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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8日，奥威尔的《1984》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出版，距今整整60年。这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顶峰。1950年1月他因肺病死于伦敦一家医院。回顾他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而且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异端成为思想者历史宿命的时代，他的说出与转身，恰恰揭示了异端的寻找底牌：代表真相的形象和揭示权力的独特词句。
“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
1984年初，为了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盛逢其年”，苹果公司出资上百万美元拍摄了一个1分钟的电视广告。这个广告只播放一次，观众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一排排身穿制服、神情痴呆的人拘谨地坐着，听一个老大哥模样的人对他们咆哮。老大哥的脸被投射到一个有几层楼高的大屏幕上，他在屏幕中对着下属怒目而视。突然间，畏缩的下属中间出现了一个反叛精灵，身后还有带着头盔的警察在追赶。这是一个肌肉结实的年轻女子，她沿着夹道迅速冲到屏幕前，猛然停步，把一柄大锤掷向屏幕。大锤在空中飞行，当它撞击屏幕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屏幕里的老大哥被打得粉碎，广告画面在下属们吃惊的神态下渐渐隐去。与此同时，画外音宣布：“1984年不会像奥威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个强有力的形象象征着挑战和自我解放。尽管电脑公司想借此宣传一种打破铁幕的黑客精神，但观众似乎可以从中领略到奥威尔锋刃般的语言和火炭似的思想。
的确，这位先知的预言几乎没有实现过。虽然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正如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又确实有章可循。”转眼19年过去了，在奥威尔诞辰100周年之即，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预言家，连北京也上演了改编自奥威尔的话剧《动物庄园》，他的生平、传奇性的恋情和作品再次成为传媒的焦点，人们已经习惯抛开他的作品来缅怀这位诅咒极权的怪人。美国研究奥威尔专家约翰罗登在其新著中说：“2003年既是乔治奥威尔的百年诞辰，也标志着奥威尔世纪的结束。”这显然是厢情愿的看法，“奥威尔世纪”至少在一定时期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后极权时代。《1984》出版至今整整60年了，透过奥威尔的噩梦，在梦的碎片中，我们能听到那呼啸而来的警报和蹄声吗?奥威尔实际上一直在苦心寻找两个东西：代表真相的形象和揭示权力的独特词句，待这些准备完成后，他的终极目的是提出 个可怕的预言。他使用了一种同辈作家完全陌生的文体吸引着数量惊人的各种读者。正如保罗伯曼通过一个复句总结的那样——“那位铸造了‘仇恨的一周’、 ‘故弄玄虚之辞’，‘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等词语的作者，其《动物农庄》和《1984》已经卖掉了4000万册，60种语言版本，任何一部战后的严肃的或通俗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奥威尔出生于1903年，8岁时考入圣塞浦里安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刚入学时，他每天祈祷：“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在圣塞浦里安，尿床就要挨打。挨打的理由还有许多，都要遭此羞辱。此外，校长的业余爱好就是提醒小奥威尔：你是个穷孩子，你欠我的情。这种来自于童年时代的窘迫与惊恐，是否决定了他对权力体制的憎恨呢?他始终无法消除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感受。他后来进入了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前往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但他丝毫体验不到“白人的优越感”，他甚至必须按照官僚的意愿射杀一头自己不想射杀的大象，这在其随笔《射象》中有着纵深的描绘。他逃离了苦役，当穷困潦倒的撰稿人，还干过厨师助理、书店店员、家庭教师等低微职业。他从中产阶级的队伍中出走，俯身于平民阶层，穿破烂的衣服，抽劣质卷烟，批判为富不仁和权力之癖，但具有幽默的后果是，他无法拒绝自己的中产阶级的读者群。
奥威尔说：“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为弱者呼与鼓，是欧洲左派的一贯逻辑。他们更为仇视的，是那种因言论和思想而获罪的铁血制度，坚持个人普遍的权利和特立独行的立场，这就是奥威尔的人格逻辑，他敢于宣布自己是左翼，就展示了奥威尔的胆识和价值立场。这自然不同于红色制度下的左翼，因为后者往往是打了引号的，这个意味深长的引号使得政治功利主义之徒从左翼阵营分离出来，在某个需要随机应变的时代，他们再以右翼的面目现身，并成为廓清局势的主导力量。奥威尔用钉子一般的决绝稳住了自己的身影，远远看去，就像一朵左旋的花。至今，他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怀疑主义立场，也远远未被我们身边那些围绕“后主义”跳着狐步舞的时髦学人所继承。
