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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4年,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最先提出了“中国奇迹”论,即中国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一个经历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国,作者首次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全面而深刻解释了这一奇迹。
不到10年之后,蔡与林毅夫联手正式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这既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专著型教科书,也是系统了解中国经济国情以及发展理论逻辑的学术型必读书,是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两位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理论研究和大学教学的知识贡献,不仅使海外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且还使广大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正在迅速发展、巨大变革的中国。
国家兴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发展结果差异甚大?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历史记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经济学界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争论、探索的主题之一。
就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理论研究而言,主要围绕着为什么中国会从世界最发达的经济走向停滞与衰退之谜,最著名的有两个谜: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世界水平?二是“马克斯•韦伯质疑”,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一是“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把后期中国科技发明及经济增长停滞归咎于人地比例失调,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人均剩余减少,一方面降低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需求,另一方面积累不出足够的剩余来推动工业化。二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技术创新”之说,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前现代社会会出现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现代社会反而落后于西方文明。林教授认为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技术发明的方式不同。
显然,林教授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因为科学革命和基于科学和实践的技术进步远比基于经验的技术进步具有更多的投资激励(包括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具有更快的资本积累(包括资本深化和更快的技术进步),进而具有更大的资本主义革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的动力。从而也解释了庞大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战胜人口不多的工业文明的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进步远远大于农业文明的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鸦片战争中之所以中国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历了由昌盛到衰落,但是过去20多年却出现了再次复兴的新趋势。作者更早更多地关注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之谜。他们认为,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截然相异更是反映了经济体制变革的效应。
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时形成和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在于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为此构成了传统体制的三大组成部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者认为,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持续高增长(接近10%),根本原因是改革了传统体制,逐步把以上经济体制改造为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允许按劳分配与按需要分配同时存在;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逐渐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移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上来,逐步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乱-治”循环,实现新的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不同时代的中国经济学者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经济科学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对极其丰富的中国实践予以历史的总结和理论化,使之经济学中国化。
许涤新、吴承明等老一辈经济学者历经数十年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较为年轻的一代更有机会和条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客观地、公正地、努力地反映和解释中国现代经济(也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历史逻辑。
应当说,蔡与林毅夫教授作出了开拓性的知识贡献。我把它称为关于中国经济系统分析,历史考察,理论解释的较为完整的知识贡献,堪称一部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科书,也是那些渴望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发展中国的读者必读的教材。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蔡日方、林毅夫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见本刊2003年10月5日号“本刊10月荐书”)
不到10年之后,蔡与林毅夫联手正式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这既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专著型教科书,也是系统了解中国经济国情以及发展理论逻辑的学术型必读书,是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两位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理论研究和大学教学的知识贡献,不仅使海外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且还使广大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正在迅速发展、巨大变革的中国。
国家兴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发展结果差异甚大?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历史记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经济学界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争论、探索的主题之一。
就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理论研究而言,主要围绕着为什么中国会从世界最发达的经济走向停滞与衰退之谜,最著名的有两个谜: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世界水平?二是“马克斯•韦伯质疑”,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一是“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把后期中国科技发明及经济增长停滞归咎于人地比例失调,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水平,人均剩余减少,一方面降低对节约劳动的技术需求,另一方面积累不出足够的剩余来推动工业化。二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技术创新”之说,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前现代社会会出现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现代社会反而落后于西方文明。林教授认为前现代时期和现代时期技术发明的方式不同。
显然,林教授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因为科学革命和基于科学和实践的技术进步远比基于经验的技术进步具有更多的投资激励(包括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具有更快的资本积累(包括资本深化和更快的技术进步),进而具有更大的资本主义革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的动力。从而也解释了庞大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战胜人口不多的工业文明的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进步远远大于农业文明的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鸦片战争中之所以中国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历了由昌盛到衰落,但是过去20多年却出现了再次复兴的新趋势。作者更早更多地关注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之谜。他们认为,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截然相异更是反映了经济体制变革的效应。
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时形成和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在于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为此构成了传统体制的三大组成部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者认为,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持续高增长(接近10%),根本原因是改革了传统体制,逐步把以上经济体制改造为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允许按劳分配与按需要分配同时存在;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逐渐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移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上来,逐步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乱-治”循环,实现新的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不同时代的中国经济学者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经济科学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对极其丰富的中国实践予以历史的总结和理论化,使之经济学中国化。
许涤新、吴承明等老一辈经济学者历经数十年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较为年轻的一代更有机会和条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客观地、公正地、努力地反映和解释中国现代经济(也包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历史逻辑。
应当说,蔡与林毅夫教授作出了开拓性的知识贡献。我把它称为关于中国经济系统分析,历史考察,理论解释的较为完整的知识贡献,堪称一部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科书,也是那些渴望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发展中国的读者必读的教材。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蔡日方、林毅夫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见本刊2003年10月5日号“本刊10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