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曹操与汉室的关系；《汉纪》的思想表露以及《汉纪》具体的写作情况三个方面，论证了《汉纪》的修订不可能是曹操授意所为。
【关键词】《汉纪》；荀悦；曹操；修订原因
《汉纪》成书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作者荀悦，字仲豫，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荀悦在修编《汉纪》之时，东汉政权事实上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然而，荀悦仍然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看似与时局无关的工作中，同当时积极投身军阀战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荀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近年有人撰文认为《汉纪》的修订乃是由于"曹操听了荀或的建议，决定挑选'大才通儒'，'刊定传记'。荀悦作为荀彧早就'特称敬焉'的堂兄，被推举接受了这项任务。刚巧献帝也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需要一部新的简明的汉史。于是，这删《汉书》为《汉纪》的任务，便由荀悦'奉诏'完成了。"【1】换句话说，荀悦修《汉纪》的真正原因并非奉召于献帝而是授意于孟德。
该论文的这一观点主要依据有如下几点：第一、曹操在建安初期完全的无条件的对汉庭保持着他的忠诚，其所作所为都在于维护刘氏政权的统治。第二、从《汉纪》中看不出任何针对某一军阀的攻击或不满之意，"他的《汉纪》具有普遍的历史警戒的意义"。第三、曹操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笃好斯文"。由于其较为重视文化建设，因此推断《汉纪》乃曹操本人授意修订。
我认为，该论文在论证《汉纪》修订原因这一问题上所采用的这三点论据均存在不妥之处。首先，关于曹操在建安初期的政治态度，其具体表现在他对待汉献帝以及皇室政权的态度上。该文认为"曹操早期忠于汉室是真诚的……当荀悦在建安三年接受了将《汉书》改编成编年体史书的任务并在两年后完成时，汉室正处于君臣关系融洽，和谐发展的时期。"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根据《后汉纪·孝献帝纪第九》所载"（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出曹操当时对于东汉皇室的态度来。事实上，曹操当初迎献帝的出发点本就是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曹操根本不可能对献帝以及东汉朝廷保持"谦卑的"忠诚。
而该文中所提到的从建安三年荀悦接受修《汉纪》的任务到建安五年完成史书的修订这段时期，"汉室正处于君臣关系融洽，和谐发展的时期"则更显得有些滑稽，因为同样在《后汉纪·孝献帝纪第九》中记载"（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由此可见到了建安五年，也就是荀悦成书之时，东汉皇权同曹操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尖锐，岂能复言"和谐"二字。至于曹伟在其论文中提到荀彧、孔融等对于曹操的赞美之词同样也不能证明曹操对于汉室朝廷的忠诚。因为荀彧、孔融原本就是曹操的幕僚。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相比较建安二年称帝的袁术以及建安三年自封大将军的袁绍，曹操起码在名义上保持了其臣子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曹操手下的幕僚，孔融等拥汉一派处在弱势地位，在矛盾没有完全激化的情况下，采取委婉的或者说暗示、劝导的方式提醒曹操也显得合乎情理。而当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曹操代汉之心愈发明显之时，等待这批幕僚的便只有一死了。因此，把孔融等人对于曹操的颂扬看成是对曹操的一种劝诫和舆论上的暗示则更为合理。
其次，关于《汉纪》的行文及其内容。应该说就内容来讲《汉纪》的确具"有普遍的历史警戒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来说《汉纪》完全没有防止曹氏篡夺汉室政权的意思。恰恰相反的是，荀悦在修订《汉纪》之时，通过对东汉皇权的美化和抬高本身便是对曹操等地方军阀势力的一个警示和劝导。该文中引述了《汉纪》的《序》和《跋》来表现其普遍的历史警戒性，进而说明该书并无针对曹操之处。此处该文明显忽略了其《序》中所提到的"亢辅"以及《跋》中所说的"矫矫俊臣"，荀悦事实上已经最大可能的暗示了当时的地方军阀保持对汉朝的忠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曹操集团。荀悦利用在最末一章里记叙班彪同隗嚣的一段对话，来暗比了后汉末年的新强人。【2】通过暗示历史的重演来警示当时的权臣。同时，由于曹操同汉献帝当时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作为弱势一方的"拥刘"势力便不能不低调行事。而随着曹操势力的更进一步膨胀，荀悦在其另一部著作《申鉴》中的言辞则更显得模糊了。因此，应当把《汉纪》中所透露出的普遍历史警戒性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曹操等强权集团的暗示性产物看待。
