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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悼亡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缠绵动人又源远流长的一种题材。虽然千人同悲，情致深远，但抒写哀思的方式却是言人人殊。在悲悼妻子的同时，每个遭受此创的锐感心灵也在自我哀悼，长歌当哭。因此对此类文本的研究是进入作家心灵世界的有效方式。本文选取北宋三位文坛巨擘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的代表性悼亡作品，以抒情的共同场域——梦境为着力点，细读文本，体察玩味，努力去发掘悲悼文字背后所呈现的抒情方式的不同面向、思维方式的丰富样态，以及幽微难明的内心世界。迷离的梦境，有它清晰可感的姿态。
——孙宗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
悼亡是中国古代文人少有的表达自己对妻子感情的方式，但直言会伤之太露，借助纪梦传达哀思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窘迫。自潘岳首创《悼亡诗》以来，南朝江淹、唐韦应物、元稹等人进一步完善其写法，至宋代纪梦悼亡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悼亡作品由于祭悼主题而具有共同的感伤性，但悼亡个体的差异使得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而梦是探究个体性的很好切入点。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梦是本我愿望的显现，梦境构成的主体差异体现出创作者不同的心理愿望，因此梦境中的悼亡哀思也就有了不同的内涵。
欧阳修的《述梦赋》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记录了自己梦见亡妻的始末。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结束波折的科举之路，次年迎娶恩师胥偃之女。年仅25岁的欧阳修双喜临门，这是他一生少有的安泰顺遂期。然而，仅仅两年后，17岁的胥氏产子后未逾月即卒。爱妻的猝然离去打破了欧阳修安逸的生活，这种打击直接投射在他恍惚离奇的梦中：
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杳兮倏兮，犹胜于不见兮，愿此梦之须臾。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冀驻君兮可久，怳予梦之先惊。梦一断兮魂立断，空堂耿耿兮华灯。
妻子的猝然长逝令欧阳修悲痛不已，这种难以言说的悲痛成为了梦境的主体。在欧阳修的梦中，妻子似一缕飘渺的残魂，萦绕身侧又忽然远走。理智上他知逝者不可返，但潜意识里又无法面对永别。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梦中即为妻子的若即若离。面对妻子离去的自己究竟有多悲痛呢？尺蠖因可怜我而停止了蠕动，飞蝇因怜悯我而变得静谧无声。欧阳修强烈的悲伤情绪甚至感染了昆虫，使得它们做出如此反常之举。这是非常怪诞的一幕，仿佛梦中的一切都静止了，只剩下游魂般的妻子和沉浸在哀思中的欧阳修，他全神贯注地捕捉着妻子仅存的气息，结果却是飘渺难觅。因此哪怕是短暂的梦中相遇也好，可忽然梦醒，醒后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明亮的华灯，只有映在墙上的影子与自己为伴，更显孤独。
刘熙载《艺概·赋概》言：“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即使选择了更宜抒情的古体赋，欧阳修的抒发仍是有节制的，他的梦境以主体的哀伤为核心，对思念对象的描摹却较吝啬笔墨。在短暂的情绪宣泄后，立即将笔锋转向真与妄的思辨议论上，倾泻而出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转移。《述梦赋》以悼亡者的悲伤情绪为核心，传达了丧妻给欧阳修带来的痛苦，令人动容，但梦境中妻子身份的含蓄表达也显示了欧阳修作为士大夫保守的一面。
作为欧阳修挚友的梅尧臣同样经历了丧妻之痛，但与欧阳修新婚两年即痛失少妻不同，梅尧臣与妻子共同生活了17年。庆历四年（1044），42岁的梅尧臣返汴京途中妻子谢氏病卒，此后他接连创作了大量悼亡诗，直至庆历六年再婚，这种趋势才渐趋停止。这些作品中，近三分之一涉及梦，以写梦来表达悼亡哀思也是梅尧臣悼亡诗的重要特点。但与欧阳修以自我感受为梦境主体不同，梅尧臣的梦中鲜明的突出了妻子的形象，呈现出夫妻间的深厚感情。
