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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段经历某些人,在事过经年之后,依然反复在你的梦中出现,那说明这段经历这些人对你有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在全体育的十年时光,无疑对我影响重大,刻骨铭心,虽不中亦不远也。
老北京有说法“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时至今日,这一说法依然有道理。比如长安街以南,南二环以北,可以说是核心城区,但国家部委也只有体育馆路的国家体育总局和菜市口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部分办公区。再具体点,有在夕照寺的中国足协,还有幸福大街路口麦当劳楼上的中国篮协。作为一个体育媒体集团,体坛自然也得处于这一地区。事实上,体坛的总部在湖南长沙,2002年搬来北京,之后扎根于广渠门内东花市白桥大街,从此再未走远。
2001年和2002年,是中国首次打入世界杯、八千足记闹神州的时代,体育媒体无比辉煌的时代。得益于体坛,长沙成为了很多体育媒体江湖传说和传奇的发源地。但有趣的是,我在体坛工作了十年,从未去过长沙,我认为这是一项纪录,体坛集团内的独一份,堪称异数。
我和体坛的许多人,分享着一份共同的体坛初记忆。2002年的夏天,韩日世界杯,体坛在北外旁边包了一个网吧,几十个北大和北外的学生在那里为体坛实习。听着国歌声在世界杯赛场响起,激动得浑身鸡皮疙瘩;喝着体坛提供的免费饮料,吹着空调,觉得很幸福;看着克韩老师闭关在屋里,奋笔如飞,没想到十年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是体坛十万字(每月)俱乐部的成员……
那批大学生中,很多就此加入了体坛,开始分享在白桥的生活。之所以叫做“遗梦”,并没有lost的意思,而是指有太多年轻人了,刚加入的毕业生们年轻,体坛的元老们也很年轻,到处洋溢着荷尔蒙的气息,飘荡着梦想和憧憬。蠢蠢欲动,飘飘荡荡,十年过去,所有人都老了十岁,梦醒了,又睡了。
2003年《全体育》创刊,我来到了白桥。那是一栋居民楼,体坛买了几层,作为办公区也作为宿舍区。人的记忆很逗,对于事情记得的大都是一些细节,而时间越久,细节一层层过滤,剩下的细节都是最痛苦或者最好玩的。我记得的有这么几个:电击。体坛的门把手都是带电的,尤其是冬天。所以每次推门,都会被电得一激灵,提神醒脑。搞笑的是,门把手带电,但却经常跳闸,这也成为了短暂的黑暗休息;咆哮。又一天熬夜到凌晨,楼下的一位母亲冲到体坛办公室,嘶吼着要体坛领导出来对质,因为他儿子白天要考试,而体坛的年轻人们依然在噪音十足地工作;房价。第一次和女友从白桥走到崇文门新世界,女友诧异地问我怎么来这个鬼地方工作。身边是胡同,脚下是烂泥,一片黑漆漆的。没过几年,胡同就全都变成了小区。当时体坛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得起身边一平米的房子,也就是六七千的样子,而现在这里已是5万。记者编辑们生活在房地产商的金矿上,却做着利最薄的平面媒体行当,以内心的慌张凄然见证着这个时代,倒也很得其所。
但以人物来回忆白桥“遗梦”,却很清晰,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人还混在这个圈子里,而且混得不错。颜强,《全体育》第一任主编,每次看到编辑们枯坐,就轰大家出门,换换脑子。每次清样的早上,带大家去簋街吃饭。他现在是网易副总编,我猜他也很少去簋街吃饭了;黄庆,《全体育》的编辑部主任,前几年的杂志主要出自他手下,如今《高尔夫大师》的总编辑,我猜他的高尔夫打得依然不是很好;蔡巍,我当时写了一篇讲运动鞋的专栏,于是他赤裸上身,脖子上挂着一双破球鞋,摆拍了专栏配图。他如今是《扣篮》总编辑,可惜不是詹姆斯,导致那张图片依然卖不出好价钱;齐晶,现在的《扣篮》广告总监。记得那时杨毅每周都来找他,拎着一个黑色文件包,反复请求齐晶赶紧帮忙出那本姚明自传;苏群,不是《全体育》的,却是我的邻桌,永远自带碗筷吃饭,很讲究。当时他的对面坐着孟晓琦,现在两人执掌《篮球先锋报》,我猜他们依然坐在一起……
张路平说,《全体育》具有极强的繁殖力,很多杂志都是由《全体育》试水,成功后独立,顺便从《全体育》调走一两个小编做总编、副总编,对此我很赞同。新一代的《全体育》编辑们,加油吧。
直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前,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躁动的奥运梦想中。《全体育》创刊于2003年,作为一本综合体育杂志,短期目标是雅典奥运会,中期目标是北京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之前,我们挖掘出了刘翔,在酒店的房间里和年轻的刘翔轻松地聊天、拍照。雅典飞人功成,自此他身边被构筑起的壁垒就越来越厚重,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剧情也就不再是偶然。而到了北京奥运会之前,奥运情结达到顶峰。甚至很多体坛人都在宣告,奥运会之后就不干这行了,转行去做点生意之类的。当然,他们大都食言了,还在这个圈子里兢兢业业。我明白他们的心情,他们都已经预见到了北京奥运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顶峰。
