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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先秦时期传下来的一部经典，几千年来对传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国外，也一样产生巨大影响。上世纪20年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对《左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左传真伪考》等论著。后来，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说：我1946年8月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我当时的第一本书便是《左传》，我一直认为《左传》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7月22日8版）今天，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左传》仍然是一部受到重视的经典著作。
如何读《左传》？愚意以为，可以有三种读法。
经学的读法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一部。可以说，在汉代到清代，大多数人是将《左传》当做经书来读的。从战国中前期《左传》诞生之后（胡念贻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杨伯峻、徐中舒等认为应在战国中期），《左传》之学一直传承不绝。汉初立“五经博士”，“五经”之中，《春秋》有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公》《穀》是今文经学。《左传》属古文经学，汉武帝时期虽未被列为学官，但是其传授一直没有停歇。后虽曾列为学官，也几经废立，最终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汉代围绕着《左传》，今古文经学有多次的斗争。在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下，作为“三传”之一，汉人多纠缠于《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还是刘歆伪造，是否解释《春秋》经，以及《左传》与《公》《穀》二传的差异等问题上。西汉末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于是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也就是说，刘歆将《左传》与《春秋》联系起来，成为“解经”之作。刘歆还认为左丘明“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所引均见《汉书》刘歆本传），说明《左传》来自于孔子嫡传，是解经之作，因此《左传》当然应该立于学官。这些，都是刘歆为争立古文经学博士官所提出的理由。刘歆的理由虽然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但是到了西汉平帝时，依靠着王莽的权势，《左传》终于立了学官。到了东汉，围绕着《左传》开展的今古文之争，还是没有离开刘歆时期的那些结穴点。不过随着古文经学的得势和今古文两派融通的出现，《左传》立不立于学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到了东汉末，古文经学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西晋的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春秋左传》的著作，当然也是把它当作经学著作来研究的。他在《春秋序》中重申了《左传》为“传”《春秋》的说法，辨析了“有经无传”和“无经有传”的状况；并归纳出《左传》的凡例，所谓“旧例”“变例”“归趣”和“五十凡”，这些都是对《春秋》经传义例的阐释。他的《集解》六十卷，吸收了汉儒的旧注，对于后人读懂《左传》是有极大帮助的。
今天以经学读《左传》，我们的目的和应注意的是什么呢？
一是利用旧注读懂《左传》。正如清阮元说的：“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开始。”（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杜预的《经传集解》和唐初孔颖达汇集六朝义疏的集成之作《左传正义》，对于《左传》的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文义诠释等有许多全面而独到的解释，对于读懂《左传》是很有帮助的。到了清代，对于《春秋左传》的研究著作更是诸家蜂起，成就斐然。如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是值得参考的。
二是了解经学史。自“六经”形成以来，经学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经学史，也是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从传世纸质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都可以知道，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六经”的概念。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又由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经学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而今古文经学之争，与《左传》有密切的关系。从西汉末到东汉，汉代经学围绕着《左传》进行了四次大论争。包括刘歆与太常博士、韩歆与范升、贾逵与李育以及郑玄与何休的论争。两汉经学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奠定了自己的经学史上的地位。了解经学历史，对于读《左传》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是了解学术史。《左传》自成书以来，围绕着《左传》，论争也好，作注也好，从汉代到现代，可以说是一部学术史的形成过程。不管《左传》是否“传”《春秋》，实际上《左传》开启了以史实解经的先河。《春秋》和《左传》原来各自成书，到了杜预，他把《春秋》《左传》原来别本单行的两部书，以经传对应的方式加以排比，更是揭示了《左传》以“传”解经的特点。其后各个朝代的解经之作，似乎都少不了对《左传》进行释解。我们可以随着朝代的不同去窥见体现在《左传》身上的学术特点，如周予同先生指出：“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这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到了宋代，《春秋》經传之学为显学，《左传》学更趋向于正王纲严名分的政治化。宋代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等，都可以看到宋学的特点。清代朴学背景下的《左传》注释，如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的考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左传述闻》的纠正误字，卢文弨《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都是《左传》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史学的读法
