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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易斯拐点”预示一国将经历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转型过程。 本文通过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分析，证实了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2004年开始显现出的“民工荒”的事实。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工荒”浪潮并未能形成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并未能出现与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转型。从根本上讲，我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104-10
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年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1]。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只能获得相对较低、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
由于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广泛的雇佣关系，农民作为劳动力其收入主要从农业家庭经营中获得，为表达方便，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等同于家庭经营收入。，而且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城市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且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高于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从而城市工业部门能得到所需的由农村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但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最终将会被吸收光，将呈现农村劳动力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在农业内部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中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为相同概念。
由过剩到短缺、劳动力工资由一成不变到不断上升的态势。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变是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则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曾在1979年预言：“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每年增长3%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2]。”然而，我国“民工荒”现象自2004年在沿海局部地区出现，近年来更是蔓延至一些中西部地区。当今我国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紧缺的图景完全颠覆了刘易斯当年的预测，这是否意味刘易斯错了呢？如果刘易斯没错，那怎么解释我国的“民工荒”浪潮？“民工荒”是否意味着我国真正跨越了“刘易斯拐点”？
一、文献综述
“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在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往往等同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的问题。对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通过直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求数量上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尽枯竭，尽管分析得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的事实[3～6]；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还大量存在，我国只是处在向“刘易斯拐点”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7～9]。其二是，通过对比由于劳动力稀缺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差异来说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工资在 2005 年以来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相伴随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10～12]，有学者从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态势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关联性角度[13]，有学者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到正的变化视角[14]，还有学者通过我国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新态势[15]，得出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结论。但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非熟练工人平均每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负数或零[16]，我国还未出现同期韩国、日本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一些特征[17]，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国还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存在较大争议。刘易斯只是描绘了“刘易斯拐点”出现时的特征，并没有告知其出现的衡量标准。因此，判断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还必须仔细研读“刘易斯拐点”的内涵，找到“刘易斯拐点”的最本质含义。
二、“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建立了二元经济经典模型，但只是粗略勾勒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图景，而对“刘易斯拐点”的详尽分析则是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重要贡献。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18]，其构建的模型（一般被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为刘-拉-费模型）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在图1中，CD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Or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Oc表示城市工业部门雇佣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在不考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W*）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获得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W1），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涌向城市，进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N1N2部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W1）。城市的工业部门遵循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的数量（OcL1）由固定工资水平（W*）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M1N1）的交点决定，从而农村劳动力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力（OrL1）停留在农业内部就业，一部分劳动力（OcL1）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由M1N1逐步上升到M2N2，被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也由OcL1上升到OcL2，由此，一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N2N3）。
而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N2点则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其对应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水平为OcL2。在这一阶段，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将会得到延续，但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状，而是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这一变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只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农村就业人员获得的工资会高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固定工资水平（W*），相对于第一阶段（N1N2），在农民数量减少的基础上，第二阶段（N2N3）的城乡收入差距
在刘-拉-费模型中，考察的是农民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就业收入的差距，因为在城市就业的居民的劳动收入主要通过工资性的收入表现出来，因此，为了表达方便，后面直接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等同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并最终在N3点趋于一致。N3点则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由此，经济发展越过N3点的N3W*部分则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城乡差别已经消失，并且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表现出相同的稀缺性，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呈现一一对应的同步上升态势。
由此可见，刘-拉-费模型将“刘易斯拐点”进一步分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进一步来看，“刘易斯拐点”（不管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关注了两个主题。其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的供求问题。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之间，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在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农村就业人口工资呈现上涨态势。“刘易斯第二拐点”则是城乡一体化后，劳动力整体短缺的描绘。其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刘-拉-费模型中，在“刘易斯第一拐点”未到来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稳定在一个固态水平（W*-W1）；在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仍稳定在W*水平，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上升至W2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在“刘易斯第二拐点”以后真正消失。而且在刘-拉-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就业人口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整同步的过程。具体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呈现三个阶段（由OcL1上升到OcL2为第一阶段，由OcL2上升到OcL3为第二阶段，OcL3到OcOr为第三阶段），而与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于W*- W1、小于W*-W1、0）则呈现阶段性的下降。
