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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在中游的风沙之区流过时，也许心疼这块儿风沙肆虐、干冷贫瘠的不毛之地上的生灵，因此给予特别眷顾，馈赠给他们河套平原，而后大套又是河套平原的掌上明珠。河套文明依傍着黄河走来，黄河之于河套儿女，恩泽深厚。
河套，又俗称“后大套”，她是黄河的“宠儿”。大自然以神奇的伟力，造就了后大套这块儿膏腴、豐美、厚实的“塞上江南”。
自古以来后大套以她独有的黄天厚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河套儿女。
后大套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故土。
河套儿女，无论走多远，这块儿沃土，永远是我们灵魂的港湾。我们喝着黄河水，吃着后套麦黍长大，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诚实厚道、豁达磊落、吃苦耐劳的特有品性，胸怀里奔腾的是自强不息、有容乃大的浩然正气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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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套是中华民族农牧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古以来，她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更替、文化交融，也见证了太多的地理变迁、气候更迭。
后大套的文明是两千多年来各民族兄弟姐妹共同开发、建设的结果。
战国以前，河套地区是游牧民族的疆域，先后在河套地区活跃的部落有荤粥、土方、鬼方、羌方、猃狁、林胡、娄烦、戎、狄、匈奴等。战国时，与河套毗邻的秦、魏都向北扩展领土，扩张至云中、九原等地区筑城戍边，垦田安土。秦汉统一后，都曾将匈奴驱赶到阴山以北，继续在河套地区实行军屯和移民政策。此时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迁入河套，在这里大面积地开垦农田。
西汉时期的河套已经变为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繁庶农耕之地。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河套地区总人口已达15.4万，仅朔方郡就有3438户，合计13.6万余人。《汉书·王莽传》载：“遗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以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公元前57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为争位而打打杀杀，后来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单于联合汉朝的力量，采取西汉友好之策略，接受西汉皇帝的册封，双方维持和平六十余年。连年的争战终于平息，河套地区终于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安稳局面，“昭君出塞”这一胡汉和亲的千古佳话就发生于此。
王莽执政后，一改汉朝与匈奴休戚与共的和亲政策，破坏了汉匈的友好关系，再次挑起了汉匈争端。东汉初期，匈奴侵扰不断，汉匈征战不停，双方你进我退，打打和和。公元48年春，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入居河套地区，汉匈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友好关系。政治和边防不稳，偏偏老天又来添乱，东汉时期恰逢气候连年干旱寒冷，致使毗邻河套的乌兰布和沙漠植被大量枯死，原来的固定沙丘变成流沙，滚滚东袭，以致逐渐淹没了黄河步道，使荒漠、草原向东移了90到100公里，侵扰了整个河套地区。
中原群雄割据，边关狼烟四起，天灾人祸最终造成河套地区农业废弃，人民逃亡，东汉末年人口与西汉中期相比减少了90%以上。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的400余年间，整个中国陷于分裂战乱中。这个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了16个政权。北方经济经过五胡长期侵扰后，到北朝时稍有转机。在整个北朝142年间，我国北方地区由十六国割据战乱，逐渐进入安定时期。拓跋鲜卑崛起于河套，建立北魏政权，在河套地区设置军镇和郡县，稍后又和柔然争战，河套地区仍然持续战祸。
隋唐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也标志着河套历史第二个周期的开始。这个时期，正当6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是我国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阶段。隋唐两朝重视河套地区边防，唐朝统治的289年间，始终保有河套，北边强族不得南入。这个阶段总体上讲，统一的国家休养生息，重视农耕，大兴水利，恢复了农牧业经济，出现了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北部边疆发生的民族争战，主要是和突厥、回鹘、吐蕃、党项、契丹之间进行的，河套地区首当其冲，注定摆脱不了战祸罹难。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由于战乱，河套地区人口减少，秦汉至唐初的垦田撂荒，农牧业衰退，河套地区经济再次走向衰落。
唐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由北方转至东南方，王朝多在南方建都，造成北部边防从西到东全线紧张。从公元10世纪中叶到明朝灭亡的650多年间，夏、宋、辽、金、蒙古在河套地区进行着不间断的、你死我亡的争夺战，除去元朝统一的一百年，其余时间，河套地区战祸连绵，造成的环境和经济双重破坏不可胜言。