北京奥运会也是《全体育》的一个顶峰,我不是指业绩,业绩可以超过;而是那种气氛,估计此生难得再体会。北京奥运会的初夜,张路平老师组织大家集体看了开幕式。在大脚印踏上北京城时,他就认为这届奥运会成了。调子定下,他每天都在催我们少看点比赛,多做点版。他焦虑,因为奥运期间,杂志出旬刊。而年轻的编辑们自然想的是多看点比赛,少做点版。北京奥运会,《全体育》人很振奋,但也很累。抱着头冥思苦想,低下头心中悲苦,一次次地晚睡早起。
我发现自己潜意识里不太愿意回忆奥运时光,可能一是大脑不太喜欢回忆辛苦的时候,而是喜欢回忆愉悦,二是那时忙得昏天黑地,很多事情根本没来得及记住。要想知道细节,得问问贺崇炜。那时他刚从人大毕业,他对《全体育》的初记忆自然比我混杂的记忆清楚。但每次看到那本《从雅典到北京》的巨著,我就满心欢喜,转而五味杂陈。与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合作,800多页的浩瀚巨著,详解了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现代奥运史,图片前所未有地丰富而且美观。这本书从2007年开始编纂,张路平带队,那一年的中秋节、圣诞节、元旦、元宵节、劳动节等的夜晚我们基本都在做这本书。不敢说呕心沥血,但却是做到要吐了。
张路平说,这本书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从雅典到伦敦》、《从雅典到里约》……我相信他会做的,而我们所有做过那本书的小编们,哪怕已经成了老编,也会乐意帮他做的。奥运都百多年了,不在意再加上一两个四年。而编辑们做了那么多期刊,总得留本巨著,证明自己存在过。 一个好单位,应该是一个处于上升期、有着积极的气氛、气氛简单、员工们轻松愉快的地方。《全体育》作为一本人丁不多的杂志,做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对此,每个人都很感激。
杂志一期接着一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每个月都有那么痛苦的几天。但女孩子会逐渐长大,会为人妻为人母,这每月的痛苦会有意义。而《全体育》也得像女孩子一样,不断成长。先是100期纪念,然后是十年纪念,而每次纪念,都是一次再出发。
北京奥运会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主办过奥运会了,奥运会金牌榜也第一了,接下来该做什么?三大球依然低迷,国民身体素质继续滑坡,到底该怎么做?媒体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门户网站越做越大,手持终端不断翻新升级,各种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终于,在地铁里,再也没有人看报刊了,而是人手一个智能手机或者pad。于是,中国的平面媒体就尴尬了:尚未出现世界级的顶级报刊,整体行业尚未成熟,就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尚未给中国读者培养起好内容要付费的习惯,尚未给好内容争取到足够的版权保护机制,就面临着免费才能生存的压力。碎片化的免费快速资讯,是多么符合中国国情和阅读习惯!而由平面媒体自身发起的数字出版或者新媒体尝试,完全不符合互联时代的创业套路,以老思路来做新事情,难于上青天。
啰嗦了这么多,只因为这关系到道路的选择。所有这些啰嗦,《全体育》的同事们都思考到了,而且达成了共识:不出意外,中国的各种报纸、所有的报纸,都将迎来不可避免的衰败,甚至是加速度坠落。好的杂志可以存活,甚至可以活得不错。但这种活法注定是积极的、动态的,编辑部完全露天,与市场、时事和受众实时互动。杂志必须拥有自己的资源,拥有媒体资源以外的王牌资源,而不仅仅是去报道别人的东西。那种静态的、关门做版的杂志,早已死去。
作为中国市场化历史最长的综合体育杂志,《全体育》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就一直在探索动态地活着。不断地改版,不断地尝试新的经营方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跑者世界》创刊成功。从《全体育》里一个时不时出现的内容,到固定栏目、到固定板块,再到副刊,最后独立出刊,成为大家新的宝贝。张路平和《跑者世界》执行主编晏懿赴美国考察学习,更是确定了杂志应该怎样做、怎样活。《全体育》的路会越走越宽。