《灵树铺夕梦》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篇：
昼梦同坐偶，夕梦立我左。
自置五色丝，色透缣囊过。
意在留补缀，恐衣或绽破。
殁仍忧我身，使存心得堕。
梦中夫妻二人的思念形成一种回环：我因思念你而入梦，梦中的你也在思念着我。妻子准备了五彩的丝线，想在我衣服磨破时及时为我缝补，情思之细腻令人动容。妻子缝衣的形象在传统悼亡诗中并不少见，甚至成为一种标签化属性，但梅尧臣的梦境在时间和视角的细微差异使得这一幕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情感内涵。梅尧臣以梦境为中介，将亡妻与自己联系起来，不仅身在现世的丈夫思念着已故之妻，魂处异世的妻子也惦记着丈夫能否照顾好自己，以女性的敏锐视角选取生活中的细节来表达谢氏对自己的关切。贺铸《鹧鸪天》中“谁复挑灯夜补衣”就不无这种写法的影响。梅尧臣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梦境与他的现实生活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谢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这些记忆通过潜意识的缝合而呈现在梦中。《深涧昼梦》中他同样写到了这种双向牵挂：
谁谓死无知，每出辄相送。
岂其忧在途，似亦会相送。
妻子即使身体已死但灵魂仍有知，每次自己出门时，她都会因担忧自己而来到梦中相送，可见彼此的深厚情谊。
梅尧臣似乎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认为妻子的死亡是永远的消逝，因此他的梦境往往以妻子为主角，幻想她牵挂着自己，充满温馨与甜蜜；而另一方面现实中妻子的缺席使得梦中的美好终是幻影，更觉孤独，不由得埋怨妻子“白日杳无朕，冥遇常在寝”（《梦睹》）。梅尧臣在梦境中构建了一个深情且细腻的妻子形象，夫妻二人双向的情感使得梅尧臣的悼亡哀思有了双倍的厚度。诚如朱东润所言，“这些诗都说出了他对谢氏的热爱。没有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同样是以梦为契机抒发对亡妻王弗的沉痛哀思，但与欧、梅两位前辈在妻子刚去世时的魂牵梦萦不同，苏轼这次梦见亡妻已是十年后。治平二年（1065） 五月，相伴十余年的王弗辞世，次年归葬于故乡四川眉山。十年忌辰将至，苏轼在梦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妻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王弗去世次年，苏轼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苏轼回到眉山丁忧三年，此后他终身再未回乡。多年后的梦中，他却忽然回到了故乡，显然在他的潜意识中，眉山是他苦闷心灵的一个栖息地。联想到彼时尚未出仕和此时仕途窘困，苏轼选择眉山家中作为与亡妻重逢之地，就有了更深层的现实因素的影响。梦中他透过小小的窗子看見正在梳妆的妻子，对镜描眉，梳理长发，仿佛时光倒流回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然而与妻子视线交织的刹那，忽然惊觉逝者如斯，相伴十年，相离十年，已是二十年后，不禁潸然泪下。二人的相见“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王弗不仅是自己的妻子，同时也是灵魂的知音，她不仅能读懂自己对她不尽的思念，更能明白自己心灵的悲哀与落寞。苏轼与王弗的相顾而泣不同于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分别之悲，这其中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突破生死的思念，还有世事坎坷的辛酸，多种情绪交织，令人百味杂陈。
苏轼将现实的人生际遇融入梦中，悼亡妻子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诸多“不合时宜”的自悼，夫妻二人相伴多年的默契使得亡妻能够以知己的身份读懂自己的沧桑。苏轼梦中的妻子形象不再囿于家庭生活的藩篱而成为士大夫的精神伴侣，使悼亡哀思有了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这无疑是悼亡文学的一大突破。
