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杜雨林
　　
　　习习，女，本名任红，1967年生于甘肃兰州，现在兰州市文联工作。2000年起开始散文创作，在《天涯》、《散文》、《散文海外版》、《青年文学》、《中华散文》、《美文》、《散文选刊》、《小品文选刊》等刊物发表大量散文作品。有作品收入多种集子。
　　清早，天放晴了。我在河岸等远方来的兄。
　　兄返归故里，是几十年后的寻访。这天，兄要我领他到处看看。兄的母亲，远在黑龙江的大姑已去世多年，只见过她老年时的照片，脸上的纹理和父亲很像。
　　大姑一家先前就住在河边，兄曾写信说，夏天，他常偷偷泅水渡河，游啊游啊，总是到不了对岸。他最想先看的就是河。我在河边等兄，似乎很有意味。水的流逝，最像时间，时间没有变化，变了的是被时光破坏了的东西。兄披着身晨光从远处走来时，他俨然个老人。兄笑了，我一下子看见老照片上的大姑笑了。
　　兄说，三十多年前的冬夜，满河道推搡的麻浮(河水中冻结的冰块)彻夜轰响，令人心惊、不能安睡，没想到黄河也老得这么快，兄脸上显出了惶恐。那天，兄眼里的黄河萎黄、细弱，是它 年里多数时候的样子。河边泊着作为旅游道具的羊皮筏子，兄明白，还是拉着我坐了，我们紧靠着，隔着充气的羊皮，能感觉到身下滑过的波浪。我明白，兄喜欢让激起的水花打湿他的衣衫。他说，那时，夏天，河面上漂着很多羊皮筏子，皮肤黝黑的回民筏客子，挥着长篙终日忙着载送渡河的人们。有一次，兄替大姑省了自己的渡河钱，抱着一个鼓满气的羊皮就泅过了河。奶奶家就在河北岸的十里店。离兰州城区十余里之遥的十里店，是从兰州向西、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经驿站。那里曾掩映在一大片壮阔葱茏的枣林中，细碎的枣花盛开，河风会把花香送出很远很远。兄说，中秋前后，奶奶家的小院里会堆起小山似的红枣儿。现在，枣林在哪里呢?兄在筏子上急切地张望和询问。兄不知，在兰州，几乎所有依河而生的成片的树木、庄稼已经给人让出了地盘，残存的农业在兰州城里完全隐退。那个名叫十里店的枣花飘香的驿站，现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兄的十里店已在时间里彻底沦陷。关于那个张掌柜开的大药房、关于街口那段赭黄的老城墙、关于那个一日里可以随时叫开的花圈铺子，我没有任何记忆。河水汤汤，13只苦命的羊渡我们去河的彼岸，天是个巨大的蓝斗篷，尖着嗓子的风在我们耳旁掠过，我们跟着河水游走。岸边的景向后退去，远处的景牢靠地立着，像很远的往事。我和我的兄，如同两块同一瓷器上的碎瓷，兄翻山越岭与我靠在一处，似乎是为了再次勾勒和拭摸那个瓷器过去的模样。但两块漂流的碎瓷，无法严丝合缝，我们中间隔着难以拉近的时空。
　　上了岸，兄要寻找一个早已消逝的地方：骚泥泉。骚泥泉就在目前兰州市中心偏西之处。我只在旧时的地图上见过这个地名。兄说，那时，他家就在骚泥泉那头，小时候这地方叫人梦魇，河边杂树野草密布，各路土匪聚集，每回路过，都胆颤心惊。大姑总站在路口的一棵老榆树下迎送上下学的孩子们。如今没有人知道骚泥泉，兄很焦急，见着过路的老人，拦住就问，还是没有人知道。兄走出很远，站在高处，四处张望。现在，唯一可以参照的是跨在河上的那座一百年前的黄河铁桥。兄估量着与它的距离来确定骚泥泉的位置。最后，我们站在了一个公园内，放眼望去，各色鲜花绽放，人工湖湖水澄澈，这一切覆盖了兄的荒蛮的骚泥泉。嫩绿的柳丝儿扫着兄斑白的鬓角，兄神情忧伤。这叫我想起一个老故事，一个忘记了旧日住处的魂灵无处安身，终日在一个古老的城市上空穿梭。
　　但骚泥泉是我们小时候常玩耍的地方，我们并不叫它骚泥泉，而是叫这块河边的滩地骚狐子滩，大约常有野狐出没的缘故，但除了各样水鸟，我们并未见过这类机敏的走兽。那时，这里是切实的一个河滩。冬天，我们在滩上溜冰；夏天，我们在一大坨一大坨水淖里抓小鱼小蝌蚪，让它们在大口罐头瓶里扭着身子乱窜。滩上水草披靡，一入夜，藏匿在水草中的青蛙们开始此起彼伏不知疲倦地台唱……我不能与兄讲这些轻浅得看起来幸福顽皮的记忆。兄那时已经去了遥远的东北，兄的述说里更多的是幽暗、辛酸、亲人的疏离。
　　现在，这里绿树红花，水光粼粼。之外，角角落落，都是稠密的人。人们摩肩接踵，我的分不清东西的兄，在人群里像孩子一样张惶失措。兄是否也看到，他这个陷入人群的姊妹，脸上也流露着一样的神情?太阳很烫了，兄为找不到几个小时候他家附近的老庙宇焦急万分。没有任何参照，我们在枯燥的马路上游走，到处都很相似，楼房、商铺、局促的院子。他总是找幽僻的路往里走，往里走，似乎觉得只要往里走，路就可以延伸到过去了，可总是死路，出来，再找。过去已荡然无存。兄站在一个空阔的路口，望啊望啊，他说，先前那面立在家北面的大坡，现在正在立交桥的 个大脚下面。大脚的对面，就是兄先时的家。环形的立交桥，曲径分叉，从任何方位，兄的目光都无法直直看到那里。
