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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叫阮山。1908年出生于越南河内，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唯一的中国将军。他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历经中国革命全程，并参与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因病逝世。
2007年5月的一天，记者走进洪水的中国籍妻子陈剑戈位于北京马连道的家。这位饱经沧桑的汾河女儿已是93岁高龄……
在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中，洪水将军是唯一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过程，并投身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也是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少将)的外国人。
1922年，洪水的父亲苦于救国无望，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也猛烈地震撼和影响着洪水早熟的心智。
1922年，洪水的父亲苦于救国无望，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黄埔军校草创之初，即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享有盛誉，吸引着全国各省和许多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校深造。不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来到了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6年10月，洪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根据胡志明的要求，留在了黄埔军校工作。严酷的斗争使洪水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1927年8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并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红军部队的基层指挥员。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多才多艺的洪水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〇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积聚了丰富的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
1932年秋，刘伯承调总部工作后，叶剑英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底，洪水、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和提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朝鲜人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举世关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干部团利用敌人来不及反扑的有利时机进行休整，先后持续12天。对于洪水来说，与其说是休整，不如说是掀起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着宣传战士四处宣传，一会儿在街头演说，一会儿在广场表演。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写下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可闻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大批受苦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他们高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夜，照亮人心”。战士们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用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的话说：“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场恶战。一是在一渡赤水之前的1935年1月28日，攻打位于贵州西北部赤水河畔的土城；二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前一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干部团不幸伤亡100余人；后一仗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之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在这两次战斗中，红军干部团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洪水由于作战勇敢，受到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表扬。
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道：“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燃起全面抗战的烈火，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奉命开往晋东北地区，以五台县为中心，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任八路军民运工作部干部的洪水也随部队来到黄河岸边，在这里结识了陈剑戈。
陈剑戈原名陈玉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文化的熏陶。1933年，19岁的陈玉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
因为兵荒马乱的年代对身体欠账太多，当家里来了客人，陈剑戈必须要借助家人的手，才能穿戴整齐推着助力车相迎。晚年的她虽然疾病缠身，双耳失聪，但因为乐观，加上家人的反哺之爱，她的生活看上去平静而幸福。
陈玉英与洪水第一次见面，彼此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期间，洪水经常在县城的群众集会上、在农村的地头田间，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平型关大捷后，洪水因势利导，依靠地方党组织，动员支持抗日的地方名流、进步知识分子和各方人士组成“动委会”。陈玉英成为五台县四区动委会唯一的妇女委员。1937年10月，在洪水主持下，陈玉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两人共同工作战斗的日子里，洪水亲自给陈剑戈所在的短训班讲授党的知识，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晋东北地区对敌斗争的实际，讲解党的长期抗战理论和策略。一个越南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论能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和把握，加上他雄辩的口才、渊博的知识和对中国同志的满腔热情，使陈玉英对洪水的好感日益加深。后来，洪水为她取了极富战斗精神的名字——陈剑戈。
1937年除夕，这对在抗日战争中结下深厚感情的中越恋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由于当时八路军有纪律，抗战期间不允许结婚，洪水受到上级批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感慨地说，这是军心啊!考虑到战争期间 的特殊情况，中央随后颁布了“二八七团”规定，即符合年满28岁、7年军龄、团级干部条件的，准许结婚。许多老同志至今提起洪水，还念念不忘他以挨批为“代价”，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洪水爱开玩笑，在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是出了名的。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也总是充满乐观精神。他多才多艺，很有文艺天分，经常亲自编导和出演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宣传抗日。
