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图书馆目前收藏稿本多达2000余种，其中不少来自张元济、叶景葵等先生的慷慨捐赠。如原藏张氏的清彭孙贻《茗斋诗》、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原藏叶氏的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钱大昕《演易》、清陈鳇《恒言广证》、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丁履恒《谐声类篇》、丁晏《诗集传附释》、陈立《公羊义疏》等都是。这些手稿，可说是奠定了上图馆藏稿本的基础。
手稿以其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历来备受收藏界追捧。如钱毂的遗墨，在明代末年已与宋椠等视，据清李果《在亭丛稿》卷十《徐瑶圃画云间往哲遗像跋》记载，为得到钱毂的件书画稿，文震孟曾质其家藏宋椠《史记》。以此推论，则上图馆藏钱毂《吴都文粹续集》手稿即使置之明代，价值亦当不菲。
再如钱谦益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存世仅四册，其中卷十区区一册，在二零零四年嘉德拍卖会上，竞拍出人民币二百四十五万元的天价，其身价可想而知。而上图馆藏二册，一为卷五，一为卷八之四、卷九，齐齐亮相，分外夺人眼目。
至于文徵明、文彭等影响一代书法风气的大家，其诗文手稿即使为残缣剩楮，在后世亦珍于球璧。尤为不同凡响的是祝允明《艳体诗册》，行书《双娃歌》等艳体诗九首，均系《祝氏集略》未收之作，且卷末自题“畅哉道士”，这一别号在传世的祝氏作品中尚为仅见。此稿曾著录于清人方溶颐的《梦园书画录》中，被方氏称为“字体异样精彩，殊具龙跳虎卧之致”，是祝氏法书中极为罕见、极为别致的精品，为书家所激赏，自是意料中事。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更揭示其诗作题材的特殊性，以为这作品的发现，将会更新对祝允明及明代诗歌创作习尚的认识。这一论断，正点出了手稿在学术研究中极其突出的文献价值之所在。
就文献价值而论，首推未刊之手稿。如上图所藏的清程穆衡辑《舄吟集》、程晋芳《读诗疏笺钞》、钱大昕《演易》、周广业《读相台五经随笔》、翁方纲《墨子校记》、顾广圻《释梧溪集订讹》、彭兆荪《全上古三代文八卷全秦文》、林则徐《粤海即事诗》、吴式芬《待访碑目》、龚橙《古文说》、丁士涵《集韵札记》等，均属未刻之本，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但既为已刊之撰述，其手稿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上图的馆藏，在在能够说明这点。
例如明高攀龙诗文稿，存共《观梅诗》、《陈责闻墓志》、《柬赵师》、《束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七篇，与《高子遗书》刻本互勘，字句颇有详略异同。《柬朱平涵阁老》，全首为《遗书》本所无。《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遗书》本只“满目蒿莱”、“竹径茅斋”、“城头曾筑”三首，手稿本十首全。则此手稿足可校刻本之异，补刻本之遗。
又如明程嘉燧手稿本《松圆居士浪淘集》，存诗凡三百八十四篇，其中多篇未收入刻本。此稿卷末清人张云章跋称：“今人得其逸诗，尚不难名世”，按此说法，则未收之诗也很有价值。
其次，稿本含有反映著者创作过程中与友朋、弟子互相商榷、研讨的第手资料。如清惠栋手稿本《明堂大道录》，经著者修改删削，未有其门人江声校札二叶。江氏检出该书引文脱误、标记模糊处请示，定宇指示当增、当存、当删。定宇去世后，江氏所校本始得刊刻，即毕沅《经训堂丛书》本。执稿本与刻本相校，江氏所说当补之数条内容有些见于刻本，有些未见，与定宇之指示基本相符。通过比较，可以窥见此书初稿、定稿、刻本之嬗递过程，了解江声对此书之贡献。
又如清丁履恒手稿本《谐声类篇》，此稿写定后，丁氏以之就正于王念孙。王氏曾签校三十五条，并有致丁氏书信封。王氏校签的意见，有些刻本(改题《形声类篇》)从而入录，注明“王怀祖日”，有些则未予采纳。如王氏认为，应在丁氏所定十九部基础上再分出质、缉、盍三部，共计二十二部，刻本仍依原稿分为十九部。丁、王两家学术交流之始末，非手稿不能得见。
第三，稿本能反映著作修改、刊刻的动态过程。如清王芑孙手稿本《惕甫未定稿》，不分卷，内有签条，标为“惕甫未定稿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又有未及编次之文若干篇。将此稿已分体归卷的部分与刻本的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对比发现，三者的文体分类、次序大致相同，按这分类、次序，著者拟编的本子应该就是十卷。这说明，此书的编集在刻本之前还应有一个十卷本阶段。又如清钱仪吉手稿本《秆于石斋杂记》，中有《题陶云汀漕河祷冰图》 首，撰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卷首题《琴禁集》。按钱氏诗有《韫酝》、《闽游》、《北郭》、《澄观》、《定庐》、《刻楮》诸集传世，《琴禁集》则各家目录均不见著录。经检对，此首已收入《澄观集》卷八。这说明，著者最初编有《琴禁》 集，后始将其中诗作改入《澄观集》。