　　正午了，兄依日不歇息，我们爬上了河边的北山，在处能鸟瞰城市的山坡上，喘息着坐下了。大片雪白的云朵在山脚下的河面游移。山河永恒，而我坚信，尽收眼底的城市在兄的眼里已面目全非。我们看着山下，几乎不再言语。我和兄比肩而坐，神情相似，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对望过去，是被称为金城(兰州旧称)锁钥的南山。像个巨大的屏风，从南山进入依黄河蜿蜒成山间一根瘦长河底谷带的兰州城，就等于落入了一个密封的长瓮——兰州因而被称为“固若金汤”的金城。黄河铁桥像一粒纽扣，连接了南北两岸。先时，我的父母过桥相会。我的姥爷，一家十余口人在南山种麦种黍，那里曾是我儿时的乐园。春天，满山满洼开满粉嫩的杏花，我们出城，踏青赏花、和姥姥舅舅们相聚。初夏，粮食青黄不接时，几个旧的铁锅里都煮出了晶亮翌绿的麦粒儿。再接着，遍山杏子金黄。每年过年，舅舅家热非凡。饭香氤氲：笑开花的雪白的煮洋芋、带红点的船型花馍馍、多肉的烩菜……一年里最抑扬顿挫的富足。姥姥身边围满儿孙。土院里，白净的杨树枝子衬着蓝玻璃的天，眷恋人的喜鹊喜洋洋地叫着：家——家——再往后，大约十几年前起，只有每逢清明，一大家族人才能按约在姥姥姥爷的坟前聚集。舅舅们的土地出租给了别人，瓦楞上长满青草的大土屋终年闲置，和南山上众多农民样，我的擅长种植美味土豆的募舅表哥表姐们几乎全部涌进了山脚下的兰州城。
　　阳光下，河流像一条晶亮的绸带，它是时间里稳妥的依据。俯瞰黄河南岸，我终于找到了我童年时的住处：梁家巷。这个还留有氏族气息的地名，那里并未有多少梁家。兄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也终于看到了覆盖梁家巷的那一疙瘩密集的楼群，那片被冠以新名称的楼群早已涂改了“梁家巷”这个地名。我给兄讲，那里曾有个很辉煌气派的建筑，是当时兰州城的长途汽车西站，方方正正的三层高楼，镶满宽大敞亮的玻璃，最主要的是楼顶有个黑底白色指针的大方钟。每到正点，大钟便敲响悠扬的钟声，阴雨天，钟声甚至能飘到城边舅舅们劳作的半山坡上。中午12点，大钟还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之后，在12下钟声还没有敲完时，我们已跑出学校，钻进了梁家巷——一条逶迤的蛇形深巷。巷道两侧布满密集的四合小院。我们飞快跑人小巷，家家已飘出各色饭香。隔着院墙，我们辨得清每个人的声音。有一次，为练习写说明文，老师组织我们参观长途汽车站，我们拿了卷尺，想用数字说明汽车站的辉煌，但那样大的楼房，小小的卷尺尽展了身子也不够丈量一个窗户的长度。而今，楼空了很久了，长途汽车站搬到了一再膨胀开的城郊，曾经辉煌的三层楼，在高耸入云的楼群里显得局促矮小。那个老钟，时针走走停停，喑哑无声，偶尔会不小心咳嗽一两声。有天，我逡巡在太钟下，仰头看它老旧的脸，看着看着，我想起，那时候、钟声是飘荡在路边浓郁的槐树上的，槐香浮动，城市在树木间显出了些许隐隐绰绰的柔软，但有几日，这些几十年的老树，竟全被砍掉，说是要给马路边拉在空中的纠结不清的电线电缆让路。忽然间，街道、人流、喧嚷的商铺、拥挤的楼房，就那样明晃晃地亮在了太阳地里，刺得眼里渗出了眼泪。
　　兄说，城市真是奇怪，时间越来越老，但模样越来越新，城市里的人，很像一种日夜不息的昆虫，一边奔碌，一边焦虑地抹去来时的足印，城市其实就是看不见时间的地方。
　　兰州城在变大，周边的农村在缩小。我乡下的亲戚涌下了山，成了崭新的城里人。而拥塞蜗居在城里的兰州人有了一种默契的嗜好——爬山。每天清晨，南北两山，爬山的人们浩浩荡荡，人们在高处，用鸟儿的眼睛去看那个盆底里密不透风的小城，再把目光伸向高远的地方。我还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在河边的趸船上，在波浪起伏之间，在假象的游览中，想象河水正载着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风起了，听远远近近满河谷的涛声，最好至深夜，城市隐去，只和这条远古而来的大河相伴。
　　兄的目光久久停在曾经枣林葱郁的十里店。我说：奶奶殓进棺材时，我把她的枣木老拐棍放在了她手边。我想说什么?我不知道，奶奶在另一个世界，是不是还是一个裹脚的妇人?我也不知，我的奶奶在另一个世界能否认出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十里店?
　　兰州城尽收眼底，我和兄沉默不语。太阳把山下照得明亮醒目，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街道车流，在干烈的阳光里冷冷地烫着，道具似的，有一种满腹沧桑的安静。