欧阳修用赋体夸饰的语言渲染了哀婉至极的丧妻之痛，是悼亡范式的典型体现；梅尧臣则延续了一贯的平淡诗风，勾勒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夫妻生活图景，悼亡作品中符号化的妻子形象在他的笔下有了自我，悼亡对象成为中心，突破了悼亡传统；而苏轼进一步拓展，在显示夫妻深厚情谊的同时融入自己人生际遇的感慨，实现了悼亡主题的升华。欧、梅、苏梦境构成的主体差异是个体特殊性带来的，但正是这种差异丰富了纪梦悼亡的表达方式，尤其是苏轼悼亡兼自悼的叙述方式，扩大了悼亡主题的境界，堪称悼亡之绝唱。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孙宗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
悼亡是中国古代文人少有的表达自己对妻子感情的方式，但直言会伤之太露，借助纪梦传达哀思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窘迫。自潘岳首创《悼亡诗》以来，南朝江淹、唐韦应物、元稹等人进一步完善其写法，至宋代纪梦悼亡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悼亡作品由于祭悼主题而具有共同的感伤性，但悼亡个体的差异使得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而梦是探究个体性的很好切入点。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梦是本我愿望的显现，梦境构成的主体差异体现出创作者不同的心理愿望，因此梦境中的悼亡哀思也就有了不同的内涵。
绝望的倾诉：丧妻之痛的梦中宣泄
欧阳修的《述梦赋》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记录了自己梦见亡妻的始末。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结束波折的科举之路，次年迎娶恩师胥偃之女。年仅25岁的欧阳修双喜临门，这是他一生少有的安泰顺遂期。然而，仅仅两年后，17岁的胥氏产子后未逾月即卒。爱妻的猝然离去打破了欧阳修安逸的生活，这种打击直接投射在他恍惚离奇的梦中：
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杳兮倏兮，犹胜于不见兮，愿此梦之须臾。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冀驻君兮可久，怳予梦之先惊。梦一断兮魂立断，空堂耿耿兮华灯。
妻子的猝然长逝令欧阳修悲痛不已，这种难以言说的悲痛成为了梦境的主体。在欧阳修的梦中，妻子似一缕飘渺的残魂，萦绕身侧又忽然远走。理智上他知逝者不可返，但潜意识里又无法面对永别。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梦中即为妻子的若即若离。面对妻子离去的自己究竟有多悲痛呢？尺蠖因可怜我而停止了蠕动，飞蝇因怜悯我而变得静谧无声。欧阳修强烈的悲伤情绪甚至感染了昆虫，使得它们做出如此反常之举。这是非常怪诞的一幕，仿佛梦中的一切都静止了，只剩下游魂般的妻子和沉浸在哀思中的欧阳修，他全神贯注地捕捉着妻子仅存的气息，结果却是飘渺难觅。因此哪怕是短暂的梦中相遇也好，可忽然梦醒，醒后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明亮的华灯，只有映在墙上的影子与自己为伴，更显孤独。
刘熙载《艺概·赋概》言：“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即使选择了更宜抒情的古体赋，欧阳修的抒发仍是有节制的，他的梦境以主体的哀伤为核心，对思念对象的描摹却较吝啬笔墨。在短暂的情绪宣泄后，立即将笔锋转向真与妄的思辨议论上，倾泻而出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转移。《述梦赋》以悼亡者的悲伤情绪为核心，传达了丧妻给欧阳修带来的痛苦，令人动容，但梦境中妻子身份的含蓄表达也显示了欧阳修作为士大夫保守的一面。
双向的牵挂：夫妻真情的梦中流露
作为欧阳修挚友的梅尧臣同样经历了丧妻之痛，但与欧阳修新婚两年即痛失少妻不同，梅尧臣与妻子共同生活了17年。庆历四年（1044），42岁的梅尧臣返汴京途中妻子谢氏病卒，此后他接连创作了大量悼亡诗，直至庆历六年再婚，这种趋势才渐趋停止。这些作品中，近三分之一涉及梦，以写梦来表达悼亡哀思也是梅尧臣悼亡诗的重要特点。但与欧阳修以自我感受为梦境主体不同，梅尧臣的梦中鲜明的突出了妻子的形象，呈现出夫妻间的深厚感情。
《灵树铺夕梦》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篇：
昼梦同坐偶，夕梦立我左。
自置五色丝，色透缣囊过。
意在留补缀，恐衣或绽破。
殁仍忧我身，使存心得堕。