在刘-拉-费模型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使经济转型、“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手段，而且，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从这种意义来看，两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如果仅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核心指标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则从根本上忽略了“刘易斯拐点”需要表达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核心目的。因为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本质上是描述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判断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其一，我国农业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否呈现短缺状态；其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时期呈现明显缩小的态势；其三，在前面两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灭后，与之相匹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不断缩小的动态变化。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剩余劳动力的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决定，并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时，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将会相等。当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反过来说，当劳动力价格小于、等于或者大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供需状况分别对应的是供给过剩、需求平衡、供给不足三种情况。对一国来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
由此可见，我国只是出现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进一步来说，“刘易斯拐点”的本质在于刻画经济转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显然，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否定了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结论。
五、对“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反思
我国城市既出现了诸如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等与“刘易斯拐点”相符合的基本特征，也出现了诸如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等背离“刘易斯拐点”的现象。由此就引出几个问题：作为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什么我国发展的实际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这是否意味“刘易斯拐点”的分析本身存在缺陷？抑或是“刘易斯拐点”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遇到“水土不服”的窘境？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我国“民工荒”、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刘易斯拐点”预示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的人均劳动效率也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的演变路径，但刘-拉-费模型中的这一分析结论蕴含着几个严格的假设条件。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建立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调整存在时滞的基础上。在刘-拉-费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劳动力工资稳定在固定水平的时间相对较短。这也暗含着一种推论：在“刘易斯第一拐点”未出现时，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将客观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刘-拉-费模型的研究逻辑就必然存在一个较长期的“大部分农民相对贫困式”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鸿沟”。 第二，刘-拉-费模型遵循的是工业和农业非平衡发展的逻辑。在刘-拉-费模型中，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部门是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托达罗（Todaro）就曾经批评刘-拉-费模型中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在其模型中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21]。从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农民工严重过剩，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更快发展最有力的支撑。在假定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存在能支撑更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存在“路径依赖”的惯性。
第三，农村劳动力同质化假设。在刘-拉-费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两种不同的类型，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差别却被抽象掉。这也就是说，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是同质化的。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本身存在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在刘-拉-费模型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异质化这一假设，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城市工业部门能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有限。要获得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将是
具备较高技能水平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精英能率先在竞争中获得城市就业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弃耕厌耕思想的日益严重。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精英主体”的流失，使农业自身发展面临人才“空心化”的危机，进而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等问题[22～23]。支撑农业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后，农业生产效率落后、城市工业高速发展的趋势在累积循环中得到强化，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刘易斯拐点”解释的是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演变，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同步转变过程。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却造就了农民工这一特殊性群体。我国农民工劳动力是拥有农民的身份而在城市就业的群体，其工资收入还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介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据此，包小忠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由城市制度工资率（W*）、农民工的工资水平（W2）、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等方面带来的流动成本（B）和纯农业劳动收入（W1）等几个变量共同决定[24]。当拐点出现时，城乡之间劳动力就业存在一种平衡，即存在W2-B=W1这一恒等式。而在跨越拐点以后，当B不变时，W1的上升会对W2的上升形成倒逼机制。而当W2无法调整时或者是W2上升的幅度低于W1上升的幅度时，农民工就只能对B值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劳动力由东部沿海向内地、由大中城市向乡镇、由城市就业向农村创业等方面的逆向流动。我国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大于外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年均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向地级市转移的比重逐步提高等事实[25]也从经验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
我国53.7%的城镇化率[26]以及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我国的劳动力远未到枯竭的程度。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民工荒”现象，则为农民市民化的顺向流动提供了一种思路。一方面，农民市民化能遏制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民工荒”蔓延的态势，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使得农民工直接节约了成本B，农民工变向增加了收入，必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农民市民化与“刘易斯拐点”最核心的政策含义相一致：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于尽量减少农民。
六、结论
较多的国内外研究在判断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上呈现迥然不同的答案。正因为存在众说纷纭的结论，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相关理论来判断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将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分别估算，我们发现：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同时，城市劳动力的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2004年左右出现，这与我国出现“民工荒”的时间点是高度吻合的。但不能由此判断我国就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在刘-拉-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不断被市民化同步的过程。但我国当今实践却与这一理论设想背道而驰，为此我们需要对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刘易斯拐点”重新审视和反思，并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民工荒”等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由我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由城市工业部门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惯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是介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我国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同步过程，“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可以看成是农民工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对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抗争。农民市民化既是当今缩小城乡差距最有力的手段，也能为我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只有有效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市民化、工农业协调发展等问题，才能真正回归到“刘易斯拐点”的最本质要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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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武 玉，方 志]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
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104-10
