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位有着高度自觉的读者意识的作家。几乎是自弃医从文那天起，鲁迅就把“立人”当作自己全部思想和文学活动的逻辑起点与最终目的。这样的起点与目的，决定了先生格外看重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特别关注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和留下了什么。而这样的看重和关注又通常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由衷希望文学作品犹如“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给人以鼓舞，使其成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担心文学作品因为自身内容的不健康或有问题而给读者造成误导乃至伤害，甚至变为民众的精神鸦片。如果说在先生那里，前一方面更多是一种正面的、“共语式”的倡导与呼唤；那么后一方面，则常常化为对自己写作的“私语式”的提醒、约束和检视。
　　鲁迅拥有清醒而自觉的读者意识，但同时更具备了独立而超前的精神天地，他对世界与民族、历史与现实、人生与人性、自然与社会的若干理解和认识，不仅在当年独陟峰端，罕见其匹，即使在今天，依旧不失高蹈与前卫。然而，如此敏锐与渊赡的鲁迅却偏偏不那么自持与自信，相反，他每每充满了怀疑精神。这种怀疑固然直指他身处的外在环境和社会秩序，但同时也没有放过自己的灵魂。即所谓：“我的确时时解剖着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按照先生说法，他既非是为“别人引路”的“前辈”“导师”，更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只是一个“从旧垒中来”又“反戈一击”的历史与文学的“中间物”。既然是中间物，他就难免带有革故的疑虑和鼎新的困惑；就难免产生告别者的痛苦和先行者的孤独；就难免因为“彷徨于明暗之间”或陷入了“无物之阵”，而感到“悲哀，苦恼，零落，死灭”，正如他在《野草·影的告别》中的扪心自问：“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无而已。”也正如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显然，这样的自我观照包含了先生特有的对自己的挑剔与苛刻。而这种挑剔与苛刻一旦同清醒自觉的读者意识相碰撞、相对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鲁迅式的欲罢不能，欲言又止。即所谓“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亦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因为先生实在害怕将自己身上的“苦闷”传染给读者，特别是青年，使他们误入“危途”。要知道，先生早已下定了决心：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何等良苦的用心，又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啊！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了鲁迅为什么在强调文学创作时要求其“真”，而在自己的作品中又不得不有所“隐”；同时也就明白了那种仅仅因为鲁迅有所“隐”——没有“裸奔”而是“穿着内衣行走”就感到“可悲”的说法，又是多么的肤浅和皮相。
　　对于鲁迅文学世界里的“真”与“隐”，曹聚仁曾以“两个鲁迅”的说法加以诠释。即认为：“一个是中年的卸了外衣的真的鲁迅，另一个是当他着笔时，为着读者着想，在他的议论中加一点积极成分，思想者的鲁迅。”这或许不无道理，但也存在明显的缺憾——它割裂乃至对立了原本完整统一的鲁迅。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鲁迅笔下的“真”与“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黑暗”与“欢容”的增删与取舍，那么即可发现，这一切中实际还存在另一种更为本质的联系。这就是：在先生那里，“真”是现实的掘进和存在的逼视，而“隐”则是理想的探索与期待的憧憬；“真”摄取和剖析着客观生活，而“隐”则咀嚼和反思着灵魂世界，它们最终植根于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伟大人格与崇高情怀。从这一意义讲，“隐”是另一种形态的“真”，而且是包含了善的更高层次的“真”。它们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也是我们走进先生心灵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