第四，也是特别有趣的点，稿本内容中有比较敏感的语句，或稿本有著者个人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字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够“厚道”的话)，往往为刻本删去。如清沈钦韩手稿本《苏文忠诗集补正》，为光绪间广雅书局刻《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本之初稿。此稿所收条数视刻本为少，不是最后定稿，但保存了沈氏对查慎行驳斥、嘲笑、奚落之语。刻本中，此类话或被改得比较中性、客观，或索性被删去。如卷二“荆州烽火畏三巴”条，手稿本“此等议论皆模糊影响之谈，不审于读史也”，刻本改为“读史未审”四字；卷四“寄题兴州晁太守东池”条，手稿本“查氏喜胪列方舆诸书，而孟浪至此邪?”，刻本改为“查注误”三字。卷十三“至今传宝魏华书”条，手稿本“以唐接晋，其懵懂如此”，刻本“懵懂”改为“舛错”。而“不切事情，不通史学”、“开口便错”等语，刻本概从删削。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就反映著者的真实感情来说，手稿的价值几乎是刻本完全无法相比的。
“稿本中最具文献与文物价值者当推手稿，除专著、诗文、日记、读书笔记等撰述而外，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字长者累书百言，短者单辞片语，或述事阐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几微。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先行先生如是说。
确实，在撰述手稿之外，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清两代万多家、十万多通尺牍(尚不包括整理中的盛宣怀档案)，其文物与文献两方面之价值，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都可谓独领风骚。
以明代尺牍而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两家合而计之，恐怕也不过在千通上下，仅此一点，明人书信作为传世文物的价值已自凸显。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书信，已大部分汇集在200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中，共计三百四十一家、五百八十通，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过一二通左右，有些甚至已是仅存的孤品，如明初名臣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永乐间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金幼孜，成化问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直到被目为绝代散文家的晚明小品文宗师张岱等等都是。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尺牍上，得以一睹其翰墨风华。
正由于明代尺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自不免有赝品混迹其中，因此渊源有目的名家收藏就更为人青睐，首次公开露面的明代名媛马湘兰尺牍手卷就是一例。此件为现代著名尺牍收藏家钱镜塘旧物，自清代许乃普、许乃济到民国吴湖帆、潘伯鹰、张宗祥等名家题跋累累，纸色墨痕，动人心目，所以当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钟银兰先生在展观这稀世绝品时，叹为仅见的马湘兰书法真迹，完全可以视做评泊鉴定湘兰书画真赝的标准。
同样，清代初期的名家尺牍也以其稀见罕传而为世人宝重珍护。如清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牍，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可谓洋洋大观。颜氏为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位登枢要，其昆季所订交者皆一时名公俊彦，往返书信由后人汇辑为《颜氏家藏尺牍》。这些尺牍自颜家流出后，先后为吴门陶梁红豆树馆、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馆辗转递藏，并被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传布世间，民国间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向为学界艺林瞩目。但道光之后，除递藏之私家，又有几人能获机缘，得睹孔尚任、洪异、李渔、纳兰性德等人的真迹呢!正因为《颜氏家藏尺牍》为后人保存了如此之多的稀世墨宝，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级别的尺牍，即在上图的馆藏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尺牍的文物价值还体现在它作为书法艺术品的一面。正如陈先行先生所说，尺牍为信笔书写之物，自然天成，不同于正式的书件，别具一种浓淡成宜，潇洒不拘的独特韵致。