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年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1]。在文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只能获得相对较低、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
由于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并不存在广泛的雇佣关系，农民作为劳动力其收入主要从农业家庭经营中获得，为表达方便，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工资等同于家庭经营收入。，而且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城市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且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获得的工资高于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从而城市工业部门能得到所需的由农村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但随着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最终将会被吸收光，将呈现农村劳动力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在农业内部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本文中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为相同概念。
由过剩到短缺、劳动力工资由一成不变到不断上升的态势。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变是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则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曾在1979年预言：“由于缺乏物质力量抑制农村人口迁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每年增长3%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在现代工业部门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2]。”然而，我国“民工荒”现象自2004年在沿海局部地区出现，近年来更是蔓延至一些中西部地区。当今我国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紧缺的图景完全颠覆了刘易斯当年的预测，这是否意味刘易斯错了呢？如果刘易斯没错，那怎么解释我国的“民工荒”浪潮？“民工荒”是否意味着我国真正跨越了“刘易斯拐点”？
一、文献综述
“刘易斯拐点”描述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在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往往等同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的问题。对于判断一国农业部门劳动力是否过剩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通过直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求数量上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一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尽枯竭，尽管分析得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但都承认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显现的事实[3～6]；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在我国农村还大量存在，我国只是处在向“刘易斯拐点”迈进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7～9]。其二是，通过对比由于劳动力稀缺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差异来说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学者基于农民工工资在 2005 年以来出现大幅度上升以及相伴随的农民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10～12]，有学者从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态势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直接关联性角度[13]，有学者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由负到正的变化视角[14]，还有学者通过我国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新态势[15]，得出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结论。但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非熟练工人平均每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负数或零[16]，我国还未出现同期韩国、日本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一些特征[17]，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国还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对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存在较大争议。刘易斯只是描绘了“刘易斯拐点”出现时的特征，并没有告知其出现的衡量标准。因此，判断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还必须仔细研读“刘易斯拐点”的内涵，找到“刘易斯拐点”的最本质含义。
二、“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及判断标准
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建立了二元经济经典模型，但只是粗略勾勒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图景，而对“刘易斯拐点”的详尽分析则是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和费景汉的重要贡献。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经典模型进行了拓展[18]，其构建的模型（一般被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简称为刘-拉-费模型）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在图1中，CD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Or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Oc表示城市工业部门雇佣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在不考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获得的工资（W*）高于在农业部门就业获得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W1），农村人口就会不断涌向城市，进而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N1N2部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工资水平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水平（W1）。城市的工业部门遵循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的数量（OcL1）由固定工资水平（W*）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M1N1）的交点决定，从而农村劳动力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力（OrL1）停留在农业内部就业，一部分劳动力（OcL1）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由M1N1逐步上升到M2N2，被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也由OcL1上升到OcL2，由此，一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N2N3）。
而连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N2点则是“刘易斯第一拐点”，其对应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水平为OcL2。在这一阶段，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将会得到延续，但由于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状，而是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这一变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并不只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农村就业人员获得的工资会高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W1），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仍停留在固定工资水平（W*），相对于第一阶段（N1N2），在农民数量减少的基础上，第二阶段（N2N3）的城乡收入差距
在刘-拉-费模型中，考察的是农民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就业收入的差距，因为在城市就业的居民的劳动收入主要通过工资性的收入表现出来，因此，为了表达方便，后面直接将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等同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并最终在N3点趋于一致。N3点则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由此，经济发展越过N3点的N3W*部分则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城乡差别已经消失，并且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表现出相同的稀缺性，城市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呈现一一对应的同步上升态势。
由此可见，刘-拉-费模型将“刘易斯拐点”进一步分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进一步来看，“刘易斯拐点”（不管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关注了两个主题。其一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的供求问题。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之间，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换言之，城市工业部门在吸纳农村人口的同时，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提升，农村就业人口工资呈现上涨态势。“刘易斯第二拐点”则是城乡一体化后，劳动力整体短缺的描绘。其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刘-拉-费模型中，在“刘易斯第一拐点”未到来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被稳定在一个固态水平（W*-W1）；在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仍稳定在W*水平，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上升至W2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在“刘易斯第二拐点”以后真正消失。而且在刘-拉-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就业人口及城乡收入差距的调整同步的过程。具体而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呈现三个阶段（由OcL1上升到OcL2为第一阶段，由OcL2上升到OcL3为第二阶段，OcL3到OcOr为第三阶段），而与之相对应的城乡收入差距（等于W*- W1、小于W*-W1、0）则呈现阶段性的下降。
