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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国家之间的交流、竞争、结盟、冲突、解体、变革等状况层出不穷，近几十年来，“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始终是各国都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反思现代国家之所以形成的凝聚力，社会心理基础以及历史认同内涵，在此基础上思考变革人类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及其走向。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以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为建设一个不同于旧王朝的现代国家而斗争的时期。这种奋斗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武力革命，也包括文教制度的渐进变革。这个过程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新式教育的建立。也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作为整体社会革命的一股力量，伴随并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教育推动革命，革命更直接地阐释、传播了新观念，增强了认同。1930年代，教育家陈翊林写过一篇文章，回顾了新教育以来的经验，并指出，新教育的重要成就在于启发民众的国家观念，“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事情还可糊涂生活下去，一经知道便要来想方法改造”，所以“新教育最大成绩，在使国民知道爱国，实行革命，而有辛亥革命的结果”。(陈翊林：《近代中国教育总评》，《中华教育界》第18卷4期，1930年4月)这是对教育改良和中华民国诞生之关系的直接论述。
我本人从事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对这个论断十分认同，体会尤其深刻。我认为，新教育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两个方面增强了国人对于新国家的认同。
文化层面：促成国家观念的变化
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教习学生，一律尊奉《圣谕广训》”，“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钦定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287)，规定蒙学堂的修身科“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同上，P291)1904年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同上，P304)高小历史科要求“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同上，P319)这些都是“忠君”宗旨在教学中的体现。“圣主贤君”成为教科书的主角，他们的“重大美善之事”成为教科书的选材标准和主要内容。
在这种国家意志的强制之下，当时的教科书中，“君臣观念”和“尊君观念”成为重点。如，最早的新式教科书中之一的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版，台北：“国立”编译馆藏)二编的第一课：“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又如，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蔡元培、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课文中有“爱国”和“死国”两课，用先秦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蒋维乔、庄俞编纂，(日)小谷重等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1905年)，第37课)这话是说，作为臣子，享受国家的俸禄，那么生命也就属于国家，当国家有难之时就应该义无反顾为之献身。晚清学部教科书更加强调“忠君爱国”是人民的职分。有课文说：“吾侪生于盛平之世，耕而食，凿而饮，安居而乐业者，皆吾君之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行，宣统二年六月(1910年)初版，第15课)它的意思是，人民的衣食生活来自君主所赐，人民世代受君恩，理当感恩图报，君国一体，尊君才是爱国。
民国建立，忠君和尊君观念在民初教育中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清理。
1912年，教育部制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小学校的“本国历史”课“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703)“历代伟人”的言行事迹取代“圣主贤君”成为儿童尊崇的榜样，文化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成为主要线索。
在此宗旨引导下，“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章嵌、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足见教育出版界同人对教育部教学宗旨的认同。
教科书中某些史事叙述语言的改变十分明显。例如“龙兴”之类用语不再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洪秀全太平军不再称“发贼”，讲述历史过程，立场更为中立。对于刚刚成为历史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倾向于从制度深层进行反思，指出清朝从盛世走向衰败使国威受损，其“致乱之缘由”包括内部政策、国际关系及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P70)，根本上是因为“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同上，P100)，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因为不可逃之公例”。(《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18课)教科书要让儿童知道“君权民权之消长”(《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97)，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16课)
“共和”宗旨指导下的民初教科书，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指出清朝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帝王、臣民之间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P123)，民族团结并非政体变革之结果，而是政体变革的促动因素这样一个道理：“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六册，P18)这种符合历史事实又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叙述，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深刻的历史认知。
制度层面：推动新的国家制度认同
清廷还未退位，民国尚在酝酿当中，晚清就有教科书谈到国体、政体知识。陆费逵的《修身讲义》有课文解说，“主权在 民”就是民主国体，“主权在君”为君主国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日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之机关者，日立宪政体”。(《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初版，P53)这是较早的国体、政体教育。陆费逵联系实际指出，“我国自古以来皆行专制政体”，甲午之后这种局面发生改变，清廷立宪之后，“自是以往，吾国将为君主立宪之国矣”。以近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主权在民”是近代国家的标志。这一知识第一次出现在清末教科书中，意义重大。
民国建立后学部教科书被废除，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规定，小学修身“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702)晚清时期作为立宪附属品国家知识教育，现在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大意”课程承担了传布“国家观念”的责任。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为体现这一教育导向的典型范本。此书目的是使学生“藉得法政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识、国家构成和运行知识，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综合融汇。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国民”与专制时代“臣民”的不同，表现在新政体下国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人民”拥有的权利被记载于宪法，包括身体自由、居住、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请愿陈诉、诉讼受审、选举被选举权利等十多种(同上，P5)，这是晚清教科书中未有的全面、系统论述。
