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百年，我们“以俄为师”“以苏联为榜样”，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奋斗目标，走过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康庄“大道”。沧海桑田，历史的变革如同白云一样从我们头顶飘过。尽管我们向往俄苏的激情已经消失殆尽，但其潜在的影响确如草灰蛇线，伏脉千里。我们势利地睥睨冷落自己曾经的俄苏情怀，历史记忆与文化常识也被截然切断，殊不知历史已经参与到现实中来，成为现实担负不起的历史负累。金雁先生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以下简称《倒转红轮》）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思想和观念切入，回溯百年以来俄罗斯的命运历程，既是在解答自己研究俄罗斯历史的疑惑，也是镜鉴反思中国这位虔诚而忠实的学生的历史命运。
　　按梁漱溟先生的观点，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学术中人和问题中人。我尊重学术中人，更敬重问题中人。金雁先生显然属于问题中人，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关怀。她研究的领域，从问题出发，受内心驱使，“著书不肯为人忙”。尽管她研究的对象不是时髦的学术问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倒转红轮》就是这样一部受“内心探寻驱使”的思考结晶和学术巨著。
　　《倒转红轮》全书问题的展开，聚焦于作者几十年研究俄罗斯历史总结的“俄国史中的几大怪”：农奴身份很难猜；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地主、军人分不开；知识分子爱捣蛋；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人逃亡在外；总有人喜欢向后看；企业家支持反对派等。围绕这些问题，金雁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入手，由近溯远，披沙拣金，探幽阐微，如剥笋解茧，破解俄罗斯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斯之谜”。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说法，俄罗斯是矛盾的、无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但在金雁的如椽大笔和缜密逻辑的分析之下，一切明晰可见。我们洞悉了俄国农奴因为直接统治者是领主，原则上不和国家发生关系，因而不像中国的部曲、私属和佃客，只缴租而不纳税；俄国农民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威权充满虔敬和信任，因而他们的革命不像中国的农民革命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思想和心灵的反对派，将“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他们爱忏悔，不是天主教的悄声向神父一人忏悔，而是大声当众说出自己的罪行。这与中国知识阶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入世情结截然不同。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执著的不屈从世俗的精神信仰，有诚恳的宗教忏悔精神，有悲天悯人的敬畏之心，因而即使在“红轮”碾过的专制高压时期，也涌现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等伟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作者以高尔基为个案，揭示了其从反专制的“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心灵挣扎和灵魂蜕变，使我们看到了权势和利益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挤压和腐蚀。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加乔夫说，在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智慧而在心灵。高尔基抛弃了这个伟大的传统，因而他如自己所言，由“普罗米修斯”变成了“流氓”。
　　《倒转红轮》也在反思激进革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认知“归零”之后带来的巨大灾难。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解放过程也是伟大的善。但其有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具有使生活庸俗化的危险”——摆脱了精神自由、敬畏怜悯和正义同情，“把解放过程理解为自己的胜利，满足和满意”，导致了生活的庸俗化、浅薄化和市侩化。而这一切又是以特别幸福的名义。我们当年不也是这样吗？
　　400年前，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能不信乎 ？”金雁从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红轮》切入，举重若轻，博雅从容地打通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壁垒，爬梳俄罗斯百年的历史轨迹，直捣俄罗斯“思想引领者”的灵魂腹地，理清了我们曾经膜拜追随的“老大哥”的“斯芬克斯之谜”，为我们审视中国近代史和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了深刻而宝贵的参照。繁华落尽，严冬必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探索、迷茫、痛苦和遭受的境遇，我们已经遇到或者将要遇到。反观审视他们的心路历程，将会使我们的思考更为深入。如果我们能如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坚持住自己的独立和信仰，那么最高的力量仍然存在而没有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