前面已说到，“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自汉代以来，把《左传》当作一部史书来看者，亦代不乏人。特别是到了宋代，如叶梦得谓“《左氏》传事不传义”（《春秋传》自序），朱子谓“《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朱熹《朱子五经语类》卷五七《统论三传》）。吕祖谦更是从史学观点出发“教人看《左传》”，他的《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就常常从史学着眼来解释《左传》。到了当代，徐中舒先生概括说：“《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从它的文学价值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左传选·前言》），是渊源有自的。 以史学读《左传》，可以概况以下几方面。
1、《左传》是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左传》之前，如《尚书》《春秋》，是言与事分纪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只是到了《左传》，才开始了“言事相兼”的著述法则。诚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载言》篇中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这在史书编撰体例上是一次质的变化。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论先秦两汉的史书体裁，就把《左传》列为六家之一。《左传》基本上按照《春秋》的编年次序，以鲁国国君在位的年代先后编次。《春秋》虽是以年代次序编次，但是过于简单，《左传》依照《春秋》的年代次序，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编辑其中，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说《左传》是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左传》还孕育了多种史书编撰体例的雏形，如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
2、《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言事分纪如《尚书》《春秋》，无法进行“宏大历史叙事”；《国语》片段式的记言记事，也无法做到这点。所谓“宏大历史叙事”，是指《左传》全方位立体地记载历史，反映历史。《左传》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即使是按照“公羊学”所提出的“三世说”来看，《左传》把“所传闻世”之前的许多传闻和历史事实也都加以记载，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史料。其次，春秋时期争霸战争不断，《左传》一书在250年左右的历史中记录了492起战争，有的战争记载得非常详细。《左传》作者揭示了春秋时期的战争思想和谋略奇计，以致后代有人把《左传》当作一部兵书看。再者，《左传》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记载了从周王朝到诸侯国甚至民间的众多的典章制度、礼乐制度、生活习俗。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盟会不断，根据《春秋》经文和《左传》的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及各族会盟次数达九十多次，重大的盟会也有二三十次。一些重要盟会，《左传》都有详细记录，包括盟会制度、礼仪礼节等，甚至细节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左传》记载了众多的用诗赋诗情况，据前人统计有277条之多（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见《丛书集成初编》），再现了春秋时期人们运用诗的情况。其他像从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宫闱斗争、妇女生活、宦官皂隶、坐贾行商，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都克尽其详，可以说应有尽有。
3、《左传》中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思想和价值观。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即“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突出的代表。揭示历史变化的规律，像晋国的史官史墨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是历史变化的必然规律。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统治者应该充分懂得这个规律，时时戒惕，励精图治，才不会被百姓抛弃，不会被历史抛弃。此外如“和”与“同”的哲学观念、“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知易行难观念，以及众多的经典格言如“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等，这些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所具有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文学的读法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许多人喜爱读《左传》，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马悦然甚至说：我对先秦文学的《左传》《庄子》非常感兴趣，而且在阅读和朗诵中受益匪浅。直到若干年之后，当我80年代初期患胆结石痛得坐立不安时，我默诵着《左传》和《庄子》里的章节，顿时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可见《左传》的魅力。
文学要有情节和细节，文学要写人物，文学要用文学的语言，文学可以虚构，文学要有诗意，等等，这些，在《左传》里都可以读到。其实《左传》里的文学表现手法，可以说应有尽有，下面择要而举几例。
1、《左传》善于以情节和细节来解译历史和写人
《左传》是以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来解绎历史的。《春秋》经文中的一句话，在《左传》作者笔下，往往演绎出一个长篇故事，许多章节，则宛如小说。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所记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事件，经文仅六个字，《左传》作者增加了庄公寤生、共叔段请制、祭仲之劝、克段于鄢、颍考叔食肉、大隧母子相见等情节，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不仅如此，整个事件的情节还颇有戏剧性。再如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春秋》经文无载，《左传》在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中细述了重耳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一系列的情节与细节，组成了一篇重耳流亡的故事。细节描写中，如桓公元年以“目逆而送之”几个字写宋国华父督垂涎孔父之妻的嘴脸；襄公二十六年写卫献公流亡多年后回国时对迎接者的不同态度，都是极其精彩的细节描写。昭公元年写郑国公孙楚、公孙黑争抢徐无犯之妹，则犹如一篇三角恋爱小说。《左传》中的战争描写，都是不仅记载战争的原因和结局，而是把战争中的许多细节，描述得生动有趣。