元、明、清三代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如果从蒙古灭夏1227年到1911年算总共684年，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年份，河套地区都是在统一的政权管辖之下的。只是在明朝建立后不足百年，原来退到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入河套，展开了长达200年的搜套、争套、弃套、防套的“拉锯战”。
总而言之，河套地区近千年来饱受战争涂炭，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生态恶化和经济衰退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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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农业经济迎来的历史大转变，以及后大套农业经济再次崛起的大浪潮，是从清朝中期逐渐兴起的开渠治水、移民垦荒开始的。
黄河是后大套的创造之母，说到清朝中期农业水利的大开发，首先要了解黄河在这个时期的变迁情况。据《水经注》记载：黄河从西卓资山以西，呈东北向滚滚而来，自磴口西侧河流折而北上，经补隆淖西直至哈腾套海林场北，分出一支向地势低缓的东面流去，这一支历史上叫“南河”。黄河的主流继续北上，直到被阴山阻挡而东折，形成一支叫“北河”，即“乌加河故道”。北河沿狼山、白云常合山与乌拉山之间向东流，经包头的石门河与南河汇合。
后来黄河主河道一直往南变迁，在后套平原形成了7条黄河故道，这些故道经过大自然冲刷和人类150多年的开发治理，形成了南北宽200至300多里，东西长400至600多里的良田沃土。 道光30年（1850年），黄河北河因泥沙淤积而断流，原有的南北二河并做南河一流至今。北河断流这个自然大事件，绝对称得上是后大套地理、经济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她对后套自然资源形成和后来的土地开发、农业经济发展均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黄河在阴山南麓逶迤东流，气候和地理因素造成她多次决口和向南改道，长期以来形成许多湖泊和大面积的沼泽地。主流南移后，受气候因素影响地下水位下降，这些故道上的湖泊和沼泽地，逐渐缩小或风干变为待开发的肥田沃土。故道上自然形成和人工開发的沟渠河道，又为后来开渠引水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与此同时，内地由于水旱之灾连年频发，晋、冀、鲁、豫、陕、甘等周边省份的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为了活命纷纷进套谋生。由于人口众多，时间跨度长，一直以来为河套挖渠垦田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清朝时期对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领地范围划为蒙地，与汉族居地分而治之。清朝前期在蒙地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时期一度松弛。后来虽紧，但由于国力衰退，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之列强侵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廷的封禁政策在实际中被迫放宽。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也在暗中私自招垦，容留内地人开垦蒙地。
清廷公开放垦蒙地最具代表性的行动有两次：一是道光八年（1828年），特许开放后套缠金地（临河北及西）招商垦种的决定。二是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派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到绥远蒙西实行放垦蒙地的行动。从1828年至1903年的70多年中，后大套陆陆续续兴起了一些小规模的开渠制水、垦荒耕田的浪潮，而大规模的开发治理则是在清末贻谷办垦以后掀起的。
贻谷办垦在河套地区影响深远，其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判。由于国家强行赎买河套渠道和耕地，有利于统一灌溉管理，并对渠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护理，增加了灌溉面积，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不利的是触动了地商和蒙汉人民的利益，引发了抗垦斗争，激化了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大加剧了河套地区的生态破坏和土地沙漠化程度。
从秦汉时期延续至今的灌溉农业，一直是河套地区全部经济的依托。清末民国以来，后大套的劳动人民，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挖渠治水的劳动热潮。道光、咸丰时期，后套移民逐年增多，他们在利用黄河决口形成的天然渠道（塔布渠）、旧河道（乌加河）、天然壕沟（黄济渠）的基础上，进行疏浚、整治、开挖新渠道，开展大规模的引水灌溉。
从道光初到光绪末80多年间，多股地方商户在后套建成影响至今的水利根基和农业命脉“八大渠”。先有川人郭有元开渠放地，又有甄玉、侯应奎、王同春、郑田、杨姓等地方商户紧步于后。八大渠均为私人所开，光绪25年（1903年）贻谷放垦后收回归公，民国时由于管理不善，灌溉面积缩减。
在后大套众多开渠拓土的地商中，河北人王同春是最为著名和影响甚大的一个传奇式人物。