在奥威尔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给一名工人写了一封绝笔信，他再次预言：“我相信，某些与其(指《1984》中的情景)相似的事情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实际上也正是如此，面对着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群，那些自以为掌握着绝对的真理的人，至今仍不乏其人。当《动物庄园》里“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或有翅膀的，都是亲友”的逻辑仍然有市场时，当种种原教旨主义轮番登场给人们描画“美丽新世界”时，我们就该意识到，奥威尔并未远去，倒是具有了宽泛的批判价值和预言价值。如果说《1984》是对纳粹主义的批判，那么《动物庄园》则是他对斯大林独裁主义的迎头痛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怀疑苏联有某些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
文学，不过是被搬进特洛伊的木马
奥威尔的写作天平从来就是不平衡的，他早早地倒向了意识形态托盘的一方。文学，不过是被搬进特洛伊的木马，而躲藏在马肚子里的政治却在深夜突破了文学的肃穆，并一举捣毁了太敌。记得米兰昆德拉曾经针对这一个案指出：“其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的缩减为它的纯政治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比如著名的《1984》，这是“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的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做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1984》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分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从独立的文学立场来看，米兰昆德拉的分析捍卫了文学的尊严。但是事情很清楚，读者读部著作，他们不可能去着意区分什么是文学 性什么是政治性，这是专家干的事。读者能够铭记在他们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字，铭记那些直呼啸在天庭的词语风暴。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都同意康德的论述： “真实既不能赋予，也不能揭示，它产生于人的思维。”但奥威尔拒不听从这一纸思想的律令，他乃至绝大多数欧洲人，面对横行的谎言与极权，就知道必须撕碎它们的皮影戏，还真实个具体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威尔的写作圭臬就是真实和良知，别无其他。
因此，我似乎可以这样说，奥威尔一直是以“不纯”的文学，却实现了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伟大使命。在这个案意义上，非文学的因素彻底战胜了既定的纯文学，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圆满了 流大师的写作，并构成了奥威尔突入文学肌肤的芒刺。那么，谁还能说、谁还配说，奥威尔的写作是政治力量的歪打正着呢?我无法用奥威尔的个案来反诘数千年以来文学的价值范式，但是，这至少提醒了我们：意识形态的对文学的强力加盟，并不一定是种使文学堕入附庸的手段，对一个强力型的写作人来说，意识形态的纹理既构架了他表达的肌理，又垒立成了文体的骨头。
当人们都为《1984》、《动物庄园》的尖锐犀利而震惊时，我们忘了甚至不知道另 种语境下人们对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的关注。在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上来透口气》里面那些做着发财梦，中产阶级梦的可怜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很好的回击了那些认为他写不出一流纯文学作品的指责。在奥威尔看来，写作从来就不曾“纯”过，这是否暗示了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扁平的气球?如果不是被权力压扁，就是被极权吹胀，直到爆炸。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最想做的事，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一种党派感， 种对非正义的意识。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艺术之作。我写，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个谎言，我要人们注意某种事实，我最关心的是获得听众。但如果这不同时也是一次审美经历的话，我就写不出这本书来，甚至连一篇杂志长文都写不出来。”我想，这番话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具体意义，很可以让我们周围那些追求纯写作、赞美纯诗的高蹈者借以自照。
威根码头的奥威尔酒吧
回想起1937年在西班牙参加的保卫共和国的国际志愿军部队，以及同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的作战，回想起那些长眠于西班牙的朋友，奥威尔曾为他们写诗：
在阴影和鬼魂之间，
在白色和红色之间，
在子弹和谎言之间，
你的脑袋躲在哪里?
哪里是曼纽埃尔·贡萨尔斯?
哪里是彼得罗·阿基拉尔?
哪里是拉蒙·芬尼洛萨?
