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身体、心态都很健康的韦政通先生，走得实在太突然了：一场完全意想不到的车祸，竟然夺走了当代中国一位学识渊博、性情率真的独立思想家的生命，真是不亦悲乎！
　　我与韦政通先生相识，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底九月初于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研讨会上。此前我已经接触过他的几本书，特别是他独著的《中国哲学辞典》和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大全》。能以一人之力编一部辞典已经了得，后者更是邀请了一流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来撰写其最专长的部分，如请陈荣捷写宋明理学、余英时写清代哲学、霍韬晦写中国佛教哲学等，在当时都是不二人选。这部辞书很特别，就是在各位作者承担的范围内，辞条和撰写方式均由作者自定，不求形式的划一。所以，有的条目仅数百字，有的写成了几千字的长篇专论，有的条目则分时段或流派由多人写的多段论述。八十年代我与天津市中哲史界同仁也合作编过一部《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受此前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热潮之启发，这部辞书以概念、范畴条目数量多和内容翔实为特点，在辞条设计和编写过程中，韦政通的两本辞典都是重要的参考书。
　　那次新加坡的儒学会议是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的，杜维明任大会主席。与会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本地的四十位儒学研究者。由于杜维明介绍我是中国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负责人，我提交的发言提纲又是《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所以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学研究的主流观点，受到了较多关注和批判的审视。我的发言从“五四”以来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肯定现代新儒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与生命活力的思想派别之一，现代新儒家也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选择了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认为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高度评价其为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所做的努力。而且认为，“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我的发言对现代新儒家之“失”，主要指出两点：一是“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二是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两点批评引起了与会的新儒家学者的强烈反应，尤其是泛道德主义或“伦理本位主义”“伦理至上主义”是否产生了“异化”现象，对中国政治文化有没有影响，对中国科学理性的发展有没有限制的问题，成为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
　　会下我与韦先生有一次长谈。他对大陆的新儒学研究非常关心，详细询问了课题研究的缘起，有哪些学者参加，研究思路、计划和目标等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如实相告。由于大陆与外界长期隔绝，我们对五十年代以后新儒学在港台地区和海外的发展都一无所知。我是一九七八年杜维明到访天津南开大学时，学校安排歷史系的王玉哲、杨志玖教授和哲学系的我三人接待他，在交谈中才知道港台海外有一派学者在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一九八一年在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上，我又认识了第三代新儒家的另一重要人物刘述先。以后陆续看了一些资料，并感受到国内思想文化氛围的变化，才意识到“五四”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鼎足为三”的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一种重要思潮，它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韦先生对我在会上的发言好像并没有新儒家那么强烈的反应，倒是颇能同情地理解。他说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学者都很熟悉，高度评价他们的学问和学者风度，但也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看法过于执著和保守，有强烈的卫道和续统情结，不能从他者的角度来批判和反省传统，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转化传统。我在会上对新儒家的两点批评，他认为并不过分。“中体西用”就是中国文化优越论，以中国之“道”为“体”，西方之“器”为“用”；认为“道”是不变的“常道”，可变的只是“器”。中国文化有“重德”的传统并非坏事，但是把道德的作用和地位无限扩张，凌驾于政治、经济和一切文化领域之上，政治、经济、文学等等都成了表达道德的工具，这就把“重德”变成“泛道德主义”了。特别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许多弊端，影响十分深远。
　　我告诉他自己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后来教中国哲学，信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十分关心它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这片文化土壤里有不少好东西可以给马克思主义提供资源和营养，但是有些坏的习惯势力也会污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之异化和失真。某些学者在会上讲的一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不同意他们得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儒家化”的结论。
　　这次交谈两人都很坦率。韦先生在我心目中是台湾学者中没有党派和学派偏执的独立思想家，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看问题比较理性和客观。比如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讲儒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认为台湾四十年民主运动的法理基础还是由张君劢一九四六年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奠定的，但张君劢那时明确表示，儒家的思想传统并不能提供民主的精神基础，今后中国要建立民主的文化“应出于新创”。张君劢后来转向主张复兴儒学，才从思想史的角度试图调和儒家传统与民主的关系。这样具体分析，就比较有说服力。
　　新加坡会议使我与韦先生彼此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后就成为互相惦念着的老朋友了。翌年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召开的“五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见了面，但那次会议参加的人多，热情的韦先生经常应接不暇，我们没有在新加坡那样深谈的机会，我送给他一篇新写的文章《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他与傅伟勋合作主编了一套《世界哲学家丛书》，傅先生来南开讲学时也曾问我能否写一本，我因为要全力应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而没有参与。后来我从南开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韦先生也是知道的，他好像并不认为做行政工作对学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还是几次托人转达问候，包括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青年才俊欧崇敬，给我传达韦先生的信息最多、最具体。 　　二000年七月，我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台湾。七月十日，欧崇敬夫妇陪我一起去看望韦先生。一见面我就说他寄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一书没有收到，韦先生立即又拿出一本来送给我。话题自然就讲到他的毛泽东研究。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成为一个谁也不敢藐视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不可多得。但毛泽东也是一个人，人的各种特性（社会性、阶级性、自然性，知识、感情、意志、优点、缺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丰富、最生动也最典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韦先生说他计划写一系列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无限风光在险峰》只是第一本，后面三本分别是写“毛泽东与‘文革’”（《一阵风雷驚世界》）、“毛泽东与孔子”、“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国共两党领袖中，毛泽东是最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读书最多、学识最渊博的人，同时也是受儒家传统影响最深的人，他的盖世功勋和后来“文革”的失误都与此相关。
　　毛泽东确实一生都与孔子和儒家有不解之缘。早年读过几年儒家经书，青年时代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仍推崇孔子为“圣人”。他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在政治上对作为旧制度维护者的孔子是批判和否定的，但对作为教育家和文化传承者的孔子多有肯定的评价；在哲学上批判其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但也肯定其中包含着若干片面真理，有辩证法的因素。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承认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其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把它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和发扬。这是毛泽东评孔的主流观点。他晚年批判“孔子名高实秕糠”，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古书读得多，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深入了解，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所以，客观全面地认识毛泽东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确实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可惜韦先生研究“毛泽东与孔子”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一书因手疾而没有写下去，我们也无法了解他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度分析会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韦先生晚年经常到大陆来讲学。他作为一个自学成才、勤奋治学而有大成的学者，一个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突破传统和不断创新的思想家，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丰富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教育和感染了许多青年人。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不少论者都把韦先生定位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我则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没有或较少学派和党派偏执、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做我自己”的独立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