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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使“钱学”从“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学渐渐转向“显学”，有不断被神化、庸俗化、浅显化的趋势。钱锺书的读者也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一生与信的渊源
钱锺书的一生与书信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上中学以后，他就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为父代笔写信开始，走出家门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写信。考上清华后，钱锺书每次写给父亲的信都被老夫子贴在本子上珍藏，整理为“先儿家书”。“信写的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钱基博高兴起来还把自己教训儿子的家信拿出来发表，也把儿子的来信拿出来“显摆”。
在钱锺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时，书信都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他与杨绛分开之时。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情深，早已是现代文化圈中的佳话：“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我们仨》）解放后依旧如此。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锺书便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杨绛《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可惜的是，这批“情意绵绵”的家信，大多已被杨绛先生烧毁。
其实在电话并非寻常人家可用的时代，书信往来一直是人际交往的必然选择，老派文人更是寄托于此。在信息化的今天，八行书笺，毛笔行书，早已是遗风雅韵的奢侈品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在钱氏最后二十年中，即使在电话、交通等都极为便利之时，他仍然每天认真地写着信。
晚年信札的数量及特点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多，另有其妻女书信及手稿等。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东方早报》2011年10月9日）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许渊冲在一篇《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已出版的有关钱氏的研究著作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钱札。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可以期待的是，《钱锺书书信集》必是钱锺书身后又一部值得玩味的大书。
翻译家宋淇曾说过读钱锺书信的感受：“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钱锺书给他的信用毛笔、圆珠笔、打字机的都有，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文，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宋以朗说：“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有段时间因为钱的信太短，加上圆珠笔字迹易化难认，不便保存流布，宋淇竟给钱锺书寄来了一包好笔好纸！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后复信道：“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可见共赏钱函已是他朋友圈中一件赏心悦目的雅事。文言文，八行笺，挥洒自如的行楷，丰富幽默的语言等，这是钱氏给朋友信札的外在特点。此外，信中讨论学术，谈诗论文，甚至臧否人物等，也另有其学术价值。
那些无穷的“后患”
钱锺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这和胡适、吴宓等把日记当著作写不一样），给大师钱锺书留下了“无穷后患”。杨绛先生也承认“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我们仨》）曾有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的信札，不到10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2013年保利公司官网挂出的三封“钱锺书、杨绛至同贤先生信札”，估价竟达万元至18万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后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拍卖的三封信中有两件是“伪造”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一些不适宜公布的私論被拿到桌面上来，使“一束矛盾”（钱的自嘲语）的钱锺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家人尴尬，让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杨绛先生认为，钱锺书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行文难免月旦人物，属于自己隐私，现时发表未必合适。她举例说，凡收到寄赠著作，钱锺书先生回信致谢，自然要以赞语相加。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他经常要附上一句“容当细读”，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宋以朗认为他父亲与钱锺书的这些来往通信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可能会整理出版，也可能悉数寄还杨绛先生。因为他有顾虑：“我爸爸与钱锺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锺书对他人的看法，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钱锺书自己对书信在别人文章中被公开引用和刊布，生前曾表示过不满：“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现在出版法已公布，此事更非等闲。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并无所谓‘墨宝’，通信如此之类……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大意：书信示众就像洋泾浜英语的用法一样离谱）”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搬出“出版法”也属徒劳，根本不是他的意志能左右得了的。
钱锺书的世故、客套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夏志清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待人过分客气”。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文学史”书籍，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锺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钱瑗就腾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表示并没有撒谎。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但钱锺书的信正如杨绛所言，一大半是客套话，最后是以“容当细读”结束。大家认定钱锺书的话不是推荐，因为他还没有看呢。钱锺书写信会礼节性、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兄”，署名曰“弟”，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沾沾自喜，传为笑柄。
有采访者曾对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对您也是非常欣赏。余赶紧回话：“没有没有，那是他的客气话。你知道钱先生也有他世故的一面，他很客气，不能把他的客气话当真，我从来没有当真过。当然这也不是说他说的是假话，但也不能在这上面真的认真。”（《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不过钱锺书确实曾当别人面夸赞过余英时的信：“你看现在国内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对有水平的信他会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好。
“浮名害我”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与许渊冲信）“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1983年I1月22日致宋淇函）“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
宋淇曾帮钱锺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但钱锺书很世故地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格式——编者注）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编者注）也。”（见宋以朗文），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他说：“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那时正值壮年。但“文革”开始后，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使他的身体渐差。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时常起夜。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但在“文革”后期，在身体状况差、居住条件根本谈不上（学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管锥编》。此书出版后，他尚有宏愿：“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1978年1月作《管锥编·序》）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信中也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可是在《管锥编》出版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只是对它进行了增订，留下了一堆犹如天书的手稿，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的重大遗憾和损失。前文估计流布于世的钱氏信札有两万封，以保守一万封每封信平均350字计，也撰写了约350万字——足以抵得上几部《管锥编》了。假如继续坚持抱着“锱铢积累”写《围城》的决心，排除不相干的纷扰，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月旦人物的复函，又何以续写不出一部《管锥编》？没有留下著作，反而留下是非，这对晚年惜时如金的钱锺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人生悲剧。
有人曾问钱锺书：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还是在私信中，他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虚名之带来实害，如是如是！”（与沙予信）“浮名害我，不得清净！”（与臧克和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锺书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他每天少则写一两封，多则三五封，平均要写三封。别人写信或寄书来，他总要给人家个回应。他回信是出于礼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一生与信的渊源