最后，该文在关于《汉纪》乃曹操重视文化建设的成果的论述中着重讨论了荀彧所起的作用。作者仅靠荀彧曾经向曹操建议"刊定传记""除其烦重"，而荀悦修《汉纪》恰恰是精简了《汉书》这一点来断定：《汉纪》的修订乃曹操采纳荀彧建议"大才通儒"，"刊定传记"的结果。但是，就我们目前所存的历史文献来说，在针对《汉纪》修订这一问题上很难找到任何与荀彧有关的记载。作者单凭一个看似巧合的情况得出如此结论，似乎有臆测之嫌。一方面，通观《汉纪》的内容，其中以替汉室皇权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陈启云先生在其著作《荀悦与中古儒学》一书中认为《汉纪》是"汉朝廷的一部官方辩解书"。而明显怀有代汉思想的曹操又怎么可能自己去让人修这样一部旨在加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史书呢？另一方面，在《汉纪》的《序》中明确记载了在《汉纪》的修编过程中由"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由此可见，荀悦修订《汉纪》所能使用的资源非常有限，几乎是当时汉献帝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如果真如该文所推断的那样《汉纪》乃曹操授意所修，那断断不至于连皇帝的私人卫队都被拉去誊书。
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汉纪》的修订绝非曹操授意而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曹操同东汉皇室的关系上看，还是从《汉纪》本身所表露的政治立场上看，曹操绝不可能去主张修一部处处与自己相左的史书。
【参考文献】
［1］《<汉纪>体例创新及其文学价值》 曹伟撰曲阜师范大学
［2］《荀悦与中古儒学》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两汉纪·汉纪》东汉 荀悦著，张烈点校，中华书局 2002年版
［4］《后汉书》南朝宋 范晔著，张道勤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经纬（1984.7--），男，山东烟台， 现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汉纪》；荀悦；曹操；修订原因
《汉纪》成书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作者荀悦，字仲豫，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荀悦在修编《汉纪》之时，东汉政权事实上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然而，荀悦仍然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看似与时局无关的工作中，同当时积极投身军阀战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荀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近年有人撰文认为《汉纪》的修订乃是由于"曹操听了荀或的建议，决定挑选'大才通儒'，'刊定传记'。荀悦作为荀彧早就'特称敬焉'的堂兄，被推举接受了这项任务。刚巧献帝也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需要一部新的简明的汉史。于是，这删《汉书》为《汉纪》的任务，便由荀悦'奉诏'完成了。"【1】换句话说，荀悦修《汉纪》的真正原因并非奉召于献帝而是授意于孟德。
该论文的这一观点主要依据有如下几点：第一、曹操在建安初期完全的无条件的对汉庭保持着他的忠诚，其所作所为都在于维护刘氏政权的统治。第二、从《汉纪》中看不出任何针对某一军阀的攻击或不满之意，"他的《汉纪》具有普遍的历史警戒的意义"。第三、曹操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笃好斯文"。由于其较为重视文化建设，因此推断《汉纪》乃曹操本人授意修订。
我认为，该论文在论证《汉纪》修订原因这一问题上所采用的这三点论据均存在不妥之处。首先，关于曹操在建安初期的政治态度，其具体表现在他对待汉献帝以及皇室政权的态度上。该文认为"曹操早期忠于汉室是真诚的……当荀悦在建安三年接受了将《汉书》改编成编年体史书的任务并在两年后完成时，汉室正处于君臣关系融洽，和谐发展的时期。"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根据《后汉纪·孝献帝纪第九》所载"（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出曹操当时对于东汉皇室的态度来。事实上，曹操当初迎献帝的出发点本就是打算"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曹操根本不可能对献帝以及东汉朝廷保持"谦卑的"忠诚。
