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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在痛斥大话、空话时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坦承自己也有这种毛病：“党的所有缺点，在我身上也有。”
列宁在同弗拉基米罗夫谈话时还提出第二个赠言（作者的“赠言”系列第一篇《列宁1922年的赠言》，已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刊出——编者注），这就是——谈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不要说漂亮话，不要说大话。
列宁说：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加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列宁就此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听到这样的空话，列瓦（弗拉基米罗夫的爱称），不要不好意思，要大声叫喊：“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要说废话！”列宁说：您能够理解我：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我意识到，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如果随便说的话，我也会胡说，在最短期间，甚至不要10年，我们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列宁所说的“阿尔卡季”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一个人物，屠格涅夫在书中描绘，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躺在巴扎罗夫旁边，面对飘落的树叶大发诗兴：
槭树的干叶飘落到地上；它的姿态完全像飞舞的蝴蝶。最悲惨的东西和死亡的东西却像最快乐的东西和活生生的东西。
对此巴扎罗夫讽刺地叫道：“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在革命的热潮中人们往往把一切都看得很容易，因而常常发出豪言壮语，什么都不在话下，易如反掌。他们立下宏伟的目标，同时保证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列宁在痛斥这种大话、空话时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毛病，“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所以他这是“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
列宁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承认自己也会胡说。十月革命后，一些人预言德国将在几天内爆发革命，不仅能给予落后的俄国以资源，而且将引发法国、英国革命。列宁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内会爆发革命并来支援落后的俄国。事实证明，两者的估计都太乐观了，是主观想象的产物。
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粮食征收制，认为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管起来，苏俄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军事共产主义的核心政策“粮食征收制”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发明，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在一战期间为解决粮食问题都曾实施过这种政策，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一次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予以实施，是派征粮队用枪杆子征收的，并且被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史称“军事共产主义”。
在艰难的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认为农民有面包吃，有肉吃，而城市工人却在挨饿，因此，要农民不仅交出所谓余粮，而且交出全部粮食。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
但实际情况是，城市的工人至少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供应保证，而没有人关心农民的最低限度需求，他们几乎被收走了所有粮食，被搞得一无所有，最后不得不为生存举行暴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时候，列宁才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列宁说：“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 “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这种纸币就是我们常见的“白条”。而在更多的场合连“白条”也不打，是直接搜查没收的。1920年底列宁承认，战乱加旱灾已经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 “希望同志们告诉1000万至1500万……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广大农民反抗的事实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借助强制、暴力和剥夺农民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列宁声明：“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我们准备用革命的办法改变政策……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这就是废除粮食征收制，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匆匆忙忙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并在当晚用无线电向全国播报，由此可见形势之紧迫。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开始反思过去以为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想法，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普及文化。他说，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需要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难道像沙皇时期那样到处都是文盲的国家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斯莫尔尼时期（斯莫尔尼宫是十月武装起义指挥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所在地——作者注），所谓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已经过去，也许可以说，自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以来，苏维埃政权就没有什么凯歌行进的时期，而是一直困难重重。阿·托尔斯泰写过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说的是知识分子投入革命的苦难历程，实际上俄国革命本身走的也是“苦难的历程”。对这个历程不能用诗人的玫瑰色去描绘，对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能凭借诗人的浪漫主义去想象，开空头支票以自欺欺人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所以列宁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如果我有胡说，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这是一个经历5年苦难奋斗、有着大量切肤教训的领袖提出的宝贵赠言。
