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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延陵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诗人，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的编辑工作，还在新诗创作、诗歌评论、外国诗歌译介等方面有积极的贡献。本文对刘延陵在新诗坛的活动轨迹进行了梳理，着重探讨了他的新诗创作，再现了诗人诗歌创作的先驱者形象。
关键词：五四诗人 刘延陵 白话新诗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先驱，他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曾于1922年和叶圣陶、朱自清一起创办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在创作新诗、撰写诗评、扶持新人的同时，还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诗歌，是第一个介绍法国象征派的新诗及其理论至中国的拓荒者。可遗憾的是，在他生前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诗集。这位文学先驱就是五四诗人刘延陵。
一
作为五四文学先驱，刘延陵对于多种文艺体裁都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小说、诗歌、随笔、论文，他都有所涉及。但后人更多提及的还是作为诗人的刘延陵。在刘延陵一生的创作中，诗歌和诗评所占比重最大。1985年，92岁高龄的他还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教师咏》，足见其诗心未泯、诗情永存的豪情。而其与叶绍钧、朱自清等主编的《诗》月刊，更是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诗》月刊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专刊于1922年1月在上海成立。它的诞生“标志着从初期白话衍化而来的写实主义的深化。”在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中，诗歌革命和在诗歌革命中产生的白话自由诗，比其它文学形式更早也更激烈地遭到一般人的怀疑和封建文人学士与旧诗坛正统诗人的攻击。他们把诗歌革命看成是“洪水猛兽”，他们讽刺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1921年，新文学中坚朱自清、叶绍钧正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同年秋天，接触过科学民主思想的刘延陵也留美归来。出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他们商议创办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以展示白话新诗的成绩，回应反对的声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朱自清马上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在北京的俞平伯。1921年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预告刊出后，立刻受到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刘延陵在第五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本刊的主要目的在于替时下较好的新诗作发表的场所”。《诗》月刊的发行标志着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的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
叶圣陶、刘延陵具体负责刊物的编辑事物，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也最多。同时，刘延陵在《诗》月刊上发表了六篇诗论，奋力评述了美、法、英的现代派诗歌，张扬白话诗及其为人生的主张，并且悉力用它来挖掘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象征主义特征，给后人扬弃和融汇西方象征主义创造了条件，使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异体因素在接受的过程中变形地进入了中国诗歌的本体当中。这几篇诗论的刊载也使得初期新诗理论批评借着西方学理的泽溉而萌孽发展，并使其在改变传统的诗学理论的体貌上步上现代化的坦途。
二
刘延陵在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中，诗篇数量不是很多，目前搜集到的也不足40首，并且诗人生前也没有单独出过诗集。早在30年代，赵景深先生在《中国现代诗歌》一文中就曾感慨道：“像刘延陵、程西鹤那样的诗人至今不曾出诗集，真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诗人仅在郑振铎编辑的文学研究会诗集《雪朝》的第七辑中收录13首诗。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是《琴声》，作于1921年6月15日，这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28节266行。在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这样的长诗是很少见的，它比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还要长。初期白话新诗多为即事感兴、即景生情之作，常用直接描写、浅显的比喻。而这首《琴声》不仅篇幅长，并且其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当时也不多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文中第一节用“南方底风”象征新文化运动，以被南风吹醒的“许多草儿”象征五四新诗人；第二小节中的“琴声”、“琴师”，则是“管美底钥匙之神”的“诗神”的象征。诗神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弹奏起悠悠扬扬的“琴声”，把小草们“迷醉”、使他们“苏醒”，“在枯槁的躯壳里/轻轻的跳动了”。长诗的最后写道：“嘹亮、悠远的琴声”，把一队“诚恳的信徒”，引向圣地，“严肃无声地走呢”。长诗中的琴师、琴声都是诗神的象征，但这个诗神的具像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读一下刘延陵写于同时期的《现代的一位诗人》：