民国23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地理杂志上发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一文，文中介绍：“河套共有八大干渠，每渠周围数百里，他一个人就开辟了五个，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正是有了王同春等前辈的艰苦拓荒，后大套才由一个沙碱遍地、红柳漫野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一个糜子、小麦、高粱飘香的养人之地，王同春被河套老百姓尊为“河神”。
民国时期，建设开发后套地区的力量，还有晋军屯垦队和段绳武创办的移民垦殖新村。1932年，山西、绥远发布《失业军人垦殖优待办法》，选派1040人组成屯垦队。1934年，阎锡山的晋军屯垦队在后套地区设置垦区，专管屯垦事宜、在五原境内设两区八乡，垦丁每104人组成一个新农村，每一新村给地100至200顷，每村修寨驻墙使之成为军事据点。
民国22年冬至24年夏，引退下来的北洋军将领段绳武，组织冀、鲁、豫黄泛区灾民分四批330余户、1100多人移民到包头南海子和五原新公中（永利乡）两地，建成两大“河北新村”。这些移民垦殖荒野、建房筑舍，扎根在后套大地，成为开发后大套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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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套人民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入手，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是后大套经济的命脉，发展和振兴后套地区的经济活力，首要的任务是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那个时候，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后套灌溉农业的基础还十分脆弱，河渠治理和农田管理尚处在小、散、乱的低级阶段。由于长期处于民间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即无科学论证，又无统筹规划，更无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资保障，以致于所开渠道错综复杂，农田灌溉盲目粗放，水资源浪费严重，使用效率十分低下。
民国几十年的乱开乱垦、乱排乱放，终于致乌加河退水湮断，各大支干渠退水排不出去，渠水长时间积于渠道和田野，造成耕地盐碱化程度加剧，土壤肥力减退，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引以为豪的灌溉农业陷入困境。
解放后，为了彻底改变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基础功能落后的面貌，解决长期制约本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难题，英雄的巴彦淖尔人民在河套大地上，发起了两次可歌可泣、伟大壮阔的“挖渠战役”。
1958年11月15日，由两万多民工组成的第一批劳动大军开到黄河畔，打响了开挖主干渠的“第一枪”。1961年5月13日，黄河拦河大坝成功合龙。1967年6月，总干渠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实现全线贯通，黄河水从三盛公水利枢纽引至三湖河，全长230公里。
此次战役耗时十年，前后投入十多万劳动大军，在生产生活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冰雪斗严寒，手挖肩挑，日夜苦战，终于挖通总排干，使黄河水通过总干渠在河套灌区实现了可控调节和全域覆盖。工程使河套灌溉面积由354万亩发展到1026多亩，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8.26亿斤，跃升到现在的60亿斤。
第二次伟大战役是疏通和改造总排干。此次战役分两步完成：第一次是1956年，集中两万民工，对乌加河古旧渠道集中进行开挖改造，两年后实现通水。通水后经过十多年的使用，渠道的退水功能逐渐下降，不能满足全面退水的需要。第二次于1975年11月7日开始，在当时的盟委第一书记兼总指挥李贵的带领下，15万民工，从西起杭锦后旗太阳庙公社，东至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全程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疏通总排干的大会战。战役举全盟之力，采取人海战术挑灯夜战。各级领导身先士卒，靠前指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形成万众鏖战总排干的磅礴之势。此次战役只用了70多天就胜利完成，疏通全长248公里渠道，全部1150多万方工程土方，如果一方一方连接起来长达11500公里，可以从内蒙到海南岛铺个来回。
总排干疏通后，灌区排水量由1.5亿立方增加到4.97亿立方，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全盟粮食产量由1975年的40.4万吨，增加到1976年的49万吨，农民纯收入增加13%。
河套人民开挖总干渠和总排干的主体工程，基本都在冬春季农闲时间进行。劳动者们住泥棚、凉房、羊圈，啃窝头咽咸菜，在寒天冻地的工地上，冰冷刺骨的泥水中，硬是靠一把铁锹、一根扁担和一对箩筐，用血肉之躯担出了两条名扬史册的大干渠。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卓绝的苦干实干精神，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其光辉业绩与山河同在，与日月炳辉，她永远是激励后辈河套儿女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动力之源。