明清两代的书画大家若董其昌、王时敏、王铎、陈洪绶、傅山、八大、石涛、金农、郑燮、钱载等传世书件并不稀见，但尺牍则不克多睹。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未入书画家之列的人物，其手书的艺术水准却不容忽视，如清初毛奇龄，并不曾被目为书家，但书法家、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沈培方先生在赏鉴毛氏晚岁尺牍之后，评骘为康熙时的《平复帖》，认为对尺牍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可能会使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明清两代的书法艺术。
当然，对史学研究来说，尺牍更是种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其史料涵盖的范围，几乎囊括了学术文化、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明清学术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守仁、王世贞、黄道周、吴伟业、方苞、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牍中，往往可见有关学问的探讨，如顾炎武尺牍：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诸良友者。自庚中至戊辰邸报。当年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珠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虽只言片语，但仍可供后代修史者的参悟。
再如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的尺牍，话题不离作文：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处可以着力。无意佳处不可着力。功深。听其自至可也。
直可视做惜抱轩点评语。
除此以外，尺牍中反映的作者交游情况，也是值得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个侧面。如上海师范大学潘建国教授根据上图馆藏凌漾初尺牍，探讨其交游和著述，写出《明凌漾初尺牍真迹考释》一文，为尺牍有裨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而对于治清代政治史尤其是从太平天国直到洋务运动时期历史的学者来说，上图馆藏的道咸同光之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虐、陈兰彬、郭嵩焘、冯子材、刘坤一、翁同簖、陈宝箴等等诸多政坛风云人物的尺牍，几乎是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例如，历任广西、贵州提督，中法战争时击败法军、赢得镇南关大捷的名将冯子材，读其尺牍，不仅可以了然我军布防御敌的细节，而且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战云压城的紧张气氛：
又据署钦州营参将莫善喜禀报。本月十九日有法国轮船一艘驶至竹山口岸。二十一日已经开往他处。二十二日又有法国大轮船两艘白龙尾一艘。又有小火轮及鬼板数只。各船均载有法兵。来至岳山港口停泊。旋用小鬼板数只驶进硭街。窥伺我军等情。查硭街一带教匪颇多。且距钦州不远。夸该法人忽驶轮船多只来至该处。不知是何意见。材当即函覆该参将。饬令督率所部一营。认真防范。倘兵力单薄。即就近飞调五岗团练帮同守御。不可疏忽。去后窃思。廉府三属兵勇无几。今法人教匪分至北海岳山硭街等处。倘若窥伺廉郡。不独团勇难以抵敌。即合浦钦州所练之勇。如遇大股法匪。若无兵勇协同御敌。诚不足恃。五夜思维珠深。令人焦灼耳。知系锦念。飞肃布陈。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尺牍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传保存下来的，因而资料性相当集中。如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学勤，与当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书信往来频仍，其家传尺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僚间的人际互动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除以上所述人文、军政等方面外，尺牍所有的 个特别丰富的内容，则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例如前面提到的马湘兰尺牍，据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考证，是这位秦淮名姬写寄名士王稚登的情笺，情真意苦，悲怀如诉，而观其笔墨，又与王稚登所云湘兰“书若游丝弱柳，娜娜媚人”之语若合符节。历来慕湘兰盛名而斤斤寻拾其逸闻遗事的好事之徒，只能凭借百谷寥寥二三百字的《马姬传》以寄托想象，又如何能得其仿佛呢!