1938年3月，洪水出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报《抗敌报》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报社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精心编辑，及时把报纸送到边区抗日军民的手中，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疾病折磨，洪水进入晋察冀军区战地医院治疗。在那里，他见到了白求恩大夫。两个国际主义战士见面分外亲切，紧紧拥抱在一起。白求恩亲自为洪水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洪水坚持不用麻药，被白求恩大夫赞誉为“好样的”。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日伪军1.7万余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他们所在的抗大二分校在极其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边教学，边战斗，先后培养出了1.4万多名学员，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生力军，这其中也有国际主义战士洪水的一份心血。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回国工作。经协商，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且已到了晚期，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地接见了洪水。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道：“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周恩来在详细询问过洪水的病情之后，又追述起往昔的战斗岁月，说着说着，两位中国伟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泪水。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他的祖国越南与世长辞。
从1937年相识到1945年洪水回国，陈剑戈与丈夫仅仅在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但是作为一对在工作中相识相知，最后相恋结婚的夫妻，两人的感情是真挚而美好的。
洪水回到越南后再婚。但陈剑戈一直坚持独身，并且倾尽全力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回顾往昔，老人的言谈中没有责备，更没有怨艾，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战争，“那时候，他以为我牺牲了。后来他回国见到我，想要解除在越南的婚姻。我也是女人，我能理解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的难处，所以我拒绝了。”老人的言语朴实无华，却透出善良与坚毅。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高风亮节深深地打动了越南亲人的心。如今，洪水在越南的后代许多人都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在两国间从事商业贸易，有的来到北京留学。“那边的儿女每次来到中国，都要来看望我母亲，他们一进门就叫我母亲‘妈妈’”。陈剑戈的小儿子对记者说。之后无论经历怎样的人世风云、世态炎凉，陈剑戈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从容面对。
整个采访过程中，陈剑戈老人没有过多强调战争年代的艰苦，却对那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时光人与人之间纯真质朴，无私无我的情义念念不忘。夕阳晚照，老人的面容无比安详。
如今，93岁高龄的她生活非常规律，解放后一直从事幼教事业的她虽然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对国家大事仍然非常关心。
“我有个堂弟在大连海军学院做教官，每次来，老太太都要认真地和人家讨论台湾陈水扁的问题。”临采访结束，陈剑戈的小儿子忍不住向记者透露了这个小秘密。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因病逝世。
2007年5月的一天，记者走进洪水的中国籍妻子陈剑戈位于北京马连道的家。这位饱经沧桑的汾河女儿已是93岁高龄……
在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中，洪水将军是唯一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过程，并投身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也是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少将)的外国人。
1922年，洪水的父亲苦于救国无望，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也猛烈地震撼和影响着洪水早熟的心智。
1922年，洪水的父亲苦于救国无望，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黄埔军校草创之初，即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享有盛誉，吸引着全国各省和许多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校深造。不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来到了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6年10月，洪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根据胡志明的要求，留在了黄埔军校工作。严酷的斗争使洪水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1927年8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并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红军部队的基层指挥员。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多才多艺的洪水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〇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积聚了丰富的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
1932年秋，刘伯承调总部工作后，叶剑英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底，洪水、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和提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朝鲜人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举世关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干部团利用敌人来不及反扑的有利时机进行休整，先后持续12天。对于洪水来说，与其说是休整，不如说是掀起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着宣传战士四处宣传，一会儿在街头演说，一会儿在广场表演。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写下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可闻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大批受苦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他们高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夜，照亮人心”。战士们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用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的话说：“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场恶战。一是在一渡赤水之前的1935年1月28日，攻打位于贵州西北部赤水河畔的土城；二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前一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干部团不幸伤亡100余人；后一仗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之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在这两次战斗中，红军干部团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洪水由于作战勇敢，受到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表扬。