《左传》作者善于写人。对于春秋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不但写得形象生动，还写出了人物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一章，写出了春秋初年枭雄郑庄公的城府、谋略与虚伪。《晋公子重耳之亡》和《城濮之战》写出了重耳从一个胸无大志的公子哥成长为霸主的过程。著名人物楚灵王，作者不是简单地写出他的“好”与“坏”，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揭示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虽可列入“昏君”系列，却也是极其出彩的人物。再如郑国的子产，是《左传》中写得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子产以其出色的才干，妥善治理内政，巧妙处理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郑国的安定。子产也成为被历代人们称道的贤臣。总之，《左传》中出现的人物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作者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2、文学的叙事语言
用叙事学的理论来说，《左传》的叙事既有全知视角，也有限知视角。《左传》叙事无所不在，事件各方都能知晓，这是全知视角，在《左传》中比比皆是，不用赘述。限知视角是通过小说人物的视野观察人物和事件，最典型的是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的“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一节；此外如桓公元年华父督见孔父之妻曰“美而艳”，昭公四年叔孙豹见儿子竖牛“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都是如此。
《左传》的行人辞令历代为读者所津津乐道。这是《左傳》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词，析之以理、陈之以势、诱之以利，有很强的逻辑性。子产的辞令最为出色，或针锋相对，或以屈求伸，或折之以理、服之以巧，或绵里藏针，表现出极高的才辩。再如《吕相绝秦》一篇，结构整饬，排比对偶，敷张扬厉，气势恢宏，开启了战国辩难之风。
3、《左传》里的虚构情节
虚构情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悬想虚构，如宣公二年鉏麑触槐而死之前的自叹。又如僖公二十二年春，晋太子圉质于秦，将逃归时与嬴氏有一段对话，此乃夫妻间的密谋，外人何以知晓？无非来自作者的潜拟。二是梦境描写。笔者统计过《左传》里面的27个梦，都是出于虚构的。这些梦境描写，或是作者用来预言事件的结局，或是用来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或是敷采人物性格，都是文学的手法，它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了。
4、《左传》里的诗意描写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与姜氏大隧之中母子相见，“公入而赋”，“姜出而赋”，虽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但还是不乏诗意的。宣公三年写郑国的燕姞梦兰而生郑穆公，留下了“梦兰”这一著名典故；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加重了这位杰出人物的传奇色彩；成公九年写楚囚钟仪乐操南音不忘故国而为人称道，等等，都是颇有诗意的描写。它们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记事，而是文学描写了。
以上所述，以三种方法读《左传》，庶几得其精髓矣。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读《左传》？愚意以为，可以有三种读法。
经学的读法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一部。可以说，在汉代到清代，大多数人是将《左传》当做经书来读的。从战国中前期《左传》诞生之后（胡念贻认为应在春秋末期，杨伯峻、徐中舒等认为应在战国中期），《左传》之学一直传承不绝。汉初立“五经博士”，“五经”之中，《春秋》有三传，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公》《穀》是今文经学。《左传》属古文经学，汉武帝时期虽未被列为学官，但是其传授一直没有停歇。后虽曾列为学官，也几经废立，最终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汉代围绕着《左传》，今古文经学有多次的斗争。在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下，作为“三传”之一，汉人多纠缠于《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还是刘歆伪造，是否解释《春秋》经，以及《左传》与《公》《穀》二传的差异等问题上。西汉末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于是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也就是说，刘歆将《左传》与《春秋》联系起来，成为“解经”之作。刘歆还认为左丘明“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所引均见《汉书》刘歆本传），说明《左传》来自于孔子嫡传，是解经之作，因此《左传》当然应该立于学官。这些，都是刘歆为争立古文经学博士官所提出的理由。刘歆的理由虽然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但是到了西汉平帝时，依靠着王莽的权势，《左传》终于立了学官。到了东汉，围绕着《左传》开展的今古文之争，还是没有离开刘歆时期的那些结穴点。不过随着古文经学的得势和今古文两派融通的出现，《左传》立不立于学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到了东汉末，古文经学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西晋的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春秋左传》的著作，当然也是把它当作经学著作来研究的。他在《春秋序》中重申了《左传》为“传”《春秋》的说法，辨析了“有经无传”和“无经有传”的状况；并归纳出《左传》的凡例，所谓“旧例”“变例”“归趣”和“五十凡”，这些都是对《春秋》经传义例的阐释。他的《集解》六十卷，吸收了汉儒的旧注，对于后人读懂《左传》是有极大帮助的。
今天以经学读《左传》，我们的目的和应注意的是什么呢？
