知是很外在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事实上构成了对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因而我们更应该认识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只有对这个历史语境的充分认识，我们才能获得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真正认知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进而真正领悟“以诗存史”的学术意蕴。请您老谈谈历史语境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谈谈这个学术视角获得了哪些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
傅天虹：是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以诗存史”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以至认知中国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通往“正本清源”的诗学理想。 对历史语境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历史背景，在思想领域就是历史上某时期社会的思想导向。百年以来，人们已习惯不同程度地以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诗歌，将意识形态性看成诗歌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诗歌的可能性，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自然定位于从属关系，对诗歌文本的原初语境也就无法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以诗存史”，就是要摆脱束缚，客观地挖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原典构造的深度和意义指向的深度，以点及面地勾勒出中国新诗在百年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状况，通过呈现诗歌文本为我们营造的“笙”和“蹄”，更致力于忘言而得意，舍筏而登岸，让我们不仅遨游于“第三自然界”审美王国，更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入领会百年汉语新诗其间不同阶段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特征和变化，考察某些诗歌流派、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整体状况，在对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本的认识中，领略到中国新诗祭坛上近百年的神圣奉献，品味出中国新诗近百年的辉煌与落寞，光荣与梦想，成就与缺憾。
“以诗存史”，可视为建构普遍而深入的汉语新诗学的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为建构汉语新诗学所做的学术准备。
南 鸥：其实，“以诗存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视角，对于我们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说，更是一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人文理想的具体的学术呈现。请您老谈谈这个视角所洞开的人文理想与学术品格。
傅天虹：一句话：提出“以诗存史”，我想是源于一位诗人和学者对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的敬畏与虔诚。
南 鸥：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诗人对台港澳诗歌的认知很有局限，尽管新世纪以来由于网络的便捷加之彼此交流的扩大，人们对台港澳诗歌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除了专业的研究人员，我想绝大多数诗人朋友和读者对台港澳诗歌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港澳诗歌应该说是知之甚少的，而您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请您老分别就台港澳三地诗歌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傅天虹：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后30年即从1921年开始诗坛直接受到 “五四”运动影响，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他的诗歌就是新诗的一面旗帜；《台湾民报》等报刊也不断介绍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冰心等人及其诗作，台湾的新诗由此而逐渐发展起来。进入30年代，台湾文学杂志逐渐增多，一时间新诗作品的数量遽增，开始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诗人群、诗社和不同风格的作品，如郭永潭、吴新荣等为代表的富有地域特征的盐分地带诗人群，以杨炽昌为首的留学东京受日本现实主义诗风影响的风车诗社。诗人如赖和、杨华、杨守愚、陈虚谷、王白渊、陈奇云等，也引起注意。八年抗战期间，台湾沦为日寇侵略扩张的基地，岛上实施“皇民化运动”，一切中文报刊和中文写作（包括诗歌）均被禁绝，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获天日。
与日据时期相比，光复后的台湾文学，不但变化剧烈，而且复杂得多。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中外文化的不同影响所致。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中文报刊得以全面恢复与发展，如《台湾新生报》副刊所展开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直接与“五四”文学联系起来，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开端。可惜1949年国民党败据台湾后，一方面切断了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另方面为了配合“反攻大陆”，在新诗领域倡导“战斗诗”。这一应政治需要提出的口号，在50年代控制了台湾诗坛。
进入60年代，台湾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美国的“经援”，以及出口加工区的设立，令西方文化思潮潮水般涌进台湾报刊、课堂。新诗更是一马当先，成了西化的急先锋。社会转型中无所适从的迷惘心态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充斥的孤绝感一拍即合，于是现代主义思潮也就适逢其时地流行起来了，在60年代的台湾诗坛一统天下。
70年代。无节制的“西化”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增长，却同时造成精神世界的大滑坡，社会生活如此，诗歌创作亦然。于是，当国际形势出现了对台湾社会“三大政治冲击”之际，伴随民族主义高涨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乡土文学论战，导致乡土文学崛起，并以震动全台的声势取代现代主义而成为70年代文坛的主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