梦中夫妻二人的思念形成一种回环：我因思念你而入梦，梦中的你也在思念着我。妻子准备了五彩的丝线，想在我衣服磨破时及时为我缝补，情思之细腻令人动容。妻子缝衣的形象在传统悼亡诗中并不少见，甚至成为一种标签化属性，但梅尧臣的梦境在时间和视角的细微差异使得这一幕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情感内涵。梅尧臣以梦境为中介，将亡妻与自己联系起来，不仅身在现世的丈夫思念着已故之妻，魂处异世的妻子也惦记着丈夫能否照顾好自己，以女性的敏锐视角选取生活中的细节来表达谢氏对自己的关切。贺铸《鹧鸪天》中“谁复挑灯夜补衣”就不无这种写法的影响。梅尧臣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梦境与他的现实生活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谢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使得这些记忆通过潜意识的缝合而呈现在梦中。《深涧昼梦》中他同样写到了这种双向牵挂：
谁谓死无知，每出辄相送。
岂其忧在途，似亦会相送。
妻子即使身体已死但灵魂仍有知，每次自己出门时，她都会因担忧自己而来到梦中相送，可见彼此的深厚情谊。
梅尧臣似乎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认为妻子的死亡是永远的消逝，因此他的梦境往往以妻子为主角，幻想她牵挂着自己，充满温馨与甜蜜；而另一方面现实中妻子的缺席使得梦中的美好终是幻影，更觉孤独，不由得埋怨妻子“白日杳无朕，冥遇常在寝”（《梦睹》）。梅尧臣在梦境中构建了一个深情且细腻的妻子形象，夫妻二人双向的情感使得梅尧臣的悼亡哀思有了双倍的厚度。诚如朱东润所言，“这些诗都说出了他对谢氏的热爱。没有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无言的相遇：悼亡与自悼的梦中交融
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同样是以梦为契机抒发对亡妻王弗的沉痛哀思，但与欧、梅两位前辈在妻子刚去世时的魂牵梦萦不同，苏轼这次梦见亡妻已是十年后。治平二年（1065） 五月，相伴十余年的王弗辞世，次年归葬于故乡四川眉山。十年忌辰将至，苏轼在梦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妻子：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王弗去世次年，苏轼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苏轼回到眉山丁忧三年，此后他终身再未回乡。多年后的梦中，他却忽然回到了故乡，显然在他的潜意识中，眉山是他苦闷心灵的一个栖息地。联想到彼时尚未出仕和此时仕途窘困，苏轼选择眉山家中作为与亡妻重逢之地，就有了更深层的现实因素的影响。梦中他透过小小的窗子看見正在梳妆的妻子，对镜描眉，梳理长发，仿佛时光倒流回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然而与妻子视线交织的刹那，忽然惊觉逝者如斯，相伴十年，相离十年，已是二十年后，不禁潸然泪下。二人的相见“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王弗不仅是自己的妻子，同时也是灵魂的知音，她不仅能读懂自己对她不尽的思念，更能明白自己心灵的悲哀与落寞。苏轼与王弗的相顾而泣不同于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分别之悲，这其中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突破生死的思念，还有世事坎坷的辛酸，多种情绪交织，令人百味杂陈。
苏轼将现实的人生际遇融入梦中，悼亡妻子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诸多“不合时宜”的自悼，夫妻二人相伴多年的默契使得亡妻能够以知己的身份读懂自己的沧桑。苏轼梦中的妻子形象不再囿于家庭生活的藩篱而成为士大夫的精神伴侣，使悼亡哀思有了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这无疑是悼亡文学的一大突破。
欧阳修用赋体夸饰的语言渲染了哀婉至极的丧妻之痛，是悼亡范式的典型体现；梅尧臣则延续了一贯的平淡诗风，勾勒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夫妻生活图景，悼亡作品中符号化的妻子形象在他的笔下有了自我，悼亡对象成为中心，突破了悼亡传统；而苏轼进一步拓展，在显示夫妻深厚情谊的同时融入自己人生际遇的感慨，实现了悼亡主题的升华。欧、梅、苏梦境构成的主体差异是个体特殊性带来的，但正是这种差异丰富了纪梦悼亡的表达方式，尤其是苏轼悼亡兼自悼的叙述方式，扩大了悼亡主题的境界，堪称悼亡之绝唱。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