一是利用旧注读懂《左传》。正如清阮元说的：“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开始。”（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杜预的《经传集解》和唐初孔颖达汇集六朝义疏的集成之作《左传正义》，对于《左传》的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文义诠释等有许多全面而独到的解释，对于读懂《左传》是很有帮助的。到了清代，对于《春秋左传》的研究著作更是诸家蜂起，成就斐然。如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是值得参考的。
二是了解经学史。自“六经”形成以来，经学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经学史，也是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从传世纸质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都可以知道，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六经”的概念。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又由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经学被抬到很高的地位。而今古文经学之争，与《左传》有密切的关系。从西汉末到东汉，汉代经学围绕着《左传》进行了四次大论争。包括刘歆与太常博士、韩歆与范升、贾逵与李育以及郑玄与何休的论争。两汉经学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奠定了自己的经学史上的地位。了解经学历史，对于读《左传》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是了解学术史。《左传》自成书以来，围绕着《左传》，论争也好，作注也好，从汉代到现代，可以说是一部学术史的形成过程。不管《左传》是否“传”《春秋》，实际上《左传》开启了以史实解经的先河。《春秋》和《左传》原来各自成书，到了杜预，他把《春秋》《左传》原来别本单行的两部书，以经传对应的方式加以排比，更是揭示了《左传》以“传”解经的特点。其后各个朝代的解经之作，似乎都少不了对《左传》进行释解。我们可以随着朝代的不同去窥见体现在《左传》身上的学术特点，如周予同先生指出：“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这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到了宋代，《春秋》經传之学为显学，《左传》学更趋向于正王纲严名分的政治化。宋代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南宋胡安国的《春秋传》等，都可以看到宋学的特点。清代朴学背景下的《左传》注释，如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的考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左传述闻》的纠正误字，卢文弨《春秋左传注疏》的校勘，都是《左传》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史学的读法
前面已说到，“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自汉代以来，把《左传》当作一部史书来看者，亦代不乏人。特别是到了宋代，如叶梦得谓“《左氏》传事不传义”（《春秋传》自序），朱子谓“《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朱熹《朱子五经语类》卷五七《统论三传》）。吕祖谦更是从史学观点出发“教人看《左传》”，他的《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就常常从史学着眼来解释《左传》。到了当代，徐中舒先生概括说：“《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从它的文学价值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左传选·前言》），是渊源有自的。 以史学读《左传》，可以概况以下几方面。
1、《左传》是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左传》之前，如《尚书》《春秋》，是言与事分纪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只是到了《左传》，才开始了“言事相兼”的著述法则。诚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载言》篇中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这在史书编撰体例上是一次质的变化。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论先秦两汉的史书体裁，就把《左传》列为六家之一。《左传》基本上按照《春秋》的编年次序，以鲁国国君在位的年代先后编次。《春秋》虽是以年代次序编次，但是过于简单，《左传》依照《春秋》的年代次序，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编辑其中，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说《左传》是编年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左传》还孕育了多种史书编撰体例的雏形，如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
2、《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言事分纪如《尚书》《春秋》，无法进行“宏大历史叙事”；《国语》片段式的记言记事，也无法做到这点。所谓“宏大历史叙事”，是指《左传》全方位立体地记载历史，反映历史。《左传》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即使是按照“公羊学”所提出的“三世说”来看，《左传》把“所传闻世”之前的许多传闻和历史事实也都加以记载，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史料。其次，春秋时期争霸战争不断，《左传》一书在250年左右的历史中记录了492起战争，有的战争记载得非常详细。《左传》作者揭示了春秋时期的战争思想和谋略奇计，以致后代有人把《左传》当作一部兵书看。再者，《左传》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记载了从周王朝到诸侯国甚至民间的众多的典章制度、礼乐制度、生活习俗。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盟会不断，根据《春秋》经文和《左传》的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及各族会盟次数达九十多次，重大的盟会也有二三十次。一些重要盟会，《左传》都有详细记录，包括盟会制度、礼仪礼节等，甚至细节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左传》记载了众多的用诗赋诗情况，据前人统计有277条之多（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见《丛书集成初编》），再现了春秋时期人们运用诗的情况。其他像从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宫闱斗争、妇女生活、宦官皂隶、坐贾行商，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都克尽其详，可以说应有尽有。