“你的诗其震袭我的灵，骸，/犹如深夜里枕上的涛声彭湃；/它又如一座丈八金身的‘我佛’，/静然里微笑，拈花。”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琴声》中的诗神，就是这里的“我佛”，也就是五四新诗运动的开拓者们。是他们“等待着伟大的使命”，从事着开拓新诗的事业。它既是对五四新诗运动的讴歌，也是诗人本人诗歌创作的宣言。这首长诗发表不到半年，刘延陵便在新诗园地勤奋耕耘起来了。
刘延陵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其早期的诗作既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又不拘泥于此。正如他在《〈蕙的风〉序》中所说：
“固然现在的世界是污浊与罪恶的世界，其中值得人们血泪之事多，可以欢笑之事少；但是在他们洒过血泪之后，似乎有一两度的欢笑吧。”
因此，他的诗作就较多地抒写了“洒过血泪之后”的美与爱，以表现人生、探索人生的意义：首先，诗人通过对妇女形象的描绘，来表现人性的真善美。五四时期，由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翻译和演出，引发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刘延陵就以诗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自己的见解。《姊妹底归思》用“两朵月季花”来象征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借红、白月季花的形象，唱出了自由解放的心声：
“金瓶，玉液，/纵然把我们扶持得好，/怎抵得喝喝露水，拜拜月儿，/逍遥于我自然之故乡呢！”
发表于《诗》1卷1号的《姊弟之歌》中的姐姐，把终日忙碌在外的“爷爷”（父亲）比作“金黄的太阳”，而母亲则是“亮晶晶”的月亮，从而表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深的眷恋之情。发表于《诗》1卷3号的《牛》，用象征的笔法写出了父母的舔犊之情；《旧梦》一首，因看到“今夜墙头的明月”，追忆了儿时的生活，表达了对老祖母的无限思念；《河边》中孩子对姑姑温情的细节、动人的情感，都表现了刘延陵这类诗歌亲切淳朴的风格，同时这类歌颂女性的诗篇，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因此在新诗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时，诗人还以写景见长，其诗清新隽永，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浪漫的色彩。如《新月》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弯弯的新月/笔直的航出云中。/好一只黄金的游艇呀！/我的爱人倚着栏，/说，“如果我能够爬得上去呢，/我就乘着他周绕地球一转，/把诗人底爱与和平之歌/一片片散到人间。”
诗的结尾，写道“一片片一幅幅的爱与和平之歌”，“秋叶般地落到人间”。诗中已不单是美丽和天真，而是充溢着一股浪漫的气息和瑰丽的色彩，这也正是刘延陵新诗的最大特色。
刘延陵新诗的意境古雅清新，如同一幅水墨画，如其诗歌《竹》：
“几千竿竹子/拥挤地立在一方田里，/碧青的，/鲜绿的，/这是生命底光，/青春底吻所留的润泽呀。”
竹子在中国人的文化喻象中，有“君子”美誉，备受推崇，多取其刚健不屈、高风亮节之意。而在刘延陵的笔下，我们则看到了另具情味的竹子。这里描写的不是个体的竹子的“中空外直”、“虚心高节”，而是作为群体的竹子之间的关系。开篇的“拥挤”二字点出了千竿竹子焕发着生命的光彩、蓬勃的朝气。但这样的“拥挤”也极易萌生隐忧。现实生活中的龌龊与争夺、阴谋与暗算、巧取与豪夺，无不与这“拥挤”有关。但诗人却让我们看到了温柔动人的一幕，“它们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轻轻巧巧地相互安慰抚摩着，/各把肩上的一片片日光/相与推让移卸着。”虽然拥挤，但它们没有为争夺生存空间相互仇斗，而是相互“安慰抚摩”，相互推让着各自肩上的一片阳光。诗人并没有单纯地去写景，而是以丰富的想象，拟人的手法，表达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和精神。诗的结尾更是直接赞美了这是“从和谐的生活里，/流出来的无声的音乐”。这种生命个体之间赤诚关爱的美好画面，不正是庄子所向往的“不争不待”的生存理想，不正是老子推崇的“利而不害”的宇宙大道吗？
歌吟爱情，也是这个时期诗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发表于《诗》1卷1号的《水手》，一经刊登便轰动国内文坛，并传诵一时。上世纪30年代的中学国文课本里，几乎都选用了这首诗作为课文。叶圣陶在《文章例话》一书中专门以这首诗为例，给青少年介绍了什么是“意境”和“神韵”，说明“诗是最精粹的语言”。
《水手》一诗写远航在大海上的船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月在天上，/船在海上，/他两只手捧住面孔，/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他怕见月儿眨眼，/海儿微笑，/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但他却终归想到，/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子，/晒他的青布衣裳。”
