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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梁庄系列的非虚构写作，梁鸿被人熟知。
这一次，这位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虚构作品。
她不断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化视角，
希望可以呈现出现实与人心中复杂暧昧的形态
车子从西四环的田村开往中关村，周围低矮的建筑慢慢被随处可见的高楼所取代。梁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晚秋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睡得太晚，她显得有些倦怠。她出版了新书《梁光正的光》，作为因为书写“梁庄”而被人熟知的作家，这一次，梁鸿写了一本虚构的长篇小说。
汽车终于到达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年，梁鸿在北京的住处换了好几个地方。博士毕业之后，她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和几名同事一起被临时安排到了昆玉河附近一座即将被拆迁的公寓楼里，住了几个月，大大的红色“拆”字见证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涯。此后，经过学校安排，才换到了一个正式一些的住处，仍然留有印象的是窗户外的矮墙与野猫。梁鸿说她很喜欢这样孤独的状态。再后来，她在一个过渡房住了四年，然后才在南二环马连道附近有了新的居所。2011年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她在家的附近租了一个一居室，作为写作的工作室，度过了20个月。2015年，梁鸿离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与此同时，她的家从南二环搬到了西四环，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书房。
她在北京的住所兜兜转转，但精神上的居所却总是离不开一个原点——梁庄，这个如今为大众所熟知的地名被梁鸿在书里用来代指那个真实存在的家乡。她曾在生命困顿之时，探亲一般，回到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写出了《中国在梁庄》。后来，她又从这里出发，寻亲一般，走访数十个城市，探访那些散落在都市角落里的梁庄人，并据此写出了《出梁庄记》。
很多读者在那些梁庄人的故事里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评论者则认为她的这些非虚构作品反映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下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将梁庄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学地标。现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中的主人公仍然姓梁。
在繁华与现代光芒的边缘发现容易被人忽视的晦暗现实，在困苦与卑微的幽暗深处发掘情感和人性的火焰，这两种书写的冲动，如同冷暖交杂的暗流，在梁鸿的纪实和虚构作品中不断涌现。因为自身的双重身份“作祟”，在“梁庄系列”里，冷峻的记录和分析往往夹带着同情和悲悯，许多素材都经过了作者的微调处理，而在《梁光正的光》里，虚构和回忆背后又可以看出某种现实的底色。就这样，她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穿行，记忆和现实不断变得繁复与暧昧。梁鸿说，这或许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
如此阴郁，如此明亮
梁鸿办公室的书架旁边挂着两幅画，都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后期画作的复制品。其中一幅画的是田园景观，色彩柔和，跟此前那些深沉晦暗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另一幅画里，一个全身黑色装扮的男人与一个全裸的女人拥抱着，一同趟过河水，向着对岸的森林走去。
梁鸿很喜欢蒙克。今年夏天，她和几位青年作家一起到北欧游学参访，待了半个月，在挪威见到了蒙克的许多作品。那时梁鸿正在对小说进行修改，作品的名字还叫《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当看到星空下拥抱在一起的母女时，她惊异地发现，这幅作品里的画面正是自己一直想要描述的一个场景。
一切都与心灵有关。那些深藏在蒙克绘画里的孤独和悲伤，还有他所向往的优雅与丰富，正是梁鸿想要表达的。新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两年。这是不同于“梁庄系列”的写作，尽管这并不是梁鸿第一次尝试虚构作品。早在读书时，她便开始写小说了。两年前，她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
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和呈现出一个世界的真实，一样存在着不小的难度，特别是当作者还有个12岁的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有时候，梁鸿写到深夜，早上六点照常起来做饭，然后送儿子去上学，车流拥挤，便只能“在千军万马中冲出一条路”。
她有时对自己不太确信，甚至感到痛苦，努力让语言活起来，准确地进行表达。有一次，她梦里还在打印稿上修改文字，醒了之后，竟然还记得梦的内容，便真的逐条改了过来，丝毫不差。