只有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这些缺乏飞翔姿态的文字是下坠的，有铁一样的质地，他没有倾向于天空，而是俯身于大地，他密切关注掌握着无辜者头颅宰制权的权力，如何以精心布局的谎言，以革命的名义，去实现权力的欲望。在西班牙的半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段经历，对他的政治观、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宣言式的文章《我为何写作》(1946)中，他写道：西班牙战争和1g36年1937年阃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了。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而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旦极权主义在全世界得手，那么这种文学便宣告完蛋。因此，即使是“政治写作”，他要使之成为艺术。不是政治化艺术，而是艺术化政治。我认为，奥威尔的文字正在演变为一种自恰的思想体系，是种可供后世推演发微的学术。学问的最大目的是发展一般或日抽象的理论，它的终极效果是希望人们以此来反观自身，促进人与现实的和谐与发展。从这种理论出发，人们可以推出对莱一具体事件的解释和预测。同时，检验一个理论的最终标准是：预测与实际一致。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待奥威尔，我们还会发现他独特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有人说，假设历史毫无意义。但这种论者忽略了人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事件，都是人所创造的或参与的，虽然我们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不能假设，但我们对它的参与者，却是能够假设和假定的。利用这个假定和些初始条件，我们能够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也能做出一些较好的预测。在这个向度上，一些人认为《1984》是指涉纳粹，一些人认为是指涉斯大林时代，现在还有学者竟然认为“老大哥”可以与布什总统“印合”，但不管如何，这种指涉的意义均不在此，而是在于提示一种可能的、对人类命运造成威胁的极权制度。
奥威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政治，即使在英国人的下午茶问题上，他发表的见解现在已成为箴言。在2003年6月25日奥威尔生日那天，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就向公众征求关于泡茶方法的意见。他们在威根码头(奥威尔有本名为《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小说)的招待会上公布他们总结出的理想制茶方法，以此来向奥威尔先生早年有关泡茶的理念致敬。
威根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用大字标着“威根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像镶嵌其间。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即便是在喝酒之余，偶尔瞥见奥氏忧郁的眼神，想想他曾经在此徘徊的身影，酒客们的声音自然也小下去了。
不管人们以什么形式纪念这位只话了46岁的预言家，人们都是在纪念自己心目中的奥威尔，但对他最好的纪念是阅读他的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下体会一种真正的“冬季良心”。生活在“历史的终结”时代的一大好处是，当人们在纪念《1984》出版60周年时，不仅仅想到“老大哥”。“双重思想”，或是“思想警察”，还会想起他写过的《泡一杯好茶》或是《为英国式烹调辩》。俗人不可能拥有奥威尔那种良知，但至少能知道这种良知的高贵和不可战胜，而且不会被所谓的纯文学遮蔽，这，也许就是一种幸福了。
1949年6月8日，奥威尔的《1984》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出版，距今整整60年。这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顶峰。1950年1月他因肺病死于伦敦一家医院。回顾他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而且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异端成为思想者历史宿命的时代，他的说出与转身，恰恰揭示了异端的寻找底牌：代表真相的形象和揭示权力的独特词句。
“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
1984年初，为了纪念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盛逢其年”，苹果公司出资上百万美元拍摄了一个1分钟的电视广告。这个广告只播放一次，观众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一排排身穿制服、神情痴呆的人拘谨地坐着，听一个老大哥模样的人对他们咆哮。老大哥的脸被投射到一个有几层楼高的大屏幕上，他在屏幕中对着下属怒目而视。突然间，畏缩的下属中间出现了一个反叛精灵，身后还有带着头盔的警察在追赶。这是一个肌肉结实的年轻女子，她沿着夹道迅速冲到屏幕前，猛然停步，把一柄大锤掷向屏幕。大锤在空中飞行，当它撞击屏幕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屏幕里的老大哥被打得粉碎，广告画面在下属们吃惊的神态下渐渐隐去。与此同时，画外音宣布：“1984年不会像奥威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个强有力的形象象征着挑战和自我解放。尽管电脑公司想借此宣传一种打破铁幕的黑客精神，但观众似乎可以从中领略到奥威尔锋刃般的语言和火炭似的思想。