名家的日常逸事，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在上图收藏的家书中，在在可见。例如在董其昌致其岳父的书信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叮嘱：
近者同馆年兄进京。乃知舟行事体。凡官船围舱房舱是我家所坐。并不许船头将一亳货物放入。须先细看验过。若到苏州。他要与阿四等矇昽串通。欺瞒岳父。扣头搭货。彼自有船梢小舱。并非中间头上。中间头上舱。不得矇昽与之。盖例合有趁舱银五十余两。同馆兄亦用支持道路者。此须晓得。仍可一物不带。关上人自有分明。倘若容之。必须依例。不可做人情。又阿四等油嘴云自买带者。切不可听。壻差人将一帖在钞关讨分晓也。女眷在船。不可着生人搭船。我家亦不可请它友在内。房舱围舱须要相通。岳父常走来走去检束妇女为要。
读来令人莞尔，使我们见到了吟咏风雅、挥洒翰墨的董思翁的另一面。
当然，以上分别所说的种种，其实在具体的尺牍中并不截然分开，而是糅合在起的。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对上图馆藏级文物王守仁尺牍的考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
王守仁的这通书信，是写给当时在江西赈灾的检察御史唐龙的，正是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的时期。除了信内反映的作者思想状况外，李庆先生认为，研读原件，至少还能使我们得到以下收获：一 、可校补《王阳明全集》文字的缺误；二、可增加对明弘治、正德间文学风格和成就的认识；三、可深化对明代书法史的认识。此外，对了解明代书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实际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一尺牍的学术价值，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史、文献学等多个层面，弥足珍贵。
手稿以其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历来备受收藏界追捧。如钱毂的遗墨，在明代末年已与宋椠等视，据清李果《在亭丛稿》卷十《徐瑶圃画云间往哲遗像跋》记载，为得到钱毂的件书画稿，文震孟曾质其家藏宋椠《史记》。以此推论，则上图馆藏钱毂《吴都文粹续集》手稿即使置之明代，价值亦当不菲。
再如钱谦益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存世仅四册，其中卷十区区一册，在二零零四年嘉德拍卖会上，竞拍出人民币二百四十五万元的天价，其身价可想而知。而上图馆藏二册，一为卷五，一为卷八之四、卷九，齐齐亮相，分外夺人眼目。
至于文徵明、文彭等影响一代书法风气的大家，其诗文手稿即使为残缣剩楮，在后世亦珍于球璧。尤为不同凡响的是祝允明《艳体诗册》，行书《双娃歌》等艳体诗九首，均系《祝氏集略》未收之作，且卷末自题“畅哉道士”，这一别号在传世的祝氏作品中尚为仅见。此稿曾著录于清人方溶颐的《梦园书画录》中，被方氏称为“字体异样精彩，殊具龙跳虎卧之致”，是祝氏法书中极为罕见、极为别致的精品，为书家所激赏，自是意料中事。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更揭示其诗作题材的特殊性，以为这作品的发现，将会更新对祝允明及明代诗歌创作习尚的认识。这一论断，正点出了手稿在学术研究中极其突出的文献价值之所在。
就文献价值而论，首推未刊之手稿。如上图所藏的清程穆衡辑《舄吟集》、程晋芳《读诗疏笺钞》、钱大昕《演易》、周广业《读相台五经随笔》、翁方纲《墨子校记》、顾广圻《释梧溪集订讹》、彭兆荪《全上古三代文八卷全秦文》、林则徐《粤海即事诗》、吴式芬《待访碑目》、龚橙《古文说》、丁士涵《集韵札记》等，均属未刻之本，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但既为已刊之撰述，其手稿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上图的馆藏，在在能够说明这点。
例如明高攀龙诗文稿，存共《观梅诗》、《陈责闻墓志》、《柬赵师》、《束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七篇，与《高子遗书》刻本互勘，字句颇有详略异同。《柬朱平涵阁老》，全首为《遗书》本所无。《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遗书》本只“满目蒿莱”、“竹径茅斋”、“城头曾筑”三首，手稿本十首全。则此手稿足可校刻本之异，补刻本之遗。
又如明程嘉燧手稿本《松圆居士浪淘集》，存诗凡三百八十四篇，其中多篇未收入刻本。此稿卷末清人张云章跋称：“今人得其逸诗，尚不难名世”，按此说法，则未收之诗也很有价值。