教育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推进国家认同
清末和民国初年教育的两个重要成就：一方面，“共和”教育深入儿童心里。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教育成为国家观念的基础。这两方面都是教育增进国家认同、促进国家转型的证明，也是文化教育和国家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
一方面，文教观念往往超前于制度变革，从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变革。
晚清时期，学部规定了“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坚决杜绝异质思想。而很多民间教科书的作者却在这种重压之下，超越统治者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推进近代文化传播。
其中一个精彩例子就是中华书局成立的传奇故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职员陆费逵，在清廷尚未覆亡之时，就编写教科书，介绍国体、政体和三权分立制度等知识。在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几位同仁策划、筹措资金，提前酝酿、加紧编写了一套适合共和国民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民国一成立，中华书局随之成立，“中华教科书”紧跟其后出版。(李侃：《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余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P86)一套具有共和精神、新的文化理念的教育读本迅速应用到各个学堂中。民初新教育的领导者和倡导人，大多是晚清时期教育改良的先进，如蔡元培、张元济等人，他们具有高远的文化眼光和政治追求，超前于国家政治的变革，实践其教育理想和宗旨，推进了新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变革有利于发展文教，深化新文化的认同。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颁布相关法规，其中对教科书编审出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473)；二是“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同上，P476)“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成为民初教科书的指导宗旨，确立了“审定制”，同时否定了晚清学部一度试图建立的教科书“国定制”。这项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实际而言，民初十多年不存在“国定本”教科书，始终施行的是较为宽松的审定制。
宽松的审定制和教育界同仁共同的教育理念，促成了教科书的竞争繁荣局面。商务印书馆的“共和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支撑起民初新教育之局，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深刻说明了文化对制度变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制度变革对建立现代文化具有解放和繁荣之功。
纵观晚清民初教育在知识传播的自由度、空间及其社会功能诸方面，可以发现，文教变革和国家的政治变革相互促进，在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现代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知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改变自身，进而改变世界，这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历史留给我们今天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谢宁)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以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为建设一个不同于旧王朝的现代国家而斗争的时期。这种奋斗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武力革命，也包括文教制度的渐进变革。这个过程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新式教育的建立。也可以说，中国的新教育作为整体社会革命的一股力量，伴随并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教育推动革命，革命更直接地阐释、传播了新观念，增强了认同。1930年代，教育家陈翊林写过一篇文章，回顾了新教育以来的经验，并指出，新教育的重要成就在于启发民众的国家观念，“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事情还可糊涂生活下去，一经知道便要来想方法改造”，所以“新教育最大成绩，在使国民知道爱国，实行革命，而有辛亥革命的结果”。(陈翊林：《近代中国教育总评》，《中华教育界》第18卷4期，1930年4月)这是对教育改良和中华民国诞生之关系的直接论述。
我本人从事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对这个论断十分认同，体会尤其深刻。我认为，新教育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在两个方面增强了国人对于新国家的认同。
文化层面：促成国家观念的变化
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其中《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教习学生，一律尊奉《圣谕广训》”，“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钦定小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287)，规定蒙学堂的修身科“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同上，P291)1904年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同上，P304)高小历史科要求“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同上，P319)这些都是“忠君”宗旨在教学中的体现。“圣主贤君”成为教科书的主角，他们的“重大美善之事”成为教科书的选材标准和主要内容。
在这种国家意志的强制之下，当时的教科书中，“君臣观念”和“尊君观念”成为重点。如，最早的新式教科书中之一的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版，台北：“国立”编译馆藏)二编的第一课：“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又如，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蔡元培、张元济等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课文中有“爱国”和“死国”两课，用先秦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蒋维乔、庄俞编纂，(日)小谷重等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五册，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初版(1905年)，第37课)这话是说，作为臣子，享受国家的俸禄，那么生命也就属于国家，当国家有难之时就应该义无反顾为之献身。晚清学部教科书更加强调“忠君爱国”是人民的职分。有课文说：“吾侪生于盛平之世，耕而食，凿而饮，安居而乐业者，皆吾君之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印行，宣统二年六月(1910年)初版，第15课)它的意思是，人民的衣食生活来自君主所赐，人民世代受君恩，理当感恩图报，君国一体，尊君才是爱国。
民国建立，忠君和尊君观念在民初教育中得到认真的批判和清理。
1912年，教育部制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小学校的“本国历史”课“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703)“历代伟人”的言行事迹取代“圣主贤君”成为儿童尊崇的榜样，文化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成为主要线索。