的确，这位先知的预言几乎没有实现过。虽然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正如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又确实有章可循。”转眼19年过去了，在奥威尔诞辰100周年之即，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预言家，连北京也上演了改编自奥威尔的话剧《动物庄园》，他的生平、传奇性的恋情和作品再次成为传媒的焦点，人们已经习惯抛开他的作品来缅怀这位诅咒极权的怪人。美国研究奥威尔专家约翰罗登在其新著中说：“2003年既是乔治奥威尔的百年诞辰，也标志着奥威尔世纪的结束。”这显然是厢情愿的看法，“奥威尔世纪”至少在一定时期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后极权时代。《1984》出版至今整整60年了，透过奥威尔的噩梦，在梦的碎片中，我们能听到那呼啸而来的警报和蹄声吗?奥威尔实际上一直在苦心寻找两个东西：代表真相的形象和揭示权力的独特词句，待这些准备完成后，他的终极目的是提出 个可怕的预言。他使用了一种同辈作家完全陌生的文体吸引着数量惊人的各种读者。正如保罗伯曼通过一个复句总结的那样——“那位铸造了‘仇恨的一周’、 ‘故弄玄虚之辞’，‘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等词语的作者，其《动物农庄》和《1984》已经卖掉了4000万册，60种语言版本，任何一部战后的严肃的或通俗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奥威尔出生于1903年，8岁时考入圣塞浦里安学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刚入学时，他每天祈祷：“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在圣塞浦里安，尿床就要挨打。挨打的理由还有许多，都要遭此羞辱。此外，校长的业余爱好就是提醒小奥威尔：你是个穷孩子，你欠我的情。这种来自于童年时代的窘迫与惊恐，是否决定了他对权力体制的憎恨呢?他始终无法消除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感受。他后来进入了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前往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但他丝毫体验不到“白人的优越感”，他甚至必须按照官僚的意愿射杀一头自己不想射杀的大象，这在其随笔《射象》中有着纵深的描绘。他逃离了苦役，当穷困潦倒的撰稿人，还干过厨师助理、书店店员、家庭教师等低微职业。他从中产阶级的队伍中出走，俯身于平民阶层，穿破烂的衣服，抽劣质卷烟，批判为富不仁和权力之癖，但具有幽默的后果是，他无法拒绝自己的中产阶级的读者群。
奥威尔说：“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为弱者呼与鼓，是欧洲左派的一贯逻辑。他们更为仇视的，是那种因言论和思想而获罪的铁血制度，坚持个人普遍的权利和特立独行的立场，这就是奥威尔的人格逻辑，他敢于宣布自己是左翼，就展示了奥威尔的胆识和价值立场。这自然不同于红色制度下的左翼，因为后者往往是打了引号的，这个意味深长的引号使得政治功利主义之徒从左翼阵营分离出来，在某个需要随机应变的时代，他们再以右翼的面目现身，并成为廓清局势的主导力量。奥威尔用钉子一般的决绝稳住了自己的身影，远远看去，就像一朵左旋的花。至今，他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和怀疑主义立场，也远远未被我们身边那些围绕“后主义”跳着狐步舞的时髦学人所继承。
在奥威尔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给一名工人写了一封绝笔信，他再次预言：“我相信，某些与其(指《1984》中的情景)相似的事情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实际上也正是如此，面对着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群，那些自以为掌握着绝对的真理的人，至今仍不乏其人。当《动物庄园》里“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或有翅膀的，都是亲友”的逻辑仍然有市场时，当种种原教旨主义轮番登场给人们描画“美丽新世界”时，我们就该意识到，奥威尔并未远去，倒是具有了宽泛的批判价值和预言价值。如果说《1984》是对纳粹主义的批判，那么《动物庄园》则是他对斯大林独裁主义的迎头痛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怀疑苏联有某些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
文学，不过是被搬进特洛伊的木马
奥威尔的写作天平从来就是不平衡的，他早早地倒向了意识形态托盘的一方。文学，不过是被搬进特洛伊的木马，而躲藏在马肚子里的政治却在深夜突破了文学的肃穆，并一举捣毁了太敌。记得米兰昆德拉曾经针对这一个案指出：“其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的缩减为它的纯政治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比如著名的《1984》，这是“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的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做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1984》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分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从独立的文学立场来看，米兰昆德拉的分析捍卫了文学的尊严。但是事情很清楚，读者读部著作，他们不可能去着意区分什么是文学 性什么是政治性，这是专家干的事。读者能够铭记在他们心灵中留下划痕的文字，铭记那些直呼啸在天庭的词语风暴。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几乎所有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都同意康德的论述： “真实既不能赋予，也不能揭示，它产生于人的思维。”但奥威尔拒不听从这一纸思想的律令，他乃至绝大多数欧洲人，面对横行的谎言与极权，就知道必须撕碎它们的皮影戏，还真实个具体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威尔的写作圭臬就是真实和良知，别无其他。
