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的性质是文献与研究馆，在做中国当代艺术史研究、中国文献研究的时候，与大概的知识环境密切相关。很多原因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处在一个“乱局”之中，但过去的十年中，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关注，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潜流”。
　　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大量的西方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在过去十年中扩大了范围，从古典艺术史到西方现代批评和理论、西方新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以系统的方式延续了八十年代的引进，并获得了一个全景式的成果，为中国当代艺术史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表征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和档案的整理，以个体或体制的方式进行。比如八五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批评文献的整理，中国记录片的文献整理和收集，在西方第一次对中国八九十年代资料介绍的文献集，是对中国艺术史文献的关注的新起点。
　　第三个就是在前四年中展开的几次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本身的讨论会，开始以信息管理，广义的也包括文献档案，以艺术史基础的工作，文献角度来研讨。
　　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史学研究对象的困境归纳为三个部分：
　　第一，是来源于理论上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艺术终结论，很大程度上通过哲学的方式，对艺术史和对艺术史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判断。还有后结构主义史学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从一个方面提升了当代艺术或者视觉文化在整个人类人文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使当代艺术的史学研究，迅速的被很多哲学观念和其他文化观念所代替，当然会影响到学科本身的最基础的东西。
　　第二，是中国当代艺术史自身的困境，新艺术史延展到和艺术相关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延伸到所有和艺术这样一个人类的视觉现象，或者语言现象，发生的所有的环节。非西方国家也纳入成为了研究对象，中国当代艺术史获得与西方同等的地位进行自己的史学研究，同时也变成西方政治研究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艺术史研究的明确的逻辑，脱离西方政治桎梏，或者西方当代艺术史逻辑。
　　第三，是当代艺术史自身的研究的困境，艺术形态的变化，五六十年代观念艺术兴起以后，艺术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另外就是艺术主体开始消失，传统艺术品的界定显得无力。同时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如果艺术史没有一个基本的文件对象，没有分类，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学科。
　　OCAT是民间机构，2005年的成立是来源于一个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当代何以成史》，这是一个悖论，当代怎么成为历史？中国当代艺术还是西方冷战思维的一个最后阵地，对西方来讲，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政治立场比他的艺术成就更重要，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形成我们的艺术观？
　　OCAT的工作，通常先做文献，有的一边编纂一边进行补充，整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艺术史研究的方式。譬如汪建伟先生研究天安门的观礼台，关于这个研究，我们详细的把观礼台设计者设计的所有过程，用一个貌似客观的方式，完整的展现了中国近代视觉史，从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到艺术家的反应，到我们这个时代思考中国的视觉政治的方式。所以，这些是一个文献工作，同时也是艺术学的工作。
　　OCAT未来在北京筹划一个中文的文献与研究馆，有很完整的计划，方式和原来差不多，会通过设置一些个案和综合性的课题，来展示我们对文献的处理方式。同时还筹划做一个很大的工程，出一本完整的20世纪西方艺术史经典的翻译，这个翻译是范景中八九十年代工作的继续，使中国当代艺术史奠基在具有牢靠的知识谱系的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