在此宗旨引导下，“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章嵌、丁锡华编，戴克敦、沈颐、陆费逵校订：《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足见教育出版界同人对教育部教学宗旨的认同。
教科书中某些史事叙述语言的改变十分明显。例如“龙兴”之类用语不再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洪秀全太平军不再称“发贼”，讲述历史过程，立场更为中立。对于刚刚成为历史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倾向于从制度深层进行反思，指出清朝从盛世走向衰败使国威受损，其“致乱之缘由”包括内部政策、国际关系及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赵玉森编纂，蒋维乔等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P70)，根本上是因为“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同上，P100)，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因为不可逃之公例”。(《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18课)教科书要让儿童知道“君权民权之消长”(《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97)，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13年初版，第16课)
“共和”宗旨指导下的民初教科书，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指出清朝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帝王、臣民之间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13年初版，P123)，民族团结并非政体变革之结果，而是政体变革的促动因素这样一个道理：“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第六册，P18)这种符合历史事实又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叙述，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深刻的历史认知。
制度层面：推动新的国家制度认同
清廷还未退位，民国尚在酝酿当中，晚清就有教科书谈到国体、政体知识。陆费逵的《修身讲义》有课文解说，“主权在 民”就是民主国体，“主权在君”为君主国体；“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日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之机关者，日立宪政体”。(《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初版，P53)这是较早的国体、政体教育。陆费逵联系实际指出，“我国自古以来皆行专制政体”，甲午之后这种局面发生改变，清廷立宪之后，“自是以往，吾国将为君主立宪之国矣”。以近代政治学理论来说，“主权在民”是近代国家的标志。这一知识第一次出现在清末教科书中，意义重大。
民国建立后学部教科书被废除，1912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规定，小学修身“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702)晚清时期作为立宪附属品国家知识教育，现在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大意”课程承担了传布“国家观念”的责任。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为体现这一教育导向的典型范本。此书目的是使学生“藉得法政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姚成瀚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商务印书馆1914年初版)。《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识、国家构成和运行知识，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综合融汇。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国民”与专制时代“臣民”的不同，表现在新政体下国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人民”拥有的权利被记载于宪法，包括身体自由、居住、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请愿陈诉、诉讼受审、选举被选举权利等十多种(同上，P5)，这是晚清教科书中未有的全面、系统论述。
教育与制度变革相互促进推进国家认同
清末和民国初年教育的两个重要成就：一方面，“共和”教育深入儿童心里。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教育成为国家观念的基础。这两方面都是教育增进国家认同、促进国家转型的证明，也是文化教育和国家制度变革相互促进的结果。
一方面，文教观念往往超前于制度变革，从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变革。
晚清时期，学部规定了“忠君”、“尊孔”等教育宗旨，坚决杜绝异质思想。而很多民间教科书的作者却在这种重压之下，超越统治者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推进近代文化传播。
其中一个精彩例子就是中华书局成立的传奇故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职员陆费逵，在清廷尚未覆亡之时，就编写教科书，介绍国体、政体和三权分立制度等知识。在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遂暗中与几位同仁策划、筹措资金，提前酝酿、加紧编写了一套适合共和国民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民国一成立，中华书局随之成立，“中华教科书”紧跟其后出版。(李侃：《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概况》，余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P86)一套具有共和精神、新的文化理念的教育读本迅速应用到各个学堂中。民初新教育的领导者和倡导人，大多是晚清时期教育改良的先进，如蔡元培、张元济等人，他们具有高远的文化眼光和政治追求，超前于国家政治的变革，实践其教育理想和宗旨，推进了新国家的建设和新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变革有利于发展文教，深化新文化的认同。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颁布相关法规，其中对教科书编审出版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李桂林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P473)；二是“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同上，P476)“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成为民初教科书的指导宗旨，确立了“审定制”，同时否定了晚清学部一度试图建立的教科书“国定制”。这项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实际而言，民初十多年不存在“国定本”教科书，始终施行的是较为宽松的审定制。
宽松的审定制和教育界同仁共同的教育理念，促成了教科书的竞争繁荣局面。商务印书馆的“共和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支撑起民初新教育之局，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深刻说明了文化对制度变革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制度变革对建立现代文化具有解放和繁荣之功。
纵观晚清民初教育在知识传播的自由度、空间及其社会功能诸方面，可以发现，文教变革和国家的政治变革相互促进，在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和现代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知识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改变自身，进而改变世界，这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历史留给我们今天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