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跃中、张小鑫联合创作的《中和人家》题材独特、内涵丰厚、描写细腻、生活气息浓郁，是一部富有冀中风情的文化反思小说。
　　说它题材独特，是因为虽然批判封建落后习俗的作品并不少见，但对于“一门两不绝”这种家庭模式的描写还不曾有过。说它内涵丰厚，是把“一门两不绝”的揭示和描写，放在了抗日战争宏阔的大背景下来展现，由此涉及民族矛盾、家族内部的矛盾、个体之间的矛盾，让读者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特征和“一门两不绝”这种家庭结构解体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宏阔、丰厚的美学特征。小说着意表现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家族、个人命运的关系。尤为可贵的是，这部小说没有概念化或理念化的毛病，而是把作家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渗透在对冀中农村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的具体描写之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带着泥土和露珠的毛茸茸的生活情景和一幅幅生活画面。它让读者看到的，不是被理念化了的故事，而是具有“整体感”的生活，即作家描写的各种生活现象，分之是具体的情境，合之则能显现时代、地域、文化、习俗的主要特征。
　　虽然这部作品的大背景是抗日战争，也写了日寇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但作品的着眼点不是描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抗日背景下“一门两不绝”这种家庭结构从确立到解体的过程，而杨福生挣脱家庭羁绊投身于革命和抗日战争，则是导致这种家庭模式解体的关键所在。
　　这部小说它让我看到了所谓“中和人家”内部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它的“不中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一门两不绝”这种家庭结构的非人性的残酷性。所谓“一门两不绝”，就是同父的兄弟两个，一个有儿子，一个没儿子，为了让没有儿子的一方也能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不让家产外流，兄弟俩每人都给这个独苗儿子娶一房媳妇。而这两个媳妇之间，则不分先后，不分大小，不分尊卑，一律平起平坐。说穿了，这种“平等”只是为保障兄与弟两股（家）之间后继有人的“平等”，对于两个媳妇来说，说是平等，实际上对谁都不平等，因为这是她们被剥夺了一半权利之后的所谓“平等”，是名义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平等”所带来的，是两个媳妇之间的对立与抗衡。
　　这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具体地表现在英儿和玉儿在名分、地位，以及日常生活上吃喝拉撒睡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风吃醋，直至大打出手。然而，不能把英儿和玉儿之间的争斗与一般所说的男女间的争风吃醋混为一谈，因为她们争夺的，是本来应该完全属于自己的丈夫，即作为媳妇的应有的权利。因此，她们的争风吃醋，实际上应该说是“维护个人权利的保卫战”。从她们各自的角度说，这种争斗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对于对方来说则是一种伤害，同时给自己带来的，则是一种精神上巨大折磨。所以争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在精神上带给她们的是痛苦、忧伤、寂寞、委屈、愤怒、仇视；在身体上则是病痛，一个得了“气裹血”，一个得了“血裹气”。作品对于两个媳妇之间争风吃醋的描写，细腻而真实。然而，透过这种精彩细腻的描写，我领悟到的则是“一门两不绝”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绝”，是它把两个媳妇置于痛苦深渊而不顾的非人性的“残酷性”。可见，“一门两不绝”是传统文化中重家族、群体而忽视个体存在的典型体现，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它留下的启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被世界认同、“国学”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依然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小说中，土财主杨老清的形象颇具新意。杨家现有的120亩地，一辆大车和一挂水车来之不易，完全是靠土里刨食处处节俭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奉行的“日子经”是“俭、贫、省、细，不要脸”。他没文化，却是传统习俗的维护者和“一门两不绝”的构想者和实施者，不管两个媳妇之间的争斗多么势不两立，都不能改变他实行“两不绝”的计划。杨老清一心过自家的日子，至于时局的动荡和变化，觉得和“庄稼主”过日子没多大关系。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还是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的，也有他明确的是非观和做人的原则。这突出地表现在拒绝当维持会长这件大事上。杨老清的拒绝是在他欠了350块大洋，急得连油锅里的钱都想抓的时候，而当了维持会长很快就能发财的当口拒绝的。因为他知道：“这种发财之道是靠日本人的势力，而不是种庄稼做买卖。”可见，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清醒的。这种清醒，来自他的爱国之心，来自他的民族意识和敌我界线，来自他所坚持的“不做亏心事”的为人之道。
　　总之，《中和人家》在民族矛盾和传统习俗的交织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矛盾关系的纠葛中，描写了“一门两不绝”这种家庭模式从确立到解体的全过程，从而对落后的传统习俗进行了揭示与批判，并展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农村的生活风貌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