河渠水纵横，沃野土藏金，200年的时光，在茫茫的河套大地上，纵横的河渠融合了多少后套儿女的血汗。回望历史，抚今追昔，后大套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挖渠垦荒的奋斗史。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在中游的风沙之区流过时，也许心疼这块儿风沙肆虐、干冷贫瘠的不毛之地上的生灵，因此给予特别眷顾，馈赠给他们河套平原，而后大套又是河套平原的掌上明珠。河套文明依傍着黄河走来，黄河之于河套儿女，恩泽深厚。
河套，又俗称“后大套”，她是黄河的“宠儿”。大自然以神奇的伟力，造就了后大套这块儿膏腴、豐美、厚实的“塞上江南”。
自古以来后大套以她独有的黄天厚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河套儿女。
后大套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故土。
河套儿女，无论走多远，这块儿沃土，永远是我们灵魂的港湾。我们喝着黄河水，吃着后套麦黍长大，血液里流淌着的是诚实厚道、豁达磊落、吃苦耐劳的特有品性，胸怀里奔腾的是自强不息、有容乃大的浩然正气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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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套是中华民族农牧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古以来，她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更替、文化交融，也见证了太多的地理变迁、气候更迭。
后大套的文明是两千多年来各民族兄弟姐妹共同开发、建设的结果。
战国以前，河套地区是游牧民族的疆域，先后在河套地区活跃的部落有荤粥、土方、鬼方、羌方、猃狁、林胡、娄烦、戎、狄、匈奴等。战国时，与河套毗邻的秦、魏都向北扩展领土，扩张至云中、九原等地区筑城戍边，垦田安土。秦汉统一后，都曾将匈奴驱赶到阴山以北，继续在河套地区实行军屯和移民政策。此时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迁入河套，在这里大面积地开垦农田。
西汉时期的河套已经变为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繁庶农耕之地。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河套地区总人口已达15.4万，仅朔方郡就有3438户，合计13.6万余人。《汉书·王莽传》载：“遗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以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公元前57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为争位而打打杀杀，后来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单于联合汉朝的力量，采取西汉友好之策略，接受西汉皇帝的册封，双方维持和平六十余年。连年的争战终于平息，河套地区终于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安稳局面，“昭君出塞”这一胡汉和亲的千古佳话就发生于此。
王莽执政后，一改汉朝与匈奴休戚与共的和亲政策，破坏了汉匈的友好关系，再次挑起了汉匈争端。东汉初期，匈奴侵扰不断，汉匈征战不停，双方你进我退，打打和和。公元48年春，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入居河套地区，汉匈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友好关系。政治和边防不稳，偏偏老天又来添乱，东汉时期恰逢气候连年干旱寒冷，致使毗邻河套的乌兰布和沙漠植被大量枯死，原来的固定沙丘变成流沙，滚滚东袭，以致逐渐淹没了黄河步道，使荒漠、草原向东移了90到100公里，侵扰了整个河套地区。
中原群雄割据，边关狼烟四起，天灾人祸最终造成河套地区农业废弃，人民逃亡，东汉末年人口与西汉中期相比减少了90%以上。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建立的400余年间，整个中国陷于分裂战乱中。这个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了16个政权。北方经济经过五胡长期侵扰后，到北朝时稍有转机。在整个北朝142年间，我国北方地区由十六国割据战乱，逐渐进入安定时期。拓跋鲜卑崛起于河套，建立北魏政权，在河套地区设置军镇和郡县，稍后又和柔然争战，河套地区仍然持续战祸。
隋唐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也标志着河套历史第二个周期的开始。这个时期，正当6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是我国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阶段。隋唐两朝重视河套地区边防，唐朝统治的289年间，始终保有河套，北边强族不得南入。这个阶段总体上讲，统一的国家休养生息，重视农耕，大兴水利，恢复了农牧业经济，出现了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北部边疆发生的民族争战，主要是和突厥、回鹘、吐蕃、党项、契丹之间进行的，河套地区首当其冲，注定摆脱不了战祸罹难。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由于战乱，河套地区人口减少，秦汉至唐初的垦田撂荒，农牧业衰退，河套地区经济再次走向衰落。
唐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由北方转至东南方，王朝多在南方建都，造成北部边防从西到东全线紧张。从公元10世纪中叶到明朝灭亡的650多年间，夏、宋、辽、金、蒙古在河套地区进行着不间断的、你死我亡的争夺战，除去元朝统一的一百年，其余时间，河套地区战祸连绵，造成的环境和经济双重破坏不可胜言。