而该文中所提到的从建安三年荀悦接受修《汉纪》的任务到建安五年完成史书的修订这段时期，"汉室正处于君臣关系融洽，和谐发展的时期"则更显得有些滑稽，因为同样在《后汉纪·孝献帝纪第九》中记载"（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由此可见到了建安五年，也就是荀悦成书之时，东汉皇权同曹操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尖锐，岂能复言"和谐"二字。至于曹伟在其论文中提到荀彧、孔融等对于曹操的赞美之词同样也不能证明曹操对于汉室朝廷的忠诚。因为荀彧、孔融原本就是曹操的幕僚。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相比较建安二年称帝的袁术以及建安三年自封大将军的袁绍，曹操起码在名义上保持了其臣子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曹操手下的幕僚，孔融等拥汉一派处在弱势地位，在矛盾没有完全激化的情况下，采取委婉的或者说暗示、劝导的方式提醒曹操也显得合乎情理。而当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曹操代汉之心愈发明显之时，等待这批幕僚的便只有一死了。因此，把孔融等人对于曹操的颂扬看成是对曹操的一种劝诫和舆论上的暗示则更为合理。
其次，关于《汉纪》的行文及其内容。应该说就内容来讲《汉纪》的确具"有普遍的历史警戒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来说《汉纪》完全没有防止曹氏篡夺汉室政权的意思。恰恰相反的是，荀悦在修订《汉纪》之时，通过对东汉皇权的美化和抬高本身便是对曹操等地方军阀势力的一个警示和劝导。该文中引述了《汉纪》的《序》和《跋》来表现其普遍的历史警戒性，进而说明该书并无针对曹操之处。此处该文明显忽略了其《序》中所提到的"亢辅"以及《跋》中所说的"矫矫俊臣"，荀悦事实上已经最大可能的暗示了当时的地方军阀保持对汉朝的忠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曹操集团。荀悦利用在最末一章里记叙班彪同隗嚣的一段对话，来暗比了后汉末年的新强人。【2】通过暗示历史的重演来警示当时的权臣。同时，由于曹操同汉献帝当时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作为弱势一方的"拥刘"势力便不能不低调行事。而随着曹操势力的更进一步膨胀，荀悦在其另一部著作《申鉴》中的言辞则更显得模糊了。因此，应当把《汉纪》中所透露出的普遍历史警戒性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曹操等强权集团的暗示性产物看待。
最后，该文在关于《汉纪》乃曹操重视文化建设的成果的论述中着重讨论了荀彧所起的作用。作者仅靠荀彧曾经向曹操建议"刊定传记""除其烦重"，而荀悦修《汉纪》恰恰是精简了《汉书》这一点来断定：《汉纪》的修订乃曹操采纳荀彧建议"大才通儒"，"刊定传记"的结果。但是，就我们目前所存的历史文献来说，在针对《汉纪》修订这一问题上很难找到任何与荀彧有关的记载。作者单凭一个看似巧合的情况得出如此结论，似乎有臆测之嫌。一方面，通观《汉纪》的内容，其中以替汉室皇权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陈启云先生在其著作《荀悦与中古儒学》一书中认为《汉纪》是"汉朝廷的一部官方辩解书"。而明显怀有代汉思想的曹操又怎么可能自己去让人修这样一部旨在加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史书呢？另一方面，在《汉纪》的《序》中明确记载了在《汉纪》的修编过程中由"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由此可见，荀悦修订《汉纪》所能使用的资源非常有限，几乎是当时汉献帝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如果真如该文所推断的那样《汉纪》乃曹操授意所修，那断断不至于连皇帝的私人卫队都被拉去誊书。
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汉纪》的修订绝非曹操授意而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曹操同东汉皇室的关系上看，还是从《汉纪》本身所表露的政治立场上看，曹操绝不可能去主张修一部处处与自己相左的史书。
【参考文献】
［1］《<汉纪>体例创新及其文学价值》 曹伟撰曲阜师范大学
［2］《荀悦与中古儒学》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两汉纪·汉纪》东汉 荀悦著，张烈点校，中华书局 2002年版
［4］《后汉书》南朝宋 范晔著，张道勤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经纬（1984.7--），男，山东烟台， 现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