写完《出梁庄记》之后，梁鸿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不如从前，医生为此告诫了种种注意事项。写“梁庄系列”曾耗费了她极大的精力，这次写《梁光正的光》，梁鸿又经历了一次“历险”，但她并未将健康问题归因于写作。“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便‘愿赌服输’。”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梁庄成就了她，让她成为了人们眼中非虚构写作领域的代表作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在其他领域的努力。她首先是一个高校教师和学者，早在读博时期便出版过与作家阎连科的学术对谈著作。现在，她则成为了一名“新锐”小说家，让人们见识了她虚构和想象的能力。
最近这两年，因为访学或是译介的原因，梁鸿出国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她去过美国，也到过北欧和法国。但无论走到那里，她仍然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而非游客。在法國，让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那些城市景观，还有街上的流浪汉。此外，她还准备写一部关于地铁的非虚构作品。“地上的城市景观，与地下的另一种空间，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冰面下的火焰
梁鸿的长篇处女作《梁光正的光》是关于父亲的，尽管那个虚构世界里的梁光正与真实世界里的父亲唯一的共同点只有那件干净的白衬衫而已。但是，梁鸿又觉得，小说世界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梁鸿曾在写梁庄系列时，对父亲进行过一番特别的访谈。可是，她有时也对这个男人感到疑惑。小时候，梁鸿从家里出发，去镇子上学，父亲正从镇子上回来，见到自己的女儿，他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白衬衫显得柔软妥帖，甚至“闪闪发光”。和梁庄的其他人一样，父亲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白衬衫让他显得特别。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时候，白衬衫上沾满了血，后来说起往事时他仍然耿耿于怀。 梁鸿后来考上郑州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著名学者王富仁门下的博士。那时候，她开始写小说和散文，也发表过作品，每年春节还是会回家，但家乡的一切毕竟都远了。为写《出梁庄记》进行采访的时候，梁鸿和父亲一起，去城市寻访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终于又有机会跟这个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男人朝夕相处。
可是父亲仍然像是一个谜，永远带着秘密生活，而小说里的父亲同样如此。梁光正执意去“寻亲”，于是几个子女只好陪着他去各地寻找那些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父亲，当梁光正想要寻找曾经喜欢过的蛮子时，误解仍在加深。直到最后，子女们才发现，父亲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彼此隔阂的子女达成和解。“梁光正与自己的子女之间相爱相杀，那种情感就像是冰面下的火焰一样。即使梁光正最后死了，他也仍在影响着子女们。”梁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小说的视角不断在几个子女之间转换，而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之外，不时地出现了“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横亘在虚构和真实之间，一方面在叙说虚构，同时也在提醒读者，这些故事都与现实与记忆有关。梁鸿想过这样做或许不符合小说写作的常理，她觉得将“我”换成“我们”或许更加准确。
小说写完后，梁鸿的姐姐读了，故事经过了演绎，但很多细节似曾相识，这让姐姐觉得很好玩。除了父亲，梁鸿最熟悉的就是她的姐姐。去北欧的时候，梁鸿到了挪威，姐姐打来电话，带着浓郁的河南方言，大声问她在哪里。梁鸿说自己正在挪威的森林里，对于她，这里与披头士乐队的同名歌曲有关，与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有关。但喜欢打趣她的姐姐说，襄阳也有一个挪威森林，北欧风情，五千块一平米。
光芒的另一面
即便梁鸿已经走得很远，但她仍然绕不过梁庄。
当多年之后再次回头看的时候，梁鸿觉得，自己开始非虚构写作更像是一个巧合。博士毕业，然后进入高校，开始了围绕讲台和论文的生活，这几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梁鸿却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匮乏，认为自己与某种生活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经历这种困顿的时候，有人选择周游世界，有人选择继续忍耐，而我选择了回老家。”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梁鸿在2008年回到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才发现现实与记忆早已发生了巨大的位移和变形。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些梁庄人中的一个，尽管曾经在这里居住，但现在生活在城市，想法和视野也都被城市重新塑造。
于是，在《中国在梁庄》里，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到梁庄留守者的自我叙述，夹杂着方言，那是梁鸿根据录音进行的整理，向读者呈现出真实的生活和“丰富的痛苦”；另一方面，那个贯穿全书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入口。借此，批评家梁鸿不断调整镜头的焦距，借助议论和分析，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向读者呈现那些人物经历和社会现实，与梁庄人的自我叙述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居民的梁鸿面对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第一反应也都被保留了下来。