这类题材本来很寻常，然而诗人凭着他的至诚至情，刻画水手心灵深处的颤动，使人感到诚挚深笃。在这首诗里,诗人运用层叠的表现手法，抒情细腻，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层次分明，用笔也相当简洁，第一节只有两个镜头：一个远景，一个特写。从全诗整体结构上来看，从写月到写船，从写船到写人，由大到小，由远及近，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由人物动作描写再到直接揭示其心理活动，层层深入。第二节通过深情与常理之间的矛盾刻画人物的心理,巧妙地描绘了水手怕看见海上的明月，“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从而衬托出水手对故乡和妻子的无限思念之情。整首诗从月夜行船的画面中、从水手意识的交替变化中，透出人物复杂微妙的感情世界。在这里，相思、情思交接联合，创设了一种广阔的令人遐想的审美空间，与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刘延陵的这类作品，既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求和欢欣，也倾诉了恋爱过程中的忧虑和失恋后的苦恼。刘延陵作于1925年的《一封信》，是一首篇幅较长的爱情诗，共有80多行，同样使用了一些象征主义手法。诗人用“神圣的鸟儿”来象征理想的情侣，把恋人比作天使，视她为“聪明如水晶之精”。朴实亲切的话语，纯真的感情，委婉的情思，都在诗中艺术地表现出来，抒发了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也有失恋后精神上的伤痛。在《梅雨之夜》中，“黑沉沉的夜/抛了锚停在窗外太空底海里，/丝毫也不向前移动。/疏疏落落的雨/慢一阵紧一阵地/埋怨着催逼着。/窗里几次要结成的梦/都给他淅沥淅沥的/在梧桐叶上打碎了。”“她写的信”也被无情的夜雨给“打湿了”。失恋带来的悲哀，在刘延陵的笔下有多量的反映。另外，在《等她回来》、《夕阳与蔷薇》、《铜像底冷静》等诗中，诗人更是通过一种迷蒙、沉闷气氛的渲染，把失恋人内心的痛楚宣泄无余。
三
刘延陵的诗，风格独特，是新诗园地中的一枝奇葩：表现手法多样，长短兼备，既有写实也有象征，诗句舒展自由，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构思方面往往把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风景相融合，让人生与自然交错，从而突现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即便写人的悲哀，也注意借用自然景色的烘托，将悲哀的氛围渲染得更加浓烈。这些创作手法上的特点，与刘延陵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不无关系。诗人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在《诗》月刊上所倡导的诗歌理论主张。总之，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阶段，刘延陵的诗歌创作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龙泉明：《〈新诗的奠基：自由化运动〉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文学研究会编：《诗》，上海书店印行，1987年版。
[3] 葛乃福：《刘延陵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王建青，女，1979—，河南平顶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
关键词：五四诗人 刘延陵 白话新诗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先驱，他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曾于1922年和叶圣陶、朱自清一起创办编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在创作新诗、撰写诗评、扶持新人的同时，还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诗歌，是第一个介绍法国象征派的新诗及其理论至中国的拓荒者。可遗憾的是，在他生前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诗集。这位文学先驱就是五四诗人刘延陵。
一
作为五四文学先驱，刘延陵对于多种文艺体裁都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小说、诗歌、随笔、论文，他都有所涉及。但后人更多提及的还是作为诗人的刘延陵。在刘延陵一生的创作中，诗歌和诗评所占比重最大。1985年，92岁高龄的他还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教师咏》，足见其诗心未泯、诗情永存的豪情。而其与叶绍钧、朱自清等主编的《诗》月刊，更是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诗》月刊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专刊于1922年1月在上海成立。它的诞生“标志着从初期白话衍化而来的写实主义的深化。”在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中，诗歌革命和在诗歌革命中产生的白话自由诗，比其它文学形式更早也更激烈地遭到一般人的怀疑和封建文人学士与旧诗坛正统诗人的攻击。他们把诗歌革命看成是“洪水猛兽”，他们讽刺白话新诗说它仅是白话而非诗。1921年，新文学中坚朱自清、叶绍钧正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同年秋天，接触过科学民主思想的刘延陵也留美归来。出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他们商议创办一个专门的诗歌刊物以展示白话新诗的成绩，回应反对的声音。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中华书局左舜生的支持，朱自清马上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在北京的俞平伯。1921年10月20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连续三天登载了一则用诗的形式写的《〈诗〉底出版预告》。预告刊出后，立刻受到社会重视，有人写文章表示欢迎。刘延陵在第五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本刊的主要目的在于替时下较好的新诗作发表的场所”。《诗》月刊的发行标志着从五四以来的新诗，终以勇敢的姿态宣告了自己独立的存在。