3、《左传》中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思想和价值观。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即“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突出的代表。揭示历史变化的规律，像晋国的史官史墨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是历史变化的必然规律。这是非常可贵的思想。统治者应该充分懂得这个规律，时时戒惕，励精图治，才不会被百姓抛弃，不会被历史抛弃。此外如“和”与“同”的哲学观念、“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知易行难观念，以及众多的经典格言如“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昭公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等，这些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所具有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后人，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文学的读法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许多人喜爱读《左传》，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马悦然甚至说：我对先秦文学的《左传》《庄子》非常感兴趣，而且在阅读和朗诵中受益匪浅。直到若干年之后，当我80年代初期患胆结石痛得坐立不安时，我默诵着《左传》和《庄子》里的章节，顿时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可见《左传》的魅力。
文学要有情节和细节，文学要写人物，文学要用文学的语言，文学可以虚构，文学要有诗意，等等，这些，在《左传》里都可以读到。其实《左传》里的文学表现手法，可以说应有尽有，下面择要而举几例。
1、《左传》善于以情节和细节来解译历史和写人
《左传》是以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来解绎历史的。《春秋》经文中的一句话，在《左传》作者笔下，往往演绎出一个长篇故事，许多章节，则宛如小说。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所记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事件，经文仅六个字，《左传》作者增加了庄公寤生、共叔段请制、祭仲之劝、克段于鄢、颍考叔食肉、大隧母子相见等情节，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不仅如此，整个事件的情节还颇有戏剧性。再如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春秋》经文无载，《左传》在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中细述了重耳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一系列的情节与细节，组成了一篇重耳流亡的故事。细节描写中，如桓公元年以“目逆而送之”几个字写宋国华父督垂涎孔父之妻的嘴脸；襄公二十六年写卫献公流亡多年后回国时对迎接者的不同态度，都是极其精彩的细节描写。昭公元年写郑国公孙楚、公孙黑争抢徐无犯之妹，则犹如一篇三角恋爱小说。《左传》中的战争描写，都是不仅记载战争的原因和结局，而是把战争中的许多细节，描述得生动有趣。
《左传》作者善于写人。对于春秋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不但写得形象生动，还写出了人物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一章，写出了春秋初年枭雄郑庄公的城府、谋略与虚伪。《晋公子重耳之亡》和《城濮之战》写出了重耳从一个胸无大志的公子哥成长为霸主的过程。著名人物楚灵王，作者不是简单地写出他的“好”与“坏”，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揭示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虽可列入“昏君”系列，却也是极其出彩的人物。再如郑国的子产，是《左传》中写得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子产以其出色的才干，妥善治理内政，巧妙处理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郑国的安定。子产也成为被历代人们称道的贤臣。总之，《左传》中出现的人物有三千多个，写得特别出色的有一百多人。作者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2、文学的叙事语言
用叙事学的理论来说，《左传》的叙事既有全知视角，也有限知视角。《左传》叙事无所不在，事件各方都能知晓，这是全知视角，在《左传》中比比皆是，不用赘述。限知视角是通过小说人物的视野观察人物和事件，最典型的是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的“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一节；此外如桓公元年华父督见孔父之妻曰“美而艳”，昭公四年叔孙豹见儿子竖牛“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都是如此。
《左传》的行人辞令历代为读者所津津乐道。这是《左傳》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词，析之以理、陈之以势、诱之以利，有很强的逻辑性。子产的辞令最为出色，或针锋相对，或以屈求伸，或折之以理、服之以巧，或绵里藏针，表现出极高的才辩。再如《吕相绝秦》一篇，结构整饬，排比对偶，敷张扬厉，气势恢宏，开启了战国辩难之风。
3、《左传》里的虚构情节
虚构情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悬想虚构，如宣公二年鉏麑触槐而死之前的自叹。又如僖公二十二年春，晋太子圉质于秦，将逃归时与嬴氏有一段对话，此乃夫妻间的密谋，外人何以知晓？无非来自作者的潜拟。二是梦境描写。笔者统计过《左传》里面的27个梦，都是出于虚构的。这些梦境描写，或是作者用来预言事件的结局，或是用来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或是敷采人物性格，都是文学的手法，它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了。
4、《左传》里的诗意描写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写郑庄公与姜氏大隧之中母子相见，“公入而赋”，“姜出而赋”，虽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但还是不乏诗意的。宣公三年写郑国的燕姞梦兰而生郑穆公，留下了“梦兰”这一著名典故；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的诞生，颇具神话色彩，加重了这位杰出人物的传奇色彩；成公九年写楚囚钟仪乐操南音不忘故国而为人称道，等等，都是颇有诗意的描写。它们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记事，而是文学描写了。
以上所述，以三种方法读《左传》，庶几得其精髓矣。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