其次，稿本含有反映著者创作过程中与友朋、弟子互相商榷、研讨的第手资料。如清惠栋手稿本《明堂大道录》，经著者修改删削，未有其门人江声校札二叶。江氏检出该书引文脱误、标记模糊处请示，定宇指示当增、当存、当删。定宇去世后，江氏所校本始得刊刻，即毕沅《经训堂丛书》本。执稿本与刻本相校，江氏所说当补之数条内容有些见于刻本，有些未见，与定宇之指示基本相符。通过比较，可以窥见此书初稿、定稿、刻本之嬗递过程，了解江声对此书之贡献。
又如清丁履恒手稿本《谐声类篇》，此稿写定后，丁氏以之就正于王念孙。王氏曾签校三十五条，并有致丁氏书信封。王氏校签的意见，有些刻本(改题《形声类篇》)从而入录，注明“王怀祖日”，有些则未予采纳。如王氏认为，应在丁氏所定十九部基础上再分出质、缉、盍三部，共计二十二部，刻本仍依原稿分为十九部。丁、王两家学术交流之始末，非手稿不能得见。
第三，稿本能反映著作修改、刊刻的动态过程。如清王芑孙手稿本《惕甫未定稿》，不分卷，内有签条，标为“惕甫未定稿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又有未及编次之文若干篇。将此稿已分体归卷的部分与刻本的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对比发现，三者的文体分类、次序大致相同，按这分类、次序，著者拟编的本子应该就是十卷。这说明，此书的编集在刻本之前还应有一个十卷本阶段。又如清钱仪吉手稿本《秆于石斋杂记》，中有《题陶云汀漕河祷冰图》 首，撰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卷首题《琴禁集》。按钱氏诗有《韫酝》、《闽游》、《北郭》、《澄观》、《定庐》、《刻楮》诸集传世，《琴禁集》则各家目录均不见著录。经检对，此首已收入《澄观集》卷八。这说明，著者最初编有《琴禁》 集，后始将其中诗作改入《澄观集》。
第四，也是特别有趣的点，稿本内容中有比较敏感的语句，或稿本有著者个人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字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够“厚道”的话)，往往为刻本删去。如清沈钦韩手稿本《苏文忠诗集补正》，为光绪间广雅书局刻《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本之初稿。此稿所收条数视刻本为少，不是最后定稿，但保存了沈氏对查慎行驳斥、嘲笑、奚落之语。刻本中，此类话或被改得比较中性、客观，或索性被删去。如卷二“荆州烽火畏三巴”条，手稿本“此等议论皆模糊影响之谈，不审于读史也”，刻本改为“读史未审”四字；卷四“寄题兴州晁太守东池”条，手稿本“查氏喜胪列方舆诸书，而孟浪至此邪?”，刻本改为“查注误”三字。卷十三“至今传宝魏华书”条，手稿本“以唐接晋，其懵懂如此”，刻本“懵懂”改为“舛错”。而“不切事情，不通史学”、“开口便错”等语，刻本概从删削。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就反映著者的真实感情来说，手稿的价值几乎是刻本完全无法相比的。
“稿本中最具文献与文物价值者当推手稿，除专著、诗文、日记、读书笔记等撰述而外，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字长者累书百言，短者单辞片语，或述事阐幽，或宣情吐臆，粗而名象，精而几微。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先行先生如是说。
确实，在撰述手稿之外，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清两代万多家、十万多通尺牍(尚不包括整理中的盛宣怀档案)，其文物与文献两方面之价值，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中，都可谓独领风骚。
以明代尺牍而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两家合而计之，恐怕也不过在千通上下，仅此一点，明人书信作为传世文物的价值已自凸显。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人书信，已大部分汇集在200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中，共计三百四十一家、五百八十通，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过一二通左右，有些甚至已是仅存的孤品，如明初名臣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士奇，永乐间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金幼孜，成化问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直到被目为绝代散文家的晚明小品文宗师张岱等等都是。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仅存的尺牍上，得以一睹其翰墨风华。