元、明、清三代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如果从蒙古灭夏1227年到1911年算总共684年，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年份，河套地区都是在统一的政权管辖之下的。只是在明朝建立后不足百年，原来退到漠北的残元势力再入河套，展开了长达200年的搜套、争套、弃套、防套的“拉锯战”。
总而言之，河套地区近千年来饱受战争涂炭，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生态恶化和经济衰退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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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农业经济迎来的历史大转变，以及后大套农业经济再次崛起的大浪潮，是从清朝中期逐渐兴起的开渠治水、移民垦荒开始的。
黄河是后大套的创造之母，说到清朝中期农业水利的大开发，首先要了解黄河在这个时期的变迁情况。据《水经注》记载：黄河从西卓资山以西，呈东北向滚滚而来，自磴口西侧河流折而北上，经补隆淖西直至哈腾套海林场北，分出一支向地势低缓的东面流去，这一支历史上叫“南河”。黄河的主流继续北上，直到被阴山阻挡而东折，形成一支叫“北河”，即“乌加河故道”。北河沿狼山、白云常合山与乌拉山之间向东流，经包头的石门河与南河汇合。
后来黄河主河道一直往南变迁，在后套平原形成了7条黄河故道，这些故道经过大自然冲刷和人类150多年的开发治理，形成了南北宽200至300多里，东西长400至600多里的良田沃土。 道光30年（1850年），黄河北河因泥沙淤积而断流，原有的南北二河并做南河一流至今。北河断流这个自然大事件，绝对称得上是后大套地理、经济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她对后套自然资源形成和后来的土地开发、农业经济发展均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黄河在阴山南麓逶迤东流，气候和地理因素造成她多次决口和向南改道，长期以来形成许多湖泊和大面积的沼泽地。主流南移后，受气候因素影响地下水位下降，这些故道上的湖泊和沼泽地，逐渐缩小或风干变为待开发的肥田沃土。故道上自然形成和人工開发的沟渠河道，又为后来开渠引水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与此同时，内地由于水旱之灾连年频发，晋、冀、鲁、豫、陕、甘等周边省份的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为了活命纷纷进套谋生。由于人口众多，时间跨度长，一直以来为河套挖渠垦田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清朝时期对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领地范围划为蒙地，与汉族居地分而治之。清朝前期在蒙地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时期一度松弛。后来虽紧，但由于国力衰退，土地兼并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之列强侵扰，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清廷的封禁政策在实际中被迫放宽。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也在暗中私自招垦，容留内地人开垦蒙地。
清廷公开放垦蒙地最具代表性的行动有两次：一是道光八年（1828年），特许开放后套缠金地（临河北及西）招商垦种的决定。二是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派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到绥远蒙西实行放垦蒙地的行动。从1828年至1903年的70多年中，后大套陆陆续续兴起了一些小规模的开渠制水、垦荒耕田的浪潮，而大规模的开发治理则是在清末贻谷办垦以后掀起的。
贻谷办垦在河套地区影响深远，其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判。由于国家强行赎买河套渠道和耕地，有利于统一灌溉管理，并对渠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护理，增加了灌溉面积，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不利的是触动了地商和蒙汉人民的利益，引发了抗垦斗争，激化了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大加剧了河套地区的生态破坏和土地沙漠化程度。
从秦汉时期延续至今的灌溉农业，一直是河套地区全部经济的依托。清末民国以来，后大套的劳动人民，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挖渠治水的劳动热潮。道光、咸丰时期，后套移民逐年增多，他们在利用黄河决口形成的天然渠道（塔布渠）、旧河道（乌加河）、天然壕沟（黄济渠）的基础上，进行疏浚、整治、开挖新渠道，开展大规模的引水灌溉。
从道光初到光绪末80多年间，多股地方商户在后套建成影响至今的水利根基和农业命脉“八大渠”。先有川人郭有元开渠放地，又有甄玉、侯应奎、王同春、郑田、杨姓等地方商户紧步于后。八大渠均为私人所开，光绪25年（1903年）贻谷放垦后收回归公，民国时由于管理不善，灌溉面积缩减。
在后大套众多开渠拓土的地商中，河北人王同春是最为著名和影响甚大的一个传奇式人物。