在刘-拉-费模型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使经济转型、“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手段，而且，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从这种意义来看，两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如果仅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核心指标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则从根本上忽略了“刘易斯拐点”需要表达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核心目的。因为刘易斯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本质上是描述一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判断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其一，我国农业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否呈现短缺状态；其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在一定时期呈现明显缩小的态势；其三，在前面两个条件满足的前提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灭后，与之相匹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不断缩小的动态变化。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剩余劳动力的解读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决定，并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一致时，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将会相等。当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时，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反过来说，当劳动力价格小于、等于或者大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供需状况分别对应的是供给过剩、需求平衡、供给不足三种情况。对一国来说，劳动力是否过剩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反映出来。这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程度是与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一对应的映射。
由此可见，我国只是出现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一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进一步来说，“刘易斯拐点”的本质在于刻画经济转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态势，显然，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直接否定了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结论。
五、对“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反思
我国城市既出现了诸如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等与“刘易斯拐点”相符合的基本特征，也出现了诸如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等背离“刘易斯拐点”的现象。由此就引出几个问题：作为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什么我国发展的实际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这是否意味“刘易斯拐点”的分析本身存在缺陷？抑或是“刘易斯拐点”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遇到“水土不服”的窘境？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我国“民工荒”、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
首先，“刘易斯拐点”预示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的人均劳动效率也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的演变路径，但刘-拉-费模型中的这一分析结论蕴含着几个严格的假设条件。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建立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和农业部门工资调整存在时滞的基础上。在刘-拉-费模型中，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农村劳动力工资稳定在固定水平的时间相对较短。这也暗含着一种推论：在“刘易斯第一拐点”未出现时，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将客观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按照刘-拉-费模型的研究逻辑就必然存在一个较长期的“大部分农民相对贫困式”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鸿沟”。 第二，刘-拉-费模型遵循的是工业和农业非平衡发展的逻辑。在刘-拉-费模型中，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部门是居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托达罗（Todaro）就曾经批评刘-拉-费模型中单纯通过劳动力的城乡间转移即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观点，在其模型中认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农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21]。从我国发展历程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但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农民工严重过剩，使得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形成城市工业部门的“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更快发展最有力的支撑。在假定农业生产部门效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存在能支撑更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存在“路径依赖”的惯性。
第三，农村劳动力同质化假设。在刘-拉-费模型中，劳动力被分为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两种不同的类型，而农村劳动力本身的差别却被抽象掉。这也就是说，在刘-拉-费模型中，农村劳动力是同质化的。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本身存在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在刘-拉-费模型中引入农村劳动力异质化这一假设，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城市工业部门能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有限。要获得城市有限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将是
具备较高技能水平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精英能率先在竞争中获得城市就业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如弃耕厌耕思想的日益严重。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精英主体”的流失，使农业自身发展面临人才“空心化”的危机，进而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等问题[22～23]。支撑农业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后，农业生产效率落后、城市工业高速发展的趋势在累积循环中得到强化，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次，“刘易斯拐点”解释的是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演变，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也是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同步转变过程。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却造就了农民工这一特殊性群体。我国农民工劳动力是拥有农民的身份而在城市就业的群体，其工资收入还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介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据此，包小忠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由城市制度工资率（W*）、农民工的工资水平（W2）、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等方面带来的流动成本（B）和纯农业劳动收入（W1）等几个变量共同决定[24]。当拐点出现时，城乡之间劳动力就业存在一种平衡，即存在W2-B=W1这一恒等式。而在跨越拐点以后，当B不变时，W1的上升会对W2的上升形成倒逼机制。而当W2无法调整时或者是W2上升的幅度低于W1上升的幅度时，农民工就只能对B值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劳动力由东部沿海向内地、由大中城市向乡镇、由城市就业向农村创业等方面的逆向流动。我国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大于外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年均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向地级市转移的比重逐步提高等事实[25]也从经验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
我国53.7%的城镇化率[26]以及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我国的劳动力远未到枯竭的程度。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民工荒”现象，则为农民市民化的顺向流动提供了一种思路。一方面，农民市民化能遏制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民工荒”蔓延的态势，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使得农民工直接节约了成本B，农民工变向增加了收入，必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农民市民化与“刘易斯拐点”最核心的政策含义相一致：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于尽量减少农民。
六、结论
较多的国内外研究在判断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上呈现迥然不同的答案。正因为存在众说纷纭的结论，利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相关理论来判断我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将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对城乡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分别估算，我们发现：我国农业内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同时，城市劳动力的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2004年左右出现，这与我国出现“民工荒”的时间点是高度吻合的。但不能由此判断我国就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在刘-拉-费模型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民不断被市民化同步的过程。但我国当今实践却与这一理论设想背道而驰，为此我们需要对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刘易斯拐点”重新审视和反思，并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民工荒”等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由我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由城市工业部门享受巨大的“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体制下城市工业部门优先发展的惯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民工是介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第三种劳动力形式，我国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同步过程，“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可以看成是农民工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对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抗争。农民市民化既是当今缩小城乡差距最有力的手段，也能为我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只有有效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市民化、工农业协调发展等问题，才能真正回归到“刘易斯拐点”的最本质要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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