钱锺书的一生与书信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上中学以后，他就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寫，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为父代笔写信开始，走出家门后，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热衷于写信。考上清华后，钱锺书每次写给父亲的信都被老夫子贴在本子上珍藏，整理为“先儿家书”。“信写的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钱基博高兴起来还把自己教训儿子的家信拿出来发表，也把儿子的来信拿出来“显摆”。
在钱锺书留学海外，回国后辗转昆明、蓝田、上海等地工作时，书信都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特别是他与杨绛分开之时。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情深，早已是现代文化圈中的佳话：“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我们仨》）解放后依旧如此。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锺书便每日一信，字小行密，“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即使在“文革”下放干校期间，他一有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杨绛《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可惜的是，这批“情意绵绵”的家信，大多已被杨绛先生烧毁。
其实在电话并非寻常人家可用的时代，书信往来一直是人际交往的必然选择，老派文人更是寄托于此。在信息化的今天，八行书笺，毛笔行书，早已是遗风雅韵的奢侈品了。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在钱氏最后二十年中，即使在电话、交通等都极为便利之时，他仍然每天认真地写着信。
晚年信札的数量及特点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多，另有其妻女书信及手稿等。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东方早报》2011年10月9日）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许渊冲在一篇《忆钱锺书》的长文中，就收录了近20篇钱先生的来信。已出版的有关钱氏的研究著作中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钱札。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可以期待的是，《钱锺书书信集》必是钱锺书身后又一部值得玩味的大书。
翻译家宋淇曾说过读钱锺书信的感受：“读来示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钱锺书给他的信用毛笔、圆珠笔、打字机的都有，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文，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宋以朗说：“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有段时间因为钱的信太短，加上圆珠笔字迹易化难认，不便保存流布，宋淇竟给钱锺书寄来了一包好笔好纸！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后复信道：“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可见共赏钱函已是他朋友圈中一件赏心悦目的雅事。文言文，八行笺，挥洒自如的行楷，丰富幽默的语言等，这是钱氏给朋友信札的外在特点。此外，信中讨论学术，谈诗论文，甚至臧否人物等，也另有其学术价值。
那些无穷的“后患”
钱锺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这和胡适、吴宓等把日记当著作写不一样），给大师钱锺书留下了“无穷后患”。杨绛先生也承认“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我们仨》）曾有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的信札，不到10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2013年保利公司官网挂出的三封“钱锺书、杨绛至同贤先生信札”，估价竟达万元至18万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后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拍卖的三封信中有两件是“伪造”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一些不适宜公布的私論被拿到桌面上来，使“一束矛盾”（钱的自嘲语）的钱锺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家人尴尬，让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杨绛先生认为，钱锺书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行文难免月旦人物，属于自己隐私，现时发表未必合适。她举例说，凡收到寄赠著作，钱锺书先生回信致谢，自然要以赞语相加。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他经常要附上一句“容当细读”，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宋以朗认为他父亲与钱锺书的这些来往通信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可能会整理出版，也可能悉数寄还杨绛先生。因为他有顾虑：“我爸爸与钱锺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锺书对他人的看法，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钱锺书自己对书信在别人文章中被公开引用和刊布，生前曾表示过不满：“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现在出版法已公布，此事更非等闲。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并无所谓‘墨宝’，通信如此之类……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大意：书信示众就像洋泾浜英语的用法一样离谱）”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搬出“出版法”也属徒劳，根本不是他的意志能左右得了的。
钱锺书的世故、客套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夏志清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待人过分客气”。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文学史”书籍，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锺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钱瑗就腾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表示并没有撒谎。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但钱锺书的信正如杨绛所言，一大半是客套话，最后是以“容当细读”结束。大家认定钱锺书的话不是推荐，因为他还没有看呢。钱锺书写信会礼节性、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兄”，署名曰“弟”，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沾沾自喜，传为笑柄。
有采访者曾对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对您也是非常欣赏。余赶紧回话：“没有没有，那是他的客气话。你知道钱先生也有他世故的一面，他很客气，不能把他的客气话当真，我从来没有当真过。当然这也不是说他说的是假话，但也不能在这上面真的认真。”（《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不过钱锺书确实曾当别人面夸赞过余英时的信：“你看现在国内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对有水平的信他会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好。
“浮名害我”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与许渊冲信）“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1983年I1月22日致宋淇函）“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
宋淇曾帮钱锺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但钱锺书很世故地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格式——编者注）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编者注）也。”（见宋以朗文），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他说：“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那时正值壮年。但“文革”开始后，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使他的身体渐差。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时常起夜。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但在“文革”后期，在身体状况差、居住条件根本谈不上（学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管锥编》。此书出版后，他尚有宏愿：“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1978年1月作《管锥编·序》）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信中也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可是在《管锥编》出版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只是对它进行了增订，留下了一堆犹如天书的手稿，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的重大遗憾和损失。前文估计流布于世的钱氏信札有两万封，以保守一万封每封信平均350字计，也撰写了约350万字——足以抵得上几部《管锥编》了。假如继续坚持抱着“锱铢积累”写《围城》的决心，排除不相干的纷扰，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月旦人物的复函，又何以续写不出一部《管锥编》？没有留下著作，反而留下是非，这对晚年惜时如金的钱锺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人生悲剧。
有人曾问钱锺书：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还是在私信中，他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虚名之带来实害，如是如是！”（与沙予信）“浮名害我，不得清净！”（与臧克和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