十年一梦。在中国,在北京,在白桥,或许有人在十年前已经看到了十年后的自己,但没有人能在十年前看到十年后的环境变迁。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凡事尚未真正兴起,就已成过往。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继续做梦,继续前行。
老北京有说法“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时至今日,这一说法依然有道理。比如长安街以南,南二环以北,可以说是核心城区,但国家部委也只有体育馆路的国家体育总局和菜市口的新闻出版总署的部分办公区。再具体点,有在夕照寺的中国足协,还有幸福大街路口麦当劳楼上的中国篮协。作为一个体育媒体集团,体坛自然也得处于这一地区。事实上,体坛的总部在湖南长沙,2002年搬来北京,之后扎根于广渠门内东花市白桥大街,从此再未走远。
2001年和2002年,是中国首次打入世界杯、八千足记闹神州的时代,体育媒体无比辉煌的时代。得益于体坛,长沙成为了很多体育媒体江湖传说和传奇的发源地。但有趣的是,我在体坛工作了十年,从未去过长沙,我认为这是一项纪录,体坛集团内的独一份,堪称异数。
我和体坛的许多人,分享着一份共同的体坛初记忆。2002年的夏天,韩日世界杯,体坛在北外旁边包了一个网吧,几十个北大和北外的学生在那里为体坛实习。听着国歌声在世界杯赛场响起,激动得浑身鸡皮疙瘩;喝着体坛提供的免费饮料,吹着空调,觉得很幸福;看着克韩老师闭关在屋里,奋笔如飞,没想到十年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是体坛十万字(每月)俱乐部的成员……
那批大学生中,很多就此加入了体坛,开始分享在白桥的生活。之所以叫做“遗梦”,并没有lost的意思,而是指有太多年轻人了,刚加入的毕业生们年轻,体坛的元老们也很年轻,到处洋溢着荷尔蒙的气息,飘荡着梦想和憧憬。蠢蠢欲动,飘飘荡荡,十年过去,所有人都老了十岁,梦醒了,又睡了。
2003年《全体育》创刊,我来到了白桥。那是一栋居民楼,体坛买了几层,作为办公区也作为宿舍区。人的记忆很逗,对于事情记得的大都是一些细节,而时间越久,细节一层层过滤,剩下的细节都是最痛苦或者最好玩的。我记得的有这么几个:电击。体坛的门把手都是带电的,尤其是冬天。所以每次推门,都会被电得一激灵,提神醒脑。搞笑的是,门把手带电,但却经常跳闸,这也成为了短暂的黑暗休息;咆哮。又一天熬夜到凌晨,楼下的一位母亲冲到体坛办公室,嘶吼着要体坛领导出来对质,因为他儿子白天要考试,而体坛的年轻人们依然在噪音十足地工作;房价。第一次和女友从白桥走到崇文门新世界,女友诧异地问我怎么来这个鬼地方工作。身边是胡同,脚下是烂泥,一片黑漆漆的。没过几年,胡同就全都变成了小区。当时体坛绝大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得起身边一平米的房子,也就是六七千的样子,而现在这里已是5万。记者编辑们生活在房地产商的金矿上,却做着利最薄的平面媒体行当,以内心的慌张凄然见证着这个时代,倒也很得其所。
但以人物来回忆白桥“遗梦”,却很清晰,因为那里的大多数人还混在这个圈子里,而且混得不错。颜强,《全体育》第一任主编,每次看到编辑们枯坐,就轰大家出门,换换脑子。每次清样的早上,带大家去簋街吃饭。他现在是网易副总编,我猜他也很少去簋街吃饭了;黄庆,《全体育》的编辑部主任,前几年的杂志主要出自他手下,如今《高尔夫大师》的总编辑,我猜他的高尔夫打得依然不是很好;蔡巍,我当时写了一篇讲运动鞋的专栏,于是他赤裸上身,脖子上挂着一双破球鞋,摆拍了专栏配图。他如今是《扣篮》总编辑,可惜不是詹姆斯,导致那张图片依然卖不出好价钱;齐晶,现在的《扣篮》广告总监。记得那时杨毅每周都来找他,拎着一个黑色文件包,反复请求齐晶赶紧帮忙出那本姚明自传;苏群,不是《全体育》的,却是我的邻桌,永远自带碗筷吃饭,很讲究。当时他的对面坐着孟晓琦,现在两人执掌《篮球先锋报》,我猜他们依然坐在一起……
张路平说,《全体育》具有极强的繁殖力,很多杂志都是由《全体育》试水,成功后独立,顺便从《全体育》调走一两个小编做总编、副总编,对此我很赞同。新一代的《全体育》编辑们,加油吧。
直到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前,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躁动的奥运梦想中。《全体育》创刊于2003年,作为一本综合体育杂志,短期目标是雅典奥运会,中期目标是北京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之前,我们挖掘出了刘翔,在酒店的房间里和年轻的刘翔轻松地聊天、拍照。雅典飞人功成,自此他身边被构筑起的壁垒就越来越厚重,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剧情也就不再是偶然。而到了北京奥运会之前,奥运情结达到顶峰。甚至很多体坛人都在宣告,奥运会之后就不干这行了,转行去做点生意之类的。当然,他们大都食言了,还在这个圈子里兢兢业业。我明白他们的心情,他们都已经预见到了北京奥运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顶峰。