民国23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地理杂志上发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一文，文中介绍：“河套共有八大干渠，每渠周围数百里，他一个人就开辟了五个，拥有良田一万余顷，牛犋七十个。”“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正是有了王同春等前辈的艰苦拓荒，后大套才由一个沙碱遍地、红柳漫野的荒芜之地，变成了一个糜子、小麦、高粱飘香的养人之地，王同春被河套老百姓尊为“河神”。
民国时期，建设开发后套地区的力量，还有晋军屯垦队和段绳武创办的移民垦殖新村。1932年，山西、绥远发布《失业军人垦殖优待办法》，选派1040人组成屯垦队。1934年，阎锡山的晋军屯垦队在后套地区设置垦区，专管屯垦事宜、在五原境内设两区八乡，垦丁每104人组成一个新农村，每一新村给地100至200顷，每村修寨驻墙使之成为军事据点。
民国22年冬至24年夏，引退下来的北洋军将领段绳武，组织冀、鲁、豫黄泛区灾民分四批330余户、1100多人移民到包头南海子和五原新公中（永利乡）两地，建成两大“河北新村”。这些移民垦殖荒野、建房筑舍，扎根在后套大地，成为开发后大套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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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套人民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入手，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是后大套经济的命脉，发展和振兴后套地区的经济活力，首要的任务是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那个时候，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后套灌溉农业的基础还十分脆弱，河渠治理和农田管理尚处在小、散、乱的低级阶段。由于长期处于民间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即无科学论证，又无统筹规划，更无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资保障，以致于所开渠道错综复杂，农田灌溉盲目粗放，水资源浪费严重，使用效率十分低下。
民国几十年的乱开乱垦、乱排乱放，终于致乌加河退水湮断，各大支干渠退水排不出去，渠水长时间积于渠道和田野，造成耕地盐碱化程度加剧，土壤肥力减退，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引以为豪的灌溉农业陷入困境。
解放后，为了彻底改变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基础功能落后的面貌，解决长期制约本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难题，英雄的巴彦淖尔人民在河套大地上，发起了两次可歌可泣、伟大壮阔的“挖渠战役”。
1958年11月15日，由两万多民工组成的第一批劳动大军开到黄河畔，打响了开挖主干渠的“第一枪”。1961年5月13日，黄河拦河大坝成功合龙。1967年6月，总干渠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实现全线贯通，黄河水从三盛公水利枢纽引至三湖河，全长230公里。
此次战役耗时十年，前后投入十多万劳动大军，在生产生活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冰雪斗严寒，手挖肩挑，日夜苦战，终于挖通总排干，使黄河水通过总干渠在河套灌区实现了可控调节和全域覆盖。工程使河套灌溉面积由354万亩发展到1026多亩，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8.26亿斤，跃升到现在的60亿斤。
第二次伟大战役是疏通和改造总排干。此次战役分两步完成：第一次是1956年，集中两万民工，对乌加河古旧渠道集中进行开挖改造，两年后实现通水。通水后经过十多年的使用，渠道的退水功能逐渐下降，不能满足全面退水的需要。第二次于1975年11月7日开始，在当时的盟委第一书记兼总指挥李贵的带领下，15万民工，从西起杭锦后旗太阳庙公社，东至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全程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疏通总排干的大会战。战役举全盟之力，采取人海战术挑灯夜战。各级领导身先士卒，靠前指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形成万众鏖战总排干的磅礴之势。此次战役只用了70多天就胜利完成，疏通全长248公里渠道，全部1150多万方工程土方，如果一方一方连接起来长达11500公里，可以从内蒙到海南岛铺个来回。
总排干疏通后，灌区排水量由1.5亿立方增加到4.97亿立方，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全盟粮食产量由1975年的40.4万吨，增加到1976年的49万吨，农民纯收入增加13%。
河套人民开挖总干渠和总排干的主体工程，基本都在冬春季农闲时间进行。劳动者们住泥棚、凉房、羊圈，啃窝头咽咸菜，在寒天冻地的工地上，冰冷刺骨的泥水中，硬是靠一把铁锹、一根扁担和一对箩筐，用血肉之躯担出了两条名扬史册的大干渠。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卓绝的苦干实干精神，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其光辉业绩与山河同在，与日月炳辉，她永远是激励后辈河套儿女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动力之源。
河渠水纵横，沃野土藏金，200年的时光，在茫茫的河套大地上，纵横的河渠融合了多少后套儿女的血汗。回望历史，抚今追昔，后大套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挖渠垦荒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