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主观，但梁鸿认为这样的呈现才能更加全面地呈现那种真实。“‘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她在长文《艰难的“重返”》中这样写道。
2011年起，梁鸿再次回到梁庄，搜集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和她的父亲等人一起，去了十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人。在城市里，梁鸿见到了那些作为车夫的梁庄人因为三轮车被没收而想尽办法，那些从事食品行业的梁庄人进行造假，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梁庄人不戴口罩，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他们和其他所有进城打工的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声音，形象也一直被另一种话语所塑造。都市的繁华与现代的光芒与他们有关，但又最终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最晦暗的部分。
寻访和调查耗费了梁鸿极大的精力，因为那些外出打工的梁庄人常常散落在无人知晓的城市边缘，不断流动。而结束调查之后，回到北京的梁鸿专门租了一个写作间，每天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八点离开。繁杂的资料和素材被抽丝剥茧，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出梁庄记》才终于写完。
两本书的出版给梁鸿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却也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梁鸿将所有的地名与人物关系都做了处理，但因为“梁庄系列”的成功，消息还是传到了县里。《中国在梁庄》出版的那一年春节，梁鸿有些担心，没有回老家。后来回到那里的时候，村支书前后不离地跟着。村子里的人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年轻人非常兴奋，想办法买了好多本。梁鸿请县委书记吃过一次饭，也被乡党委书记邀请吃过饭。她不希望有人因为自己而受到打扰，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姐姐还在县里工作。
写作的难度无处不在，梁鸿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是这样，写小说同样如此。压力可能来自外部，梁鸿也不得不注意这些，在不违背写作诉求的前提下，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压力来自于内部。社会的变革过于宏大和剧烈，但现实的细部纹理却足够微妙，她不断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化视角，希望可以呈现出暧昧本身的形态。她相信，会有火焰从土地里喷薄而出，会有回声来自冰层的更深处。
这一次，这位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虚构作品。
她不断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化视角，
希望可以呈现出现实与人心中复杂暧昧的形态
车子从西四环的田村开往中关村，周围低矮的建筑慢慢被随处可见的高楼所取代。梁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晚秋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睡得太晚，她显得有些倦怠。她出版了新书《梁光正的光》，作为因为书写“梁庄”而被人熟知的作家，这一次，梁鸿写了一本虚构的长篇小说。
汽车终于到达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年，梁鸿在北京的住处换了好几个地方。博士毕业之后，她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和几名同事一起被临时安排到了昆玉河附近一座即将被拆迁的公寓楼里，住了几个月，大大的红色“拆”字见证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涯。此后，经过学校安排，才换到了一个正式一些的住处，仍然留有印象的是窗户外的矮墙与野猫。梁鸿说她很喜欢这样孤独的状态。再后来，她在一个过渡房住了四年，然后才在南二环马连道附近有了新的居所。2011年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她在家的附近租了一个一居室，作为写作的工作室，度过了20个月。2015年，梁鸿离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与此同时，她的家从南二环搬到了西四环，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书房。
她在北京的住所兜兜转转，但精神上的居所却总是离不开一个原点——梁庄，这个如今为大众所熟知的地名被梁鸿在书里用来代指那个真实存在的家乡。她曾在生命困顿之时，探亲一般，回到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写出了《中国在梁庄》。后来，她又从这里出发，寻亲一般，走访数十个城市，探访那些散落在都市角落里的梁庄人，并据此写出了《出梁庄记》。
很多读者在那些梁庄人的故事里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评论者则认为她的这些非虚构作品反映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下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将梁庄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学地标。现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中的主人公仍然姓梁。