北京奥运会也是《全体育》的一个顶峰,我不是指业绩,业绩可以超过;而是那种气氛,估计此生难得再体会。北京奥运会的初夜,张路平老师组织大家集体看了开幕式。在大脚印踏上北京城时,他就认为这届奥运会成了。调子定下,他每天都在催我们少看点比赛,多做点版。他焦虑,因为奥运期间,杂志出旬刊。而年轻的编辑们自然想的是多看点比赛,少做点版。北京奥运会,《全体育》人很振奋,但也很累。抱着头冥思苦想,低下头心中悲苦,一次次地晚睡早起。
我发现自己潜意识里不太愿意回忆奥运时光,可能一是大脑不太喜欢回忆辛苦的时候,而是喜欢回忆愉悦,二是那时忙得昏天黑地,很多事情根本没来得及记住。要想知道细节,得问问贺崇炜。那时他刚从人大毕业,他对《全体育》的初记忆自然比我混杂的记忆清楚。但每次看到那本《从雅典到北京》的巨著,我就满心欢喜,转而五味杂陈。与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合作,800多页的浩瀚巨著,详解了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现代奥运史,图片前所未有地丰富而且美观。这本书从2007年开始编纂,张路平带队,那一年的中秋节、圣诞节、元旦、元宵节、劳动节等的夜晚我们基本都在做这本书。不敢说呕心沥血,但却是做到要吐了。
张路平说,这本书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从雅典到伦敦》、《从雅典到里约》……我相信他会做的,而我们所有做过那本书的小编们,哪怕已经成了老编,也会乐意帮他做的。奥运都百多年了,不在意再加上一两个四年。而编辑们做了那么多期刊,总得留本巨著,证明自己存在过。 一个好单位,应该是一个处于上升期、有着积极的气氛、气氛简单、员工们轻松愉快的地方。《全体育》作为一本人丁不多的杂志,做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对此,每个人都很感激。
杂志一期接着一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每个月都有那么痛苦的几天。但女孩子会逐渐长大,会为人妻为人母,这每月的痛苦会有意义。而《全体育》也得像女孩子一样,不断成长。先是100期纪念,然后是十年纪念,而每次纪念,都是一次再出发。
北京奥运会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主办过奥运会了,奥运会金牌榜也第一了,接下来该做什么?三大球依然低迷,国民身体素质继续滑坡,到底该怎么做?媒体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门户网站越做越大,手持终端不断翻新升级,各种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终于,在地铁里,再也没有人看报刊了,而是人手一个智能手机或者pad。于是,中国的平面媒体就尴尬了:尚未出现世界级的顶级报刊,整体行业尚未成熟,就面临着新媒体的冲击;尚未给中国读者培养起好内容要付费的习惯,尚未给好内容争取到足够的版权保护机制,就面临着免费才能生存的压力。碎片化的免费快速资讯,是多么符合中国国情和阅读习惯!而由平面媒体自身发起的数字出版或者新媒体尝试,完全不符合互联时代的创业套路,以老思路来做新事情,难于上青天。
啰嗦了这么多,只因为这关系到道路的选择。所有这些啰嗦,《全体育》的同事们都思考到了,而且达成了共识:不出意外,中国的各种报纸、所有的报纸,都将迎来不可避免的衰败,甚至是加速度坠落。好的杂志可以存活,甚至可以活得不错。但这种活法注定是积极的、动态的,编辑部完全露天,与市场、时事和受众实时互动。杂志必须拥有自己的资源,拥有媒体资源以外的王牌资源,而不仅仅是去报道别人的东西。那种静态的、关门做版的杂志,早已死去。
作为中国市场化历史最长的综合体育杂志,《全体育》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就一直在探索动态地活着。不断地改版,不断地尝试新的经营方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跑者世界》创刊成功。从《全体育》里一个时不时出现的内容,到固定栏目、到固定板块,再到副刊,最后独立出刊,成为大家新的宝贝。张路平和《跑者世界》执行主编晏懿赴美国考察学习,更是确定了杂志应该怎样做、怎样活。《全体育》的路会越走越宽。
十年一梦。在中国,在北京,在白桥,或许有人在十年前已经看到了十年后的自己,但没有人能在十年前看到十年后的环境变迁。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凡事尚未真正兴起,就已成过往。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做的只是继续做梦,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