因此，我似乎可以这样说，奥威尔一直是以“不纯”的文学，却实现了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伟大使命。在这个案意义上，非文学的因素彻底战胜了既定的纯文学，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圆满了 流大师的写作，并构成了奥威尔突入文学肌肤的芒刺。那么，谁还能说、谁还配说，奥威尔的写作是政治力量的歪打正着呢?我无法用奥威尔的个案来反诘数千年以来文学的价值范式，但是，这至少提醒了我们：意识形态的对文学的强力加盟，并不一定是种使文学堕入附庸的手段，对一个强力型的写作人来说，意识形态的纹理既构架了他表达的肌理，又垒立成了文体的骨头。
当人们都为《1984》、《动物庄园》的尖锐犀利而震惊时，我们忘了甚至不知道另 种语境下人们对奥威尔的小说《上来透口气》的关注。在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上来透口气》里面那些做着发财梦，中产阶级梦的可怜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很好的回击了那些认为他写不出一流纯文学作品的指责。在奥威尔看来，写作从来就不曾“纯”过，这是否暗示了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扁平的气球?如果不是被权力压扁，就是被极权吹胀，直到爆炸。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最想做的事，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一种党派感， 种对非正义的意识。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艺术之作。我写，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个谎言，我要人们注意某种事实，我最关心的是获得听众。但如果这不同时也是一次审美经历的话，我就写不出这本书来，甚至连一篇杂志长文都写不出来。”我想，这番话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它的具体意义，很可以让我们周围那些追求纯写作、赞美纯诗的高蹈者借以自照。
威根码头的奥威尔酒吧
回想起1937年在西班牙参加的保卫共和国的国际志愿军部队，以及同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的作战，回想起那些长眠于西班牙的朋友，奥威尔曾为他们写诗：
在阴影和鬼魂之间，
在白色和红色之间，
在子弹和谎言之间，
你的脑袋躲在哪里?
哪里是曼纽埃尔·贡萨尔斯?
哪里是彼得罗·阿基拉尔?
哪里是拉蒙·芬尼洛萨?
只有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这些缺乏飞翔姿态的文字是下坠的，有铁一样的质地，他没有倾向于天空，而是俯身于大地，他密切关注掌握着无辜者头颅宰制权的权力，如何以精心布局的谎言，以革命的名义，去实现权力的欲望。在西班牙的半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段经历，对他的政治观、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宣言式的文章《我为何写作》(1946)中，他写道：西班牙战争和1g36年1937年阃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了。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而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旦极权主义在全世界得手，那么这种文学便宣告完蛋。因此，即使是“政治写作”，他要使之成为艺术。不是政治化艺术，而是艺术化政治。我认为，奥威尔的文字正在演变为一种自恰的思想体系，是种可供后世推演发微的学术。学问的最大目的是发展一般或日抽象的理论，它的终极效果是希望人们以此来反观自身，促进人与现实的和谐与发展。从这种理论出发，人们可以推出对莱一具体事件的解释和预测。同时，检验一个理论的最终标准是：预测与实际一致。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待奥威尔，我们还会发现他独特的历史观。就是说，“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有人说，假设历史毫无意义。但这种论者忽略了人在具体事件中的作用。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事件，都是人所创造的或参与的，虽然我们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不能假设，但我们对它的参与者，却是能够假设和假定的。利用这个假定和些初始条件，我们能够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也能做出一些较好的预测。在这个向度上，一些人认为《1984》是指涉纳粹，一些人认为是指涉斯大林时代，现在还有学者竟然认为“老大哥”可以与布什总统“印合”，但不管如何，这种指涉的意义均不在此，而是在于提示一种可能的、对人类命运造成威胁的极权制度。
奥威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政治，即使在英国人的下午茶问题上，他发表的见解现在已成为箴言。在2003年6月25日奥威尔生日那天，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就向公众征求关于泡茶方法的意见。他们在威根码头(奥威尔有本名为《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小说)的招待会上公布他们总结出的理想制茶方法，以此来向奥威尔先生早年有关泡茶的理念致敬。
威根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用大字标着“威根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像镶嵌其间。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即便是在喝酒之余，偶尔瞥见奥氏忧郁的眼神，想想他曾经在此徘徊的身影，酒客们的声音自然也小下去了。
不管人们以什么形式纪念这位只话了46岁的预言家，人们都是在纪念自己心目中的奥威尔，但对他最好的纪念是阅读他的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下体会一种真正的“冬季良心”。生活在“历史的终结”时代的一大好处是，当人们在纪念《1984》出版60周年时，不仅仅想到“老大哥”。“双重思想”，或是“思想警察”，还会想起他写过的《泡一杯好茶》或是《为英国式烹调辩》。俗人不可能拥有奥威尔那种良知，但至少能知道这种良知的高贵和不可战胜，而且不会被所谓的纯文学遮蔽，这，也许就是一种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