在繁华与现代光芒的边缘发现容易被人忽视的晦暗现实，在困苦与卑微的幽暗深处发掘情感和人性的火焰，这两种书写的冲动，如同冷暖交杂的暗流，在梁鸿的纪实和虚构作品中不断涌现。因为自身的双重身份“作祟”，在“梁庄系列”里，冷峻的记录和分析往往夹带着同情和悲悯，许多素材都经过了作者的微调处理，而在《梁光正的光》里，虚构和回忆背后又可以看出某种现实的底色。就这样，她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穿行，记忆和现实不断变得繁复与暧昧。梁鸿说，这或许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
如此阴郁，如此明亮
梁鸿办公室的书架旁边挂着两幅画，都是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后期画作的复制品。其中一幅画的是田园景观，色彩柔和，跟此前那些深沉晦暗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另一幅画里，一个全身黑色装扮的男人与一个全裸的女人拥抱着，一同趟过河水，向着对岸的森林走去。
梁鸿很喜欢蒙克。今年夏天，她和几位青年作家一起到北欧游学参访，待了半个月，在挪威见到了蒙克的许多作品。那时梁鸿正在对小说进行修改，作品的名字还叫《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当看到星空下拥抱在一起的母女时，她惊异地发现，这幅作品里的画面正是自己一直想要描述的一个场景。
一切都与心灵有关。那些深藏在蒙克绘画里的孤独和悲伤，还有他所向往的优雅与丰富，正是梁鸿想要表达的。新小说断断续续写了两年。这是不同于“梁庄系列”的写作，尽管这并不是梁鸿第一次尝试虚构作品。早在读书时，她便开始写小说了。两年前，她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
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和呈现出一个世界的真实，一样存在着不小的难度，特别是当作者还有个12岁的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有时候，梁鸿写到深夜，早上六点照常起来做饭，然后送儿子去上学，车流拥挤，便只能“在千军万马中冲出一条路”。
她有时对自己不太确信，甚至感到痛苦，努力让语言活起来，准确地进行表达。有一次，她梦里还在打印稿上修改文字，醒了之后，竟然还记得梦的内容，便真的逐条改了过来，丝毫不差。
写完《出梁庄记》之后，梁鸿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不如从前，医生为此告诫了种种注意事项。写“梁庄系列”曾耗费了她极大的精力，这次写《梁光正的光》，梁鸿又经历了一次“历险”，但她并未将健康问题归因于写作。“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便‘愿赌服输’。”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梁庄成就了她，让她成为了人们眼中非虚构写作领域的代表作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在其他领域的努力。她首先是一个高校教师和学者，早在读博时期便出版过与作家阎连科的学术对谈著作。现在，她则成为了一名“新锐”小说家，让人们见识了她虚构和想象的能力。
最近这两年，因为访学或是译介的原因，梁鸿出国交流的机会更多了。她去过美国，也到过北欧和法国。但无论走到那里，她仍然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而非游客。在法國，让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那些城市景观，还有街上的流浪汉。此外，她还准备写一部关于地铁的非虚构作品。“地上的城市景观，与地下的另一种空间，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冰面下的火焰
梁鸿的长篇处女作《梁光正的光》是关于父亲的，尽管那个虚构世界里的梁光正与真实世界里的父亲唯一的共同点只有那件干净的白衬衫而已。但是，梁鸿又觉得，小说世界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她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梁鸿曾在写梁庄系列时，对父亲进行过一番特别的访谈。可是，她有时也对这个男人感到疑惑。小时候，梁鸿从家里出发，去镇子上学，父亲正从镇子上回来，见到自己的女儿，他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白衬衫显得柔软妥帖，甚至“闪闪发光”。和梁庄的其他人一样，父亲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白衬衫让他显得特别。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时候，白衬衫上沾满了血，后来说起往事时他仍然耿耿于怀。 梁鸿后来考上郑州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著名学者王富仁门下的博士。那时候，她开始写小说和散文，也发表过作品，每年春节还是会回家，但家乡的一切毕竟都远了。为写《出梁庄记》进行采访的时候，梁鸿和父亲一起，去城市寻访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终于又有机会跟这个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男人朝夕相处。
可是父亲仍然像是一个谜，永远带着秘密生活，而小说里的父亲同样如此。梁光正执意去“寻亲”，于是几个子女只好陪着他去各地寻找那些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他们不理解自己的父亲，当梁光正想要寻找曾经喜欢过的蛮子时，误解仍在加深。直到最后，子女们才发现，父亲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彼此隔阂的子女达成和解。“梁光正与自己的子女之间相爱相杀，那种情感就像是冰面下的火焰一样。即使梁光正最后死了，他也仍在影响着子女们。”梁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小说的视角不断在几个子女之间转换，而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之外，不时地出现了“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横亘在虚构和真实之间，一方面在叙说虚构，同时也在提醒读者，这些故事都与现实与记忆有关。梁鸿想过这样做或许不符合小说写作的常理，她觉得将“我”换成“我们”或许更加准确。