就在提出赠言时，列宁向弗拉基米罗夫指出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坚挺的货币，好的卢布，而不是“苏维埃纸币”那种废物。没有坚挺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就会见鬼去。作为我们金融、我们货币系统的领导人，列瓦同志，做一个守财奴吧。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的人变坏了，习惯于大量地无偿地从国库取钱，这种习惯至今没有消除。在这些人的压力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用坚挺的卢布取代苏维埃纸币。不要做软弱的诗人，不要听信那些向您渲染鄙视钱币的美妙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废话。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向您施加压力，要求国库追加各种款项、各种拨款。列宁强调，“一切都要求厉行节约。国家预算不要支付一戈比多余的钱”。只有在一种场合下不要当吝啬鬼，这就是国民教师的奖励和薪水问题。我们在小册子和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全民识字，而在我们的农村和小县城，这些文化的使者没有裤子穿，在挨饿。我们出版无数的废物，却没有纸张制作学生的练习本。不要再干这种荒唐的事了。如果为此需要所有部门厉行节约，列瓦同志，那就无情地坚决地去做。通过新经济政策我们当然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表现在教育者大军——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上。列瓦同志，还要给你一句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斯莫尔尼和革命最初年代早已过去。在革命五年之后，如果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学会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实际地对待，这就是说我们是白痴或者无可救药的空谈家。
从弗拉基米罗夫1922年得到的赠言可以看出，这时候列宁已经不相信能很快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了。他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说得非常谨慎：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列宁的赠言或者不为人知，或者听者并不以为然。列宁逝世后，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被抛弃，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搞“大跃进”，强制集体化，闹出了两年大饥荒（1932～1933），饿死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在大饥荒之后，人们刚能填饱肚子，就迫不及待地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高唱苏联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谐共处的社会，然而正是在这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里，斯大林在1937～1938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逮捕了140多万人，枪杀了其中的70多万人，平均每月约枪杀1000人。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过斯大林的遗产，在1960年代初继续发出豪言壮语，宣布20年进入共产主义。
建成社会主义也好，进入共产主义也好，都是空头支票。在这时候，确实应当像列宁提示的，揪住他们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中国六七十岁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大跃进”时代的诗歌和豪言壮语，这些豪言壮语后面是什么呢？是三年饥荒，饿殍遍地。“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他们得出的痛苦教训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平民百姓已经不相信美妙的诗文，而是在泣血呐喊了。
空谈害民，空谈误国。本文无意贬低诗人，只是想说，社会主义是需要甩开膀子干的，而不是靠嗓子唱的，希望中国人也能够记住列宁的这一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要当实干家。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列宁在同弗拉基米罗夫谈话时还提出第二个赠言（作者的“赠言”系列第一篇《列宁1922年的赠言》，已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刊出——编者注），这就是——谈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不要说漂亮话，不要说大话。
列宁说：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加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列宁就此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听到这样的空话，列瓦（弗拉基米罗夫的爱称），不要不好意思，要大声叫喊：“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不要说废话！”列宁说：您能够理解我：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我意识到，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如果随便说的话，我也会胡说，在最短期间，甚至不要10年，我们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王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列宁所说的“阿尔卡季”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一个人物，屠格涅夫在书中描绘，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躺在巴扎罗夫旁边，面对飘落的树叶大发诗兴：
槭树的干叶飘落到地上；它的姿态完全像飞舞的蝴蝶。最悲惨的东西和死亡的东西却像最快乐的东西和活生生的东西。
对此巴扎罗夫讽刺地叫道：“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在革命的热潮中人们往往把一切都看得很容易，因而常常发出豪言壮语，什么都不在话下，易如反掌。他们立下宏伟的目标，同时保证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列宁在痛斥这种大话、空话时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毛病，“党的所有缺点我身上也有”，所以他这是“医生自己为自己治病”。
列宁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承认自己也会胡说。十月革命后，一些人预言德国将在几天内爆发革命，不仅能给予落后的俄国以资源，而且将引发法国、英国革命。列宁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内会爆发革命并来支援落后的俄国。事实证明，两者的估计都太乐观了，是主观想象的产物。
国内战争期间，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粮食征收制，认为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管起来，苏俄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军事共产主义的核心政策“粮食征收制”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发明，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在一战期间为解决粮食问题都曾实施过这种政策，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一次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予以实施，是派征粮队用枪杆子征收的，并且被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史称“军事共产主义”。
在艰难的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认为农民有面包吃，有肉吃，而城市工人却在挨饿，因此，要农民不仅交出所谓余粮，而且交出全部粮食。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