正由于明代尺牍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自不免有赝品混迹其中，因此渊源有目的名家收藏就更为人青睐，首次公开露面的明代名媛马湘兰尺牍手卷就是一例。此件为现代著名尺牍收藏家钱镜塘旧物，自清代许乃普、许乃济到民国吴湖帆、潘伯鹰、张宗祥等名家题跋累累，纸色墨痕，动人心目，所以当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钟银兰先生在展观这稀世绝品时，叹为仅见的马湘兰书法真迹，完全可以视做评泊鉴定湘兰书画真赝的标准。
同样，清代初期的名家尺牍也以其稀见罕传而为世人宝重珍护。如清康熙时曲阜颜光敏未信堂所藏故人尺牍，凡二百八十四家、七百九十通，可谓洋洋大观。颜氏为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位登枢要，其昆季所订交者皆一时名公俊彦，往返书信由后人汇辑为《颜氏家藏尺牍》。这些尺牍自颜家流出后，先后为吴门陶梁红豆树馆、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馆辗转递藏，并被刻入《海山仙馆丛书》，传布世间，民国间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向为学界艺林瞩目。但道光之后，除递藏之私家，又有几人能获机缘，得睹孔尚任、洪异、李渔、纳兰性德等人的真迹呢!正因为《颜氏家藏尺牍》为后人保存了如此之多的稀世墨宝，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级别的尺牍，即在上图的馆藏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尺牍的文物价值还体现在它作为书法艺术品的一面。正如陈先行先生所说，尺牍为信笔书写之物，自然天成，不同于正式的书件，别具一种浓淡成宜，潇洒不拘的独特韵致。明清两代的书画大家若董其昌、王时敏、王铎、陈洪绶、傅山、八大、石涛、金农、郑燮、钱载等传世书件并不稀见，但尺牍则不克多睹。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未入书画家之列的人物，其手书的艺术水准却不容忽视，如清初毛奇龄，并不曾被目为书家，但书法家、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沈培方先生在赏鉴毛氏晚岁尺牍之后，评骘为康熙时的《平复帖》，认为对尺牍书法的深入研究，有可能会使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明清两代的书法艺术。
当然，对史学研究来说，尺牍更是种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献，其史料涵盖的范围，几乎囊括了学术文化、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明清学术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如王守仁、王世贞、黄道周、吴伟业、方苞、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等名家留下的尺牍中，往往可见有关学问的探讨，如顾炎武尺牍：
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诸良友者。自庚中至戊辰邸报。当年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珠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
虽只言片语，但仍可供后代修史者的参悟。
再如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的尺牍，话题不离作文：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处可以着力。无意佳处不可着力。功深。听其自至可也。
直可视做惜抱轩点评语。