小说写完后，梁鸿的姐姐读了，故事经过了演绎，但很多细节似曾相识，这让姐姐觉得很好玩。除了父亲，梁鸿最熟悉的就是她的姐姐。去北欧的时候，梁鸿到了挪威，姐姐打来电话，带着浓郁的河南方言，大声问她在哪里。梁鸿说自己正在挪威的森林里，对于她，这里与披头士乐队的同名歌曲有关，与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有关。但喜欢打趣她的姐姐说，襄阳也有一个挪威森林，北欧风情，五千块一平米。
光芒的另一面
即便梁鸿已经走得很远，但她仍然绕不过梁庄。
当多年之后再次回头看的时候，梁鸿觉得，自己开始非虚构写作更像是一个巧合。博士毕业，然后进入高校，开始了围绕讲台和论文的生活，这几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梁鸿却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匮乏，认为自己与某种生活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经历这种困顿的时候，有人选择周游世界，有人选择继续忍耐，而我选择了回老家。”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当梁鸿在2008年回到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才发现现实与记忆早已发生了巨大的位移和变形。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些梁庄人中的一个，尽管曾经在这里居住，但现在生活在城市，想法和视野也都被城市重新塑造。
于是，在《中国在梁庄》里，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到梁庄留守者的自我叙述，夹杂着方言，那是梁鸿根据录音进行的整理，向读者呈现出真实的生活和“丰富的痛苦”；另一方面，那个贯穿全书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入口。借此，批评家梁鸿不断调整镜头的焦距，借助议论和分析，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向读者呈现那些人物经历和社会现实，与梁庄人的自我叙述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与此同时，作为城市居民的梁鸿面对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第一反应也都被保留了下来。
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主观，但梁鸿认为这样的呈现才能更加全面地呈现那种真实。“‘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她在长文《艰难的“重返”》中这样写道。
2011年起，梁鸿再次回到梁庄，搜集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和她的父亲等人一起，去了十余个省市，采访了340多人。在城市里，梁鸿见到了那些作为车夫的梁庄人因为三轮车被没收而想尽办法，那些从事食品行业的梁庄人进行造假，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梁庄人不戴口罩，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他们和其他所有进城打工的人一样，没有自己的声音，形象也一直被另一种话语所塑造。都市的繁华与现代的光芒与他们有关，但又最终与他们无关，他们是最晦暗的部分。
寻访和调查耗费了梁鸿极大的精力，因为那些外出打工的梁庄人常常散落在无人知晓的城市边缘，不断流动。而结束调查之后，回到北京的梁鸿专门租了一个写作间，每天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八点离开。繁杂的资料和素材被抽丝剥茧，超过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出梁庄记》才终于写完。
两本书的出版给梁鸿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却也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梁鸿将所有的地名与人物关系都做了处理，但因为“梁庄系列”的成功，消息还是传到了县里。《中国在梁庄》出版的那一年春节，梁鸿有些担心，没有回老家。后来回到那里的时候，村支书前后不离地跟着。村子里的人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年轻人非常兴奋，想办法买了好多本。梁鸿请县委书记吃过一次饭，也被乡党委书记邀请吃过饭。她不希望有人因为自己而受到打扰，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姐姐还在县里工作。
写作的难度无处不在，梁鸿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写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是这样，写小说同样如此。压力可能来自外部，梁鸿也不得不注意这些，在不违背写作诉求的前提下，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压力来自于内部。社会的变革过于宏大和剧烈，但现实的细部纹理却足够微妙，她不断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化视角，希望可以呈现出暧昧本身的形态。她相信，会有火焰从土地里喷薄而出，会有回声来自冰层的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