但实际情况是，城市的工人至少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供应保证，而没有人关心农民的最低限度需求，他们几乎被收走了所有粮食，被搞得一无所有，最后不得不为生存举行暴动，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时候，列宁才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列宁说：“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 “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这种纸币就是我们常见的“白条”。而在更多的场合连“白条”也不打，是直接搜查没收的。1920年底列宁承认，战乱加旱灾已经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他 “希望同志们告诉1000万至1500万……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广大农民反抗的事实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党借助强制、暴力和剥夺农民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列宁声明：“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我们准备用革命的办法改变政策……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这就是废除粮食征收制，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匆匆忙忙通过了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的决定，并在当晚用无线电向全国播报，由此可见形势之紧迫。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开始反思过去以为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漫想法，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坚持新经济政策，需要普及文化。他说，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需要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难道像沙皇时期那样到处都是文盲的国家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政权的斯莫尔尼时期（斯莫尔尼宫是十月武装起义指挥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所在地——作者注），所谓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已经过去，也许可以说，自十月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以来，苏维埃政权就没有什么凯歌行进的时期，而是一直困难重重。阿·托尔斯泰写过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说的是知识分子投入革命的苦难历程，实际上俄国革命本身走的也是“苦难的历程”。对这个历程不能用诗人的玫瑰色去描绘，对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能凭借诗人的浪漫主义去想象，开空头支票以自欺欺人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所以列宁对弗拉基米罗夫说，如果我有胡说，不要不好意思，请揪住我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这是一个经历5年苦难奋斗、有着大量切肤教训的领袖提出的宝贵赠言。
就在提出赠言时，列宁向弗拉基米罗夫指出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他说，我们需要坚挺的货币，好的卢布，而不是“苏维埃纸币”那种废物。没有坚挺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就会见鬼去。作为我们金融、我们货币系统的领导人，列瓦同志，做一个守财奴吧。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的人变坏了，习惯于大量地无偿地从国库取钱，这种习惯至今没有消除。在这些人的压力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用坚挺的卢布取代苏维埃纸币。不要做软弱的诗人，不要听信那些向您渲染鄙视钱币的美妙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人们的废话。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向您施加压力，要求国库追加各种款项、各种拨款。列宁强调，“一切都要求厉行节约。国家预算不要支付一戈比多余的钱”。只有在一种场合下不要当吝啬鬼，这就是国民教师的奖励和薪水问题。我们在小册子和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全民识字，而在我们的农村和小县城，这些文化的使者没有裤子穿，在挨饿。我们出版无数的废物，却没有纸张制作学生的练习本。不要再干这种荒唐的事了。如果为此需要所有部门厉行节约，列瓦同志，那就无情地坚决地去做。通过新经济政策我们当然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表现在教育者大军——国民教师去扫除文盲上。列瓦同志，还要给你一句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斯莫尔尼和革命最初年代早已过去。在革命五年之后，如果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学会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实际地对待，这就是说我们是白痴或者无可救药的空谈家。
从弗拉基米罗夫1922年得到的赠言可以看出，这时候列宁已经不相信能很快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了。他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说得非常谨慎：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列宁的赠言或者不为人知，或者听者并不以为然。列宁逝世后，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被抛弃，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搞“大跃进”，强制集体化，闹出了两年大饥荒（1932～1933），饿死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而在大饥荒之后，人们刚能填饱肚子，就迫不及待地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高唱苏联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和谐共处的社会，然而正是在这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里，斯大林在1937～1938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逮捕了140多万人，枪杀了其中的70多万人，平均每月约枪杀1000人。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过斯大林的遗产，在1960年代初继续发出豪言壮语，宣布20年进入共产主义。
建成社会主义也好，进入共产主义也好，都是空头支票。在这时候，确实应当像列宁提示的，揪住他们的后襟，用力叫喊：“哦，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说得如此漂亮。”
中国六七十岁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大跃进”时代的诗歌和豪言壮语，这些豪言壮语后面是什么呢？是三年饥荒，饿殍遍地。“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他们得出的痛苦教训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平民百姓已经不相信美妙的诗文，而是在泣血呐喊了。
空谈害民，空谈误国。本文无意贬低诗人，只是想说，社会主义是需要甩开膀子干的，而不是靠嗓子唱的，希望中国人也能够记住列宁的这一赠言——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要当诗人，要当实干家。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