除此以外，尺牍中反映的作者交游情况，也是值得学术史研究者关注的个侧面。如上海师范大学潘建国教授根据上图馆藏凌漾初尺牍，探讨其交游和著述，写出《明凌漾初尺牍真迹考释》一文，为尺牍有裨于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而对于治清代政治史尤其是从太平天国直到洋务运动时期历史的学者来说，上图馆藏的道咸同光之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虐、陈兰彬、郭嵩焘、冯子材、刘坤一、翁同簖、陈宝箴等等诸多政坛风云人物的尺牍，几乎是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例如，历任广西、贵州提督，中法战争时击败法军、赢得镇南关大捷的名将冯子材，读其尺牍，不仅可以了然我军布防御敌的细节，而且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战云压城的紧张气氛：
又据署钦州营参将莫善喜禀报。本月十九日有法国轮船一艘驶至竹山口岸。二十一日已经开往他处。二十二日又有法国大轮船两艘白龙尾一艘。又有小火轮及鬼板数只。各船均载有法兵。来至岳山港口停泊。旋用小鬼板数只驶进硭街。窥伺我军等情。查硭街一带教匪颇多。且距钦州不远。夸该法人忽驶轮船多只来至该处。不知是何意见。材当即函覆该参将。饬令督率所部一营。认真防范。倘兵力单薄。即就近飞调五岗团练帮同守御。不可疏忽。去后窃思。廉府三属兵勇无几。今法人教匪分至北海岳山硭街等处。倘若窥伺廉郡。不独团勇难以抵敌。即合浦钦州所练之勇。如遇大股法匪。若无兵勇协同御敌。诚不足恃。五夜思维珠深。令人焦灼耳。知系锦念。飞肃布陈。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尺牍都是由收信人家藏世传保存下来的，因而资料性相当集中。如咸丰三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的朱学勤，与当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书信往来频仍，其家传尺牍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僚间的人际互动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除以上所述人文、军政等方面外，尺牍所有的 个特别丰富的内容，则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例如前面提到的马湘兰尺牍，据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考证，是这位秦淮名姬写寄名士王稚登的情笺，情真意苦，悲怀如诉，而观其笔墨，又与王稚登所云湘兰“书若游丝弱柳，娜娜媚人”之语若合符节。历来慕湘兰盛名而斤斤寻拾其逸闻遗事的好事之徒，只能凭借百谷寥寥二三百字的《马姬传》以寄托想象，又如何能得其仿佛呢!
名家的日常逸事，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在上图收藏的家书中，在在可见。例如在董其昌致其岳父的书信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叮嘱：
近者同馆年兄进京。乃知舟行事体。凡官船围舱房舱是我家所坐。并不许船头将一亳货物放入。须先细看验过。若到苏州。他要与阿四等矇昽串通。欺瞒岳父。扣头搭货。彼自有船梢小舱。并非中间头上。中间头上舱。不得矇昽与之。盖例合有趁舱银五十余两。同馆兄亦用支持道路者。此须晓得。仍可一物不带。关上人自有分明。倘若容之。必须依例。不可做人情。又阿四等油嘴云自买带者。切不可听。壻差人将一帖在钞关讨分晓也。女眷在船。不可着生人搭船。我家亦不可请它友在内。房舱围舱须要相通。岳父常走来走去检束妇女为要。
读来令人莞尔，使我们见到了吟咏风雅、挥洒翰墨的董思翁的另一面。
当然，以上分别所说的种种，其实在具体的尺牍中并不截然分开，而是糅合在起的。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对上图馆藏级文物王守仁尺牍的考证，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个案。
王守仁的这通书信，是写给当时在江西赈灾的检察御史唐龙的，正是阳明提出“致良知”学说的时期。除了信内反映的作者思想状况外，李庆先生认为，研读原件，至少还能使我们得到以下收获：一 、可校补《王阳明全集》文字的缺误；二、可增加对明弘治、正德间文学风格和成就的认识；三、可深化对明代书法史的认识。此外，对了解明代书信的行文格式也有实际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一尺牍的学术价值，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史、文献学等多个层面，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