叶圣陶、刘延陵具体负责刊物的编辑事物，刘延陵最热心，费的心思和工夫也最多。同时，刘延陵在《诗》月刊上发表了六篇诗论，奋力评述了美、法、英的现代派诗歌，张扬白话诗及其为人生的主张，并且悉力用它来挖掘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象征主义特征，给后人扬弃和融汇西方象征主义创造了条件，使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异体因素在接受的过程中变形地进入了中国诗歌的本体当中。这几篇诗论的刊载也使得初期新诗理论批评借着西方学理的泽溉而萌孽发展，并使其在改变传统的诗学理论的体貌上步上现代化的坦途。
二
刘延陵在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中，诗篇数量不是很多，目前搜集到的也不足40首，并且诗人生前也没有单独出过诗集。早在30年代，赵景深先生在《中国现代诗歌》一文中就曾感慨道：“像刘延陵、程西鹤那样的诗人至今不曾出诗集，真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诗人仅在郑振铎编辑的文学研究会诗集《雪朝》的第七辑中收录13首诗。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是《琴声》，作于1921年6月15日，这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28节266行。在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这样的长诗是很少见的，它比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还要长。初期白话新诗多为即事感兴、即景生情之作，常用直接描写、浅显的比喻。而这首《琴声》不仅篇幅长，并且其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当时也不多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文中第一节用“南方底风”象征新文化运动，以被南风吹醒的“许多草儿”象征五四新诗人；第二小节中的“琴声”、“琴师”，则是“管美底钥匙之神”的“诗神”的象征。诗神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弹奏起悠悠扬扬的“琴声”，把小草们“迷醉”、使他们“苏醒”，“在枯槁的躯壳里/轻轻的跳动了”。长诗的最后写道：“嘹亮、悠远的琴声”，把一队“诚恳的信徒”，引向圣地，“严肃无声地走呢”。长诗中的琴师、琴声都是诗神的象征，但这个诗神的具像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先读一下刘延陵写于同时期的《现代的一位诗人》：
“你的诗其震袭我的灵，骸，/犹如深夜里枕上的涛声彭湃；/它又如一座丈八金身的‘我佛’，/静然里微笑，拈花。”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琴声》中的诗神，就是这里的“我佛”，也就是五四新诗运动的开拓者们。是他们“等待着伟大的使命”，从事着开拓新诗的事业。它既是对五四新诗运动的讴歌，也是诗人本人诗歌创作的宣言。这首长诗发表不到半年，刘延陵便在新诗园地勤奋耕耘起来了。
刘延陵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其早期的诗作既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又不拘泥于此。正如他在《〈蕙的风〉序》中所说：
“固然现在的世界是污浊与罪恶的世界，其中值得人们血泪之事多，可以欢笑之事少；但是在他们洒过血泪之后，似乎有一两度的欢笑吧。”
因此，他的诗作就较多地抒写了“洒过血泪之后”的美与爱，以表现人生、探索人生的意义：首先，诗人通过对妇女形象的描绘，来表现人性的真善美。五四时期，由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的翻译和演出，引发了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刘延陵就以诗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自己的见解。《姊妹底归思》用“两朵月季花”来象征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借红、白月季花的形象，唱出了自由解放的心声：
“金瓶，玉液，/纵然把我们扶持得好，/怎抵得喝喝露水，拜拜月儿，/逍遥于我自然之故乡呢！”
发表于《诗》1卷1号的《姊弟之歌》中的姐姐，把终日忙碌在外的“爷爷”（父亲）比作“金黄的太阳”，而母亲则是“亮晶晶”的月亮，从而表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深的眷恋之情。发表于《诗》1卷3号的《牛》，用象征的笔法写出了父母的舔犊之情；《旧梦》一首，因看到“今夜墙头的明月”，追忆了儿时的生活，表达了对老祖母的无限思念；《河边》中孩子对姑姑温情的细节、动人的情感，都表现了刘延陵这类诗歌亲切淳朴的风格，同时这类歌颂女性的诗篇，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因此在新诗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时，诗人还以写景见长，其诗清新隽永，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浪漫的色彩。如《新月》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弯弯的新月/笔直的航出云中。/好一只黄金的游艇呀！/我的爱人倚着栏，/说，“如果我能够爬得上去呢，/我就乘着他周绕地球一转，/把诗人底爱与和平之歌/一片片散到人间。”