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道：“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燃起全面抗战的烈火，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奉命开往晋东北地区，以五台县为中心，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任八路军民运工作部干部的洪水也随部队来到黄河岸边，在这里结识了陈剑戈。
陈剑戈原名陈玉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文化的熏陶。1933年，19岁的陈玉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
因为兵荒马乱的年代对身体欠账太多，当家里来了客人，陈剑戈必须要借助家人的手，才能穿戴整齐推着助力车相迎。晚年的她虽然疾病缠身，双耳失聪，但因为乐观，加上家人的反哺之爱，她的生活看上去平静而幸福。
陈玉英与洪水第一次见面，彼此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期间，洪水经常在县城的群众集会上、在农村的地头田间，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平型关大捷后，洪水因势利导，依靠地方党组织，动员支持抗日的地方名流、进步知识分子和各方人士组成“动委会”。陈玉英成为五台县四区动委会唯一的妇女委员。1937年10月，在洪水主持下，陈玉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两人共同工作战斗的日子里，洪水亲自给陈剑戈所在的短训班讲授党的知识，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晋东北地区对敌斗争的实际，讲解党的长期抗战理论和策略。一个越南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论能有如此精辟的理解和把握，加上他雄辩的口才、渊博的知识和对中国同志的满腔热情，使陈玉英对洪水的好感日益加深。后来，洪水为她取了极富战斗精神的名字——陈剑戈。
1937年除夕，这对在抗日战争中结下深厚感情的中越恋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由于当时八路军有纪律，抗战期间不允许结婚，洪水受到上级批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感慨地说，这是军心啊!考虑到战争期间 的特殊情况，中央随后颁布了“二八七团”规定，即符合年满28岁、7年军龄、团级干部条件的，准许结婚。许多老同志至今提起洪水，还念念不忘他以挨批为“代价”，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洪水爱开玩笑，在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是出了名的。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也总是充满乐观精神。他多才多艺，很有文艺天分，经常亲自编导和出演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宣传抗日。
1938年3月，洪水出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报《抗敌报》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报社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精心编辑，及时把报纸送到边区抗日军民的手中，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
由于疾病折磨，洪水进入晋察冀军区战地医院治疗。在那里，他见到了白求恩大夫。两个国际主义战士见面分外亲切，紧紧拥抱在一起。白求恩亲自为洪水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洪水坚持不用麻药，被白求恩大夫赞誉为“好样的”。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日伪军1.7万余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他们所在的抗大二分校在极其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边教学，边战斗，先后培养出了1.4万多名学员，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一批骨干和生力军，这其中也有国际主义战士洪水的一份心血。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回国工作。经协商，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且已到了晚期，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地接见了洪水。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道：“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周恩来在详细询问过洪水的病情之后，又追述起往昔的战斗岁月，说着说着，两位中国伟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泪水。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他的祖国越南与世长辞。
从1937年相识到1945年洪水回国，陈剑戈与丈夫仅仅在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但是作为一对在工作中相识相知，最后相恋结婚的夫妻，两人的感情是真挚而美好的。
洪水回到越南后再婚。但陈剑戈一直坚持独身，并且倾尽全力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回顾往昔，老人的言谈中没有责备，更没有怨艾，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战争，“那时候，他以为我牺牲了。后来他回国见到我，想要解除在越南的婚姻。我也是女人，我能理解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的难处，所以我拒绝了。”老人的言语朴实无华，却透出善良与坚毅。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高风亮节深深地打动了越南亲人的心。如今，洪水在越南的后代许多人都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在两国间从事商业贸易，有的来到北京留学。“那边的儿女每次来到中国，都要来看望我母亲，他们一进门就叫我母亲‘妈妈’”。陈剑戈的小儿子对记者说。之后无论经历怎样的人世风云、世态炎凉，陈剑戈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从容面对。
整个采访过程中，陈剑戈老人没有过多强调战争年代的艰苦，却对那段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时光人与人之间纯真质朴，无私无我的情义念念不忘。夕阳晚照，老人的面容无比安详。
如今，93岁高龄的她生活非常规律，解放后一直从事幼教事业的她虽然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对国家大事仍然非常关心。
“我有个堂弟在大连海军学院做教官，每次来，老太太都要认真地和人家讨论台湾陈水扁的问题。”临采访结束，陈剑戈的小儿子忍不住向记者透露了这个小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