诗的结尾，写道“一片片一幅幅的爱与和平之歌”，“秋叶般地落到人间”。诗中已不单是美丽和天真，而是充溢着一股浪漫的气息和瑰丽的色彩，这也正是刘延陵新诗的最大特色。
刘延陵新诗的意境古雅清新，如同一幅水墨画，如其诗歌《竹》：
“几千竿竹子/拥挤地立在一方田里，/碧青的，/鲜绿的，/这是生命底光，/青春底吻所留的润泽呀。”
竹子在中国人的文化喻象中，有“君子”美誉，备受推崇，多取其刚健不屈、高风亮节之意。而在刘延陵的笔下，我们则看到了另具情味的竹子。这里描写的不是个体的竹子的“中空外直”、“虚心高节”，而是作为群体的竹子之间的关系。开篇的“拥挤”二字点出了千竿竹子焕发着生命的光彩、蓬勃的朝气。但这样的“拥挤”也极易萌生隐忧。现实生活中的龌龊与争夺、阴谋与暗算、巧取与豪夺，无不与这“拥挤”有关。但诗人却让我们看到了温柔动人的一幕，“它们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轻轻巧巧地相互安慰抚摩着，/各把肩上的一片片日光/相与推让移卸着。”虽然拥挤，但它们没有为争夺生存空间相互仇斗，而是相互“安慰抚摩”，相互推让着各自肩上的一片阳光。诗人并没有单纯地去写景，而是以丰富的想象，拟人的手法，表达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和精神。诗的结尾更是直接赞美了这是“从和谐的生活里，/流出来的无声的音乐”。这种生命个体之间赤诚关爱的美好画面，不正是庄子所向往的“不争不待”的生存理想，不正是老子推崇的“利而不害”的宇宙大道吗？
歌吟爱情，也是这个时期诗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发表于《诗》1卷1号的《水手》，一经刊登便轰动国内文坛，并传诵一时。上世纪30年代的中学国文课本里，几乎都选用了这首诗作为课文。叶圣陶在《文章例话》一书中专门以这首诗为例，给青少年介绍了什么是“意境”和“神韵”，说明“诗是最精粹的语言”。
《水手》一诗写远航在大海上的船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月在天上，/船在海上，/他两只手捧住面孔，/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他怕见月儿眨眼，/海儿微笑，/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但他却终归想到，/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子，/晒他的青布衣裳。”
这类题材本来很寻常，然而诗人凭着他的至诚至情，刻画水手心灵深处的颤动，使人感到诚挚深笃。在这首诗里,诗人运用层叠的表现手法，抒情细腻，表现人物心理活动层次分明，用笔也相当简洁，第一节只有两个镜头：一个远景，一个特写。从全诗整体结构上来看，从写月到写船，从写船到写人，由大到小，由远及近，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由人物动作描写再到直接揭示其心理活动，层层深入。第二节通过深情与常理之间的矛盾刻画人物的心理,巧妙地描绘了水手怕看见海上的明月，“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从而衬托出水手对故乡和妻子的无限思念之情。整首诗从月夜行船的画面中、从水手意识的交替变化中，透出人物复杂微妙的感情世界。在这里，相思、情思交接联合，创设了一种广阔的令人遐想的审美空间，与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刘延陵的这类作品，既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求和欢欣，也倾诉了恋爱过程中的忧虑和失恋后的苦恼。刘延陵作于1925年的《一封信》，是一首篇幅较长的爱情诗，共有80多行，同样使用了一些象征主义手法。诗人用“神圣的鸟儿”来象征理想的情侣，把恋人比作天使，视她为“聪明如水晶之精”。朴实亲切的话语，纯真的感情，委婉的情思，都在诗中艺术地表现出来，抒发了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也有失恋后精神上的伤痛。在《梅雨之夜》中，“黑沉沉的夜/抛了锚停在窗外太空底海里，/丝毫也不向前移动。/疏疏落落的雨/慢一阵紧一阵地/埋怨着催逼着。/窗里几次要结成的梦/都给他淅沥淅沥的/在梧桐叶上打碎了。”“她写的信”也被无情的夜雨给“打湿了”。失恋带来的悲哀，在刘延陵的笔下有多量的反映。另外，在《等她回来》、《夕阳与蔷薇》、《铜像底冷静》等诗中，诗人更是通过一种迷蒙、沉闷气氛的渲染，把失恋人内心的痛楚宣泄无余。
三
刘延陵的诗，风格独特，是新诗园地中的一枝奇葩：表现手法多样，长短兼备，既有写实也有象征，诗句舒展自由，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构思方面往往把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风景相融合，让人生与自然交错，从而突现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即便写人的悲哀，也注意借用自然景色的烘托，将悲哀的氛围渲染得更加浓烈。这些创作手法上的特点，与刘延陵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不无关系。诗人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在《诗》月刊上所倡导的诗歌理论主张。总之，在中国现代新诗的草创阶段，刘延陵的诗歌创作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龙泉明：《〈新诗的奠基：自由化运动〉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文学研究会编：《诗》，上海书店印行，1987年版。
[3] 葛乃福：《刘延